香港貨車司機、陝西農村阿姨做清潔工　疫情下打工人齊聚深圳商場

編按：日前微信公眾號「張小滿」的故事《我的母親在深圳商場做保潔》獲得許多轉載，文中提到，2020年是一個意外之年。很多人不是主動來做保潔（清潔），而是被動捲入進來，把清潔工作當做人生的一個過渡期。她在文中紀錄母親保潔員的日常工作，得到許多網民盛讚「辛勤打工人的生活值得敬佩」。

《香港01》獲授權轉載，節錄部分內容，文中部分「保潔員」一詞，以「清潔工」替代。原文連結在此。

深圳是一個狹長的多中心城市，從不缺購物的地方。我們租住的房子在福田區中心區，以我的日常經驗觀察，每隔兩公里便會有一座購物商場。在這裡生活的人，幾乎都會把「搞錢」作為待在這兒的重要目標之一。年輕人如是，年老的人亦如是。

母親工作的商場在香蜜湖，豪宅聚集的地方。這個商場附近是超過十萬一平的公寓樓、市值萬億、最賺錢的銀行和難進的國際幼稚園及中學。這讓我想到《寄生蟲》（港譯：《上流寄生族》）裡的場景，在人來人往的繁華商場，幾乎沒有人會去關注這些五六十歲的清潔人員是怎麼在這個超級城市生活的。

也沒有人會在乎我的母親，這個從陝西農村來的52歲阿姨為什麼會在這裡做清潔工？她是誰的母親？她為什麼而來？——除了她的家人。

母親負責的清潔區域是商場負一樓電梯、地板以及扶梯。這是整個商場最難打掃的地方。這裡聚集了眾多餐飲類店鋪，還連著地下鐵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飯時間，人流量巨大。

就清潔工的微妙心理來說，她們希望商場裡人越少越好。這樣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多腳印，手印要去擦拭；也不會有那麼多奶茶杯，髒紙巾、頭髮、廣告紙、口罩需要撿拾。

然而，對商場來說，顧客是上帝，只要不是發生疫情封控，它就敞開大門，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清潔工們需要保證，每一個顧客走進商場看到的都是乾淨的一切，這是引起購買的前提。她們幾乎不能停下來——這也是管理處採取兩班制的緣由——早七點至下午三點，下午三點至晚上十一點——有的清潔工會選擇連上兩個班，一天工作16個小時。母親選的是白班，她上到下午三點就可以下班了。

深圳商場清潔工的日常

每天早上，母親六點半起床，收拾完下樓，出社區，走一段馬路，過紅綠燈，掃健康碼，跟保安打招呼，坐貨梯，到商場負一層管理處，這時大概六點五十。錄入指紋打完卡，主管會給他們開一個簡單的早會，分配一天的活。然後母親就要立即開始工作了。

母親最集中工作的時間在上午十點以前。十點，是商場開門的時間，母親和她的同事們必須確保給顧客呈現一個乾淨得發光的商場。主管對清潔工的要求更嚴格，不能在眼見的範圍內有一絲可以看到的污漬。母親先花一個多小時拖地板，然後用半小時擦電梯，給電梯消毒。這中間，她去地下車庫的水龍頭前洗兩次拖把。

擦欄杆是所有流程裡最簡單的活，被母親放在了最後，這是她做事的邏輯，把最難的最先做完。十點半，有半個小時休息時間，一些清潔工沒來得及吃早飯，便會抓緊時間吃點東西。

同時這也是午餐時間，上白班的清潔工是沒有中午休息時間的，唯一的便是這半小時的吃飯時間。為了方便，母親頭天晚上就會準備好自己的飯食，放在帆布包裡，到吃飯時間拿來在微波爐熱好。十幾個清潔工只有一個微波爐，誰先熱到飯要靠搶。

吃完飯之後，母親所有工作內容便是拿著清潔包在負一層來回轉悠。遇上有污漬的地方，用毛巾擦乾淨，一圈又一圈。到下午三點下班前，這五個小時的工作顯得很無聊，對母親來說，這也是異常難熬的時光。

長時間來回走動對她來說不僅無趣，也會影響她的腿。但是在當初入職的時候，她為了得到這份工作，向經理隱瞞了自己腿曾經患過滑膜炎的事實。她也不能隨意跟商場裡的其他人說話，被主管看到了會被批評不務正業，某種程度上，這壓抑了她愛表達的天分——她必須時刻在場，況且，商場裡到處是監控。

按照清潔公司對清潔工的規定，清潔工在工作的8小時時間內，不能停下來休息，商場公共區域裡也沒有可以坐下來休息的凳子。母親只能趁監管不在的時候，溜去女洗手間進門處的長凳上休息幾分鐘。

下午的時間太漫長，有一些清潔工會趁監管不注意，利用這些時間來撿垃圾賣（主要是紙盒），獲得一些額外收入（被管理處發現了會被開除）。母親心裡癢癢，但她無法行動。因為她的腿不能支撐她到處奔波。每當談起這些，她總是恨自己沒用，恨自己為什麼老了老了腿不中用了。我告訴她，你能堅持把這份工作做下來已經很不錯，人不是總要跟人比，掙跟別人一樣多錢。

後來，一個阿姨因為撿紙皮被主管發現，果然在大群裡通報開除了。母親也就沒再提過想去撿紙皮賣錢的話，雖然她還是很羡慕社區附近那對專門撿紙皮的夫妻，他們有自己的三輪車，自己的庫房，一個月可以賺幾萬，在深圳給兒子買了房。

我說，媽媽呀，你忘了他們比你年輕，比你來深圳早十多年，比你有更多的「關係」。母親認識的人多了，就逐漸發現，原來在她年輕的時候，深圳是一座希望之城，是一座只要來了就有可能發財的城市。如果她那時候打工，有人能帶她來深圳，而不是去工地，去礦山，去農場……她的命運或許會不一樣吧。現在是她的女兒帶著她來這裡，雖然心裡還想著努力賺錢，但身體已經跟不上了。

母親常開玩笑說，要是年輕的時候能在深圳買塊地，她的子女們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親愛的母親，她的想法是如此的天真又實際。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們回憶起關於人生的重大選擇，都會帶著一種哀傷又調侃的情緒提到，如果那時候，我把我的錢都用來在深圳買房就好了。可是人生哪有那麼多如果呢。我的母親也只能認命。

和商場裡同是做清潔的同齡人熟悉之後，母親發現，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是靠著超市賣剩的麵包水果度日。有時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飯也會被這清潔工撿來當做第二天的主食。有一個患有糖尿病的大叔，每天的三餐就是將這些撿來的，凍在冰櫃裡的白米飯拌上老乾媽，用開水化開了吃。

有很多清潔工為了掙多一點錢，會選擇連上兩個班，從早上七點開始上班，直到晚上十一點下班，16個小時，一個月5000塊。像母親這樣只上8個小時的是極少數。上16個小時班，就意味著沒什麼休息時間，常常有清潔工在商場的角落裡靠著牆就睡著了，開著會就睡著了，他們盡可能找時間想辦法休息，比如頻繁地去廁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監管發現，會被在群裡通報批評。

這些清潔工裡，有一部分是因為兒女在深圳工作，跟隨兒女，比如我母親。有一些是為了擺脫無意義的婚姻，有些是為了給兒子掙錢娶媳婦，更多是跟我母親一樣，給自己攢點養老錢，同時給自己找點事幹。

還有人是為了活下來。一位62歲的大叔被老鄉帶到這家商場前，曾在北京掃過五年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凍得手臉皸裂，痛得不行，一個月也只有三千多塊。他來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

深圳清潔工的關係網絡

清潔工也會形成自己的共同體，他們不僅會互相介紹活幹。有時候也帶著鄉土社會特有的「關係」色彩。

母親工作的商場，有一個大型高端超市，她在這裡認識了那個負責處理過期蔬菜水果的江西清潔工大叔。這個超市算得上是香蜜湖富人區的專用超市了，是一棵包菜可以賣到三十塊的超市。

超市里的蔬菜、鮮肉很少打折，以原產地和新鮮為招牌，保質期僅一天，吸引周邊的人購買。賣不完的即將過期的蔬菜水果會在晚上十一點左右被江西大叔一車拉到停車場附近，他會從垃圾車裡挑出還可以吃的蔬菜，分給在商場裡打掃衛生的其他老年清潔工。有些過期的肉他會拿來低價賣，這是很有風險的行為。

母親還在商場裡認識了做拋光的劉師傅。每天早上八點多，當母親拖地板到男廁所附近時，她就會看到劉師傅，這往往是劉師傅準備起床的時候。劉師傅是一個外包臨時工，拋光的活三四個小時就幹完了，那時天還未亮，他乾脆就隨身攜帶一個小折疊床，住在負一層的男廁所裡。監工來驗收完了，他就立馬起身收拾，把床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

租房太貴了，劉師傅告訴母親，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之前自己沒有帶床的時候，他曾經偷偷在「金爸爸」餐館的沙發上住過幾晚。後來被發現了，管事的說，再「住」的話就會被罰一千塊。害怕被罰錢，劉大哥買了便攜床，搬「家」進了男廁所。母親認識他的時候，劉師傅已經在這家商場做拋光半年了。

劉師傅不到四十歲，是個東北人，總是樂呵呵的。他有一兒一女，都在東北，老婆留在老家帶孩子，幾乎是他一個人養著全家。除了母親所在的這家商場，他還兼了附近另外一個商場地板的拋光工作，每天上午八九點這邊的商場驗收完，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在附近社區樓下買一根玉米一個包子做早餐。吃完馬上就趕往下一處，晚上再趕過來，兩點一線——時間就是金錢——他充分利用每一分鐘。

好在，付出也是有回報的。雖然沒有社保等其他保障，每個月劉師傅也還是能拿到萬把塊，維持一個家運轉是可行的。在老家打工無法實現這個看起來簡單的目標，因為疫情，東北的工作很難找。一個簡單的背包，裡面裝著他工作用的拋光劑等工具，一張便攜床，一個水壺，就是劉師傅落腳這座城市的證據。

與以往不同，2020年是一個意外之年。很多人不是主動來做保潔，而是被動捲入進來，把清潔工作當做人生的一個過渡期。

這一年，商場清潔工裡的臨時工尤其多。很多暫時找不到工作的人把清潔工作為一個新路子。一位來自湖南的男人，家裡的養雞場因為疫情倒閉了，他想著先來做幾個月，形勢好點了再把養雞場重新開起來，但沒想到一做就做了半年，到母親離職時他還在；一位元負責清潔商場週邊地板的大叔，疫情之前，他在香港開貨車，香港封關後，他在深圳回不去了，就一直在商場做日結臨時工（220一天）。後來商場不招日結了，他無法接受長期工的低工資，就離開了，母親就再也沒見過他，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回香港。

這就意味著，清潔工這個職業的穩定性很差。

入職的時候，母親的入職合同裡寫，一個月有四天休息時間。但現實中，母親總是請不到假，經理總是以各種理由拒絕。比如，你看別人都沒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給你假……性格不夠強硬的話，在這個群體裡面會吃虧，最髒最累的活會被分配給最不會表達自己訴求的人。她們更不會利用法律相關手段維護權益。

在沒有制度保護，工資低，住宿條件極差，紀律又嚴苛，又沒有假期的情況下，大部分清潔工都會受不了，幹幾個月就會離開。當然，離開的大多是比母親年輕的。因為人員流動性大，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如果在崗的清潔工能介紹一位新清潔工入職，並且能幹滿兩個，月會有一百元的獎勵，即使如此，依舊招不來長期工。

商場的經理也經常換，母親才進去沒幾天，招他的經理就辭職了。

深圳清潔工與「外用包工」

清潔工的隊伍裡沒有年輕人，並且永遠缺人，最終只有來自農村且年齡偏大的人能留下來做長期工。整個下半年，這家商超的清潔工人手都不夠。一開始，人手不夠的時候，管理處還會從外面找臨時工，有一些是從「三和」來（一個臨時工需要付給勞務仲介20元仲介費），一天220元。這招致了全日制清潔工的不滿，要求漲工資。後來，商場效益看起來也不怎麼好，管理處就乾脆不找臨時工了，全日制清潔工的活就變得越來越多，一個人頂幾個崗位。

外包用工的模式幾乎可以應用到深圳的每一個大型商超，每一個「美麗」的公園，每一棟高檔的寫字樓。深圳幾乎所有的清潔和綠化都是一群來自全國各地50至60歲左右的老年人。

他們來自廣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陝西……如果你有心留意，會發現，是如此巨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視的一個群體——他們大部分是農民（當然也有特例，母親後來認識了一個在深圳有幾套房的阿姨也跟她一起做，這個後面專門來寫）——但絕大部分還是像我母親這樣的群體，在維持一座超級城市的「乾淨」——兩年後的一天，我讀到了《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

書裡說，社會中似乎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的工作越是明顯地對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勞就越低——我立馬就想到了我母親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清潔工群體——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深圳沒有人來打掃衛生，處理那些遺棄的垃圾，會怎樣？往更細處想，你所在公司的廁所，連著兩天沒有人來打掃，你如何忍受？

母親住在我租的房子裡，小小的兩室一廳，一個月的房租加水電費得六千多塊。母親給老家親戚打電話，尤其是我還在她旁邊的時候，她總是很大聲地跟親戚表達，她很幸運，要不是女兒在這裡，她都沒有機會來看這座城市，來做這份「輕鬆」的工作。

母親發揮了她吃苦耐勞的品質，堅持做到了2020年底。直到2021年春節臨近，母親才辭去工作，休養身體。她很開心，她達到了她的掙錢目標，每次工資到賬的那一天，都要讓我查查數目有沒有錯。她還在深圳發現了很多新事物。

第二年春天，她在電話裡拒絕了商場經理讓她再去工作的邀約。她在政府大樓裡找到了新工作——仍舊是做清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