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在俄國當記者是自殺」　調查記者拆解為何這裏盛產黑客

傳媒是社會的第四權，報道社會的不公義，並監察當權者，不過不是每個地方的傳媒都能夠徹底行使這種權力。俄羅斯網絡安全專家、調查記者索爾達托夫（Andrei Soldatov）接受《香港01》訪問時坦言，在俄羅斯做記者有很多制肘，他亦曾面對來自政府方面的壓力，但卻沒有離開俄羅斯，反而選擇在有限的空間找出罅隙去做調查報道，因為認為「總有可以做的事情」。

2006年10月7日，俄羅斯人權報道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在家門前被殺。她生前發表不少報道批評總統普京，又致力將車臣衝突如實報道，最後慘遭毒手。殺害她的5名兇手2014年被判監，但莫斯科法院法官表明這些人只是由不知名人士僱用的殺手，意指打壓俄羅斯傳媒的幕後黑手仍逍遙法外；更令人氣餒的是，事件發生至今逾10年來，同樣的暴力事件不斷上演。

如反貪腐記者別克托夫（Mikhail Beketov），是俄羅斯媒體Khimkinskaya Pravda的總編輯，報道過不少關於地方政府貪污及濫權的新聞，一直以來受到種種威脅，包括飼養的狗被殺，座駕發生爆炸等等。2008年11月他在家附近遭11人毆打，導致三根手指及右腿斷掉，頭顱受重創，一直沒有復原，直至2014年死亡。別克托夫好友、俄羅斯另一獨立報章的編輯尤羅夫（Vladimir Yurov）說：「在俄羅斯做記者是自殺，說出真相就是自殺。」

在俄羅斯做記者是自殺，說出真相就是自殺。

索爾達托夫在前蘇聯時代，還只是個孩子，但已明白新聞及媒體受到一些規例限制。他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大學畢業後，便從事傳媒工作，至今已有二十年，經歷了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執政及普京執政的年代，對政府限制媒體的情況就更加身同感受。

「傳媒的工作就是對政府保持批判。」在俄羅斯，支持政府的媒體通常就是替政府宣傳，然而像索爾達托夫這樣，以批判政府為主的調查記者來說，工作就沒有那麼簡單。「我的經驗是，嘗試找出罅隙、空間，去做調查。問題是我們嘗試避過審查及規範，規則仍然每天改變，一天你看到這個媒體關閉了，另一天又看到另一間有同樣命運，所以我常常換工作。」

受訪者不願公開身份　不願與記者對話

索爾達托夫專注調查的是網絡安全議題，這在世界各國也是一個敏感題目，更莫說是俄羅斯。他在2000年與另一傳媒人博羅金（Irina Borogan）創立網站Agentura.Ru，專責報道情報機關及恐怖主義等等的新聞；他與博羅金合著《The Red Web: The Struggle Between Russia’s Digital Dictators and the New Online Revolutionaries》，講述俄羅斯政府如何監控互聯網。

17年來，索爾達托夫見證環境轉變。「最初還可以公開身份、公開談論關於網絡安全的議題......不止是引述消息報道，更是可以公開名字報道，始終你不能全靠匿名消息去報道，這不專業。不幸的是今時今日，大家都很害怕，他們不想與傳媒人對談，他不知為什麼還要與記者對話。」

前蘇聯工程人員加入IT業　強調保密

美國的「通俄門」調查，令外界從新關注俄羅斯在網絡方面的發展及背後的企圖。注專網絡安全議題17年，索爾達托夫在這方面已是專家，近期不時獲邀分析有關問題。他分析俄羅斯網絡安全行業：「在前蘇聯年代，我們就已有全球最多的工程人員；這些工程人員擁有技術，之後又在俄羅斯建立資訊科技公司。這些工程人員在前蘇聯時代受訓，只有一個核心目標，就是為軍方建設服務。若你是為了軍方或國防等而受訓，你會接受特別方面訓練，你會相信保密......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資訊科技業界如此特別。」

他認為，俄羅斯政府在控制國內互聯網方面不是太成功，水平遠比不上中國；但對外的行動則可追溯至1999年至2000年的與車臣戰事中，俄羅斯政府不斷攻擊車臣分離份子的網站，最終成功。

由控制記者　轉為控制編輯

記者採訪後，更重要是將獲得的資訊公開，才能做到監察政府，或警惕大眾。在這方面來說，索爾達托夫認為，在俄羅斯傳媒工作非常困難，不過也要看區域。「在莫斯科仍然有不同的媒體或者網上媒體計劃可以讓記者選擇，即使是一些較敏感的題目，記者仍然可以做一些調查報道。不過對於整個行業來說，可以將調查所得公開的渠道很少，記者必須要很小心。」

索爾達托夫說，政府在2000年代中的政策，是直接監控記者本人；但近年政府改變政策，轉為嘗試控制編輯，由編輯監控記者。「如果你的報道被編輯叫停了，你不能說是因為政府。」

你加入傳媒就想做大事，是你的志向。

轉折公開報道　瘋狂也是辦法

索爾達托夫坦言自己也面對過來自政府的壓力，即使是在這樣不利記者的工作環境下，他也繼續堅持。「今時今日，受惠於互聯網，我們有更多選擇。例如我有一個報道，在俄羅斯是太敏感了，我可以在外國公開。」他以自己出書的經驗為例：「我們的書以英文在美國出版，之後才翻譯成俄文，當然要這樣去接受讀者是瘋狂的方法，但這也是一種方法。」

他認為在這種受限的環境下，仍然有可以達到的目標。「我很多年前就開始探討這個議題，到現在也覺得個好選擇。你加入傳媒就想做大事，是你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