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衝突︱「第三次大起義」背後：兩國方案已死　一國成為現實

10月7日，哈馬斯（Hamas）發起「阿克薩洪水行動」（Operation al-Aqsa Flood），佔領多處猶太定居點、擄走平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隨後宣布與哈馬斯開戰，是1973年贖罪日戰爭後，以巴首次進入戰爭狀態。

從以色列的視角來看，哈馬斯的閃擊出人意料，輿論因此質疑以色列的情報系統失靈，諸如「以色列911」、「以色列珍珠港」的討論更是鋪天蓋地；但從巴勒斯坦反抗運動的視角出發，這次襲擊是「對以色列壓迫的反擊」，哈馬斯雖只是反抗勢力的一支，不能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卻毫無疑問是以巴衝突的重要行為者。因此，這起事件除了「阿克薩洪水行動」的代號，也被稱作「第三次大起義」（Third Intifada），是繼1987年第一次大起義、2000年第二次大起義後的新鬥爭。

但儘管事件本身出乎意料，國際的反應卻不令人意外：美國、伊朗各自對以色列與哈馬斯表示了支持，包括沙特在內的阿拉伯國家口頭「支持」了巴勒斯坦，同時出於對哈馬斯的長年厭惡，譴責了「傷害平民的行為」。再看非中東地區的多數國家，立場偏向美國的表示「以色列有權自衛」、「與以色列站在一起」；相對同情巴勒斯坦的，便與聯合國一起呼籲「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

只是諷刺的是，哈馬斯本身曾是「兩國方案」的強烈反對者，這次事件的爆發更是暴露殘酷真相：流於空談多年後，「兩國方案」已經死亡，「一國統治」則是無可否認的現實。

「兩國方案」為什麼曾經可能

回顧「兩國方案」的雛形，最早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聯合國分治計劃：佔人口三分之一的猶太人獲得55%的巴勒斯坦領土，以容納未來移民，佔人口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則獲得45%領土。可想而知，這一分配被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所接受，但被阿拉伯領導人拒絕，戰爭隨後爆發。

這次衝突導致70萬阿拉伯居民逃出巴勒斯坦，以色列則進一步侵吞土地，1949年以色列、埃及、黎巴嫩、約旦和敘利亞簽署停戰協議時，以色列已經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區78%的領土。此後阿拉伯世界持續呼籲「解放巴勒斯坦」，否定以色列的建國合法性，但經歷多次戰敗、全球左翼衰退、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退潮、毛主義武裝轉向聖戰士的時代變化後，巴勒斯坦議題聲勢不再，不僅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力道下降，全球的關注度也持續下滑。

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領導層的立場在1970年代末轉向，接受了與以色列並肩立國的想法，願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僅存領土上建立國家。而這一歷史性妥協，意味著巴方領導人淡化了鬥爭的「反殖解放」色彩，從堅持意識形態走向合乎國際共識的無奈務實。簡單來說，巴勒斯坦的勢弱與退讓，便是「兩國方案」之所以可能的時空背景。

因此可以觀察到，自1970年代起，圍繞「兩國方案」的外交進程與國際努力日漸清晰，其規劃主要是以1967年雙方邊界、聯合國安理會第242號決議為基礎，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國比鄰而處。這一規劃自1970年代中期起，便在聯合國大會上連年獲得壓倒性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簡稱巴解）也從原本的強烈抨擊，轉為「願意在臨時基礎上接受兩國方案」。

但以色列的立場與各方並不同調。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面臨了抉擇：放棄大以色列（Eretz Yisrael）的夢想，從約旦河西岸撤軍，或是在戰勝的既成事實上，遂行無限期的佔領與吞併。而從後續發展來看，以色列明顯選擇了後者，接著陸續吞併東耶路撒冷、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以及其他的巴勒斯坦領土，並對兩國方案相關談判冷漠以對。

1987年巴勒斯坦發動第一次大起義，以色列似乎受到刺激，終於願意坐上談判桌。與此同時，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面臨了政治上的內外挑戰：對內，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等路線激進、宗教色彩強烈的新勢力崛起，這些勢力反對「兩國方案」，唯一支持推翻以色列，開始不服以阿拉法特為首的世俗「溫和」勢力；對外，阿拉法特在1990年的海灣戰爭中貿然支持伊拉克的薩達姆（Saddam Hussein），結果觸怒了美國與科威特、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所獲金援大幅減少。因此不論對內對外，阿拉法特都需要一個表現機會，既鞏固自己在巴勒斯坦的領導威信，也緩和與西方的緊張關係，而這便是1993年《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的誕生背景。

從和平進程的角度來看，這一協議是以巴對「兩國方案」的嘗試；從阿拉法特的立場出發，這一協議確立了巴解與自己對內對外的「巴勒斯坦代表」地位；從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的視角來看，這是工黨等以色列左翼安全觀的落實機會，也就是以「土地換和平」。總體來說，《奧斯陸協議》有以下幾個成果：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成立，西岸和加沙地帶部分地區進行有限自治；國際社會承認巴解是以色列在以巴談判上的合作夥伴，以色列也與巴解相互承認；以巴雙方開始針對「兩國方案」下的以巴邊界、以色列定居點、耶路撒冷地位、以色列維安權與巴勒斯坦自治權共存、巴勒斯坦難民的返回權展開談判。

然而，《奧斯陸協議》沒能取得以巴民意的壓倒性支持，哈馬斯等組織痛批阿拉法特出賣民族尊嚴，拉賓則被指責放棄了「應許之地」，並在1995年被以色列極右份子暗殺。結果以色列沒能依照協議完整執行撤軍，哈馬斯等激進組織也未停下對以色列的恐怖攻擊，最後連阿拉法特都為與哈馬斯競爭影響力，而縱容法塔赫（Fatah）的武裝組織阿克薩烈士旅（al-Aqsa Martyrs' Brigades）襲擊平民。結果《奧斯陸協議》簽署7年後，第二次大起義爆發，「兩國方案」的嘗試宣告失敗。

「兩國方案」為什麼死亡

在此之後，「兩國方案」的前景愈發黯淡。

首先，以色列政治左翼衰微後，右翼重回執政，其與哈馬斯的衝突自2000年起愈趨強烈，而以方的策略基本上可以總結為「鐵牆」（Iron Wall）政策，也就是展示以色列有能力壓制任何攻擊，同時積極與阿拉伯國家開展互動，讓各方習慣「鐵牆」的存在。而哈馬斯等激進組織的攻擊恰好給了以色列形塑「新大屠殺」敘事的機會，政府借此提醒民眾「非猶太人不可信」，並暗示巴勒斯坦人是猶太人的「永久威脅」，再加上軍事打擊的成功，以色列右翼不斷墊高了對領土、安全和承認猶太復國主義合法性的要求。而其最終結果，就是讓「談判」成為以色列輿論中的負面詞彙，讓「兩國方案」的民意市場嚴重流失。

接著，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加速了「兩國方案」的崩潰。出於在中東培植代理人的戰略需求、國內親以遊說團體勢力強大等因素，即便以色列自1967年起便以定居點持續蠶食巴勒斯坦領土，美國都未讓以色列停下併吞，也沒能迫使以色列為和平做出必要的犧牲。久而久之，以色列也開始相信，自己能在不影響美國支持的情況下採取任何政策，右翼的定居點立場愈發強硬，支持群也在擴大，而溫和派雖持續警告，過激政策可能影響美以關係，卻因現實不是如此發展，而漸漸失去了影響力。

如果第二次大起義只是象徵「兩國方案」的挫敗，那麼上述兩重脈絡形塑的當今現實，便是「兩國方案」的實質死亡。

如今，「定居者運動」在以色列政治中具有可觀影響力，任何政府要讓近70萬定居者從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撤離，都必須付出極高的政治代價，這也就意味著重回1967年邊界的難度極高，2018年通過的《民族國家法》，更是邁出了在法律上吞併西岸的步伐，意圖追認非法定居點的合法性。簡單來說，定居點的擴張已經積重難返，撤離約旦河西岸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再來，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血仇導致了以巴雙方和平陣營的崩潰，以色列右翼成為主流，內塔尼亞胡即便貪腐醜聞纏身都能重返政壇；巴解的領導威信則持續下降，民眾視國際承認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為「以色列維穩機器」，路線激進的哈馬斯則收穫大量支持，導致談判進程失去了影響力。

而在這一過程中，由以色列「一國統治」的現實也逐漸鞏固。截至2023年，約旦河西岸的土地面積有9.3%為定居點、20%為軍事禁區、20%被以色列宣布為「國家土地」、9.4%位於隔離牆與1967年的邊界間，總共有約60%的地區處於以色列控制下，導致近300萬名巴勒斯坦人生活在A區與B區（佔約旦河西岸面積的40%）中支離破碎的「島嶼」上；加沙地帶雖自2007年起被哈馬斯佔據，卻也同時被以色列嚴格封鎖，且哈馬斯無法控制加沙地帶的海岸線、領空與邊界，讓230萬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缺乏水、電、藥品的擁擠環境裡。

因此從政治現實的角度來看，在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的巴勒斯坦地區，其實只存在一個國家，名字叫做以色列，只不過這個國家實行種族隔離，一部分人群擁有形同特權的公民權，一部分人則被剝奪基本人權，但在後面這群人中，又存在不受控制的武裝「準國家」實體，並且受到伊朗的軍事支持。

而哈馬斯發動的「第三次大起義」，固然無法解決「兩國方案」已死的現實，甚至可能讓情況更糟，但國際這些年只會空談「兩國方案」，即便「兩國方案」死亡的事實已如此明顯，各方仍抱著陳年口號不肯求變，同樣讓情況走到了今日境地。而真正對衝突雙方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對於困局的解決毫無誠意：美國極盡虛偽，一面縱容以色列擴大定居點、一面表示自己支持「兩國方案」，既要政治正確、又要政治利益；伊朗也不遑多讓，表面上高舉「支持巴勒斯坦」的大義旗幟，不斷協助哈馬斯武裝，其實用意就與當初培植黎巴嫩真主黨所差無幾，目的是為伊朗在中東的地緣利益服務，擴大在各衝突熱點的影響力，形成伊朗滲透的既成事實，而非解決衝突。

最終，在大國政治的棋盤上，各方面對巴勒斯坦議題只見政治、地緣、軍事利益，而無務實解決的誠意，也就導致了衝突的持續難止。從「兩國方案」到一國現實，以巴雙方已走過半個世紀，而在下一個50年，如果國際局勢仍是如此，巴勒斯坦人要爭取的，或許就不是建國這般遙遠的幻夢，而是最基本的生存權與人身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