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極限打壓　中美關係進入新階段｜專家有話說

中美關係中的核心難點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價值觀和政策上的分歧。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郭良平

中美關係中的核心難點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價值觀和政策上的分歧。這些催生了所謂的「系統性競爭」。制度競爭不是絕對的。事實證明雙方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都有問題，都不足以贏得全球，都須改革。

中美正在進入探索全雙邊關係新基礎的階段。六年的極限打壓，美國基本搞清了可能性的邊界在哪兒，中國也大致明白了新的國際環境，以及它在其中的地位和可以扮演的角色。尋找一個比較穩定持久的新型關係的基礎，對雙方都有利。

第一、第二強經濟，第二、第三大人口，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第一、第二軍事強國，都擁有齊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都是航太大國，又都有龐大市場的吸引力。這些條件決定了兩者不僅都無法讓對方消失，連削弱對方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全面脫鉤也幾乎不可能。

與此同時，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一直就在旁邊，二者隨時都可以選擇進入，從而改善雙邊關係。如果世界的多極化趨勢不斷強化，在一個多極世界中爭當老大，就沒有太大的意義。況且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跡象顯示中國有全球野心。

2013年的中國同2023年的中國相比，沒有大的改變，但兩個時間點上的中美關係不可同日而語。這說明推動雙邊關係變化的，主要是認知態度，而非利害關係。美國對中國的禁運、打壓、脫鉤、圍堵等，主要出於戾氣和對未來的防患於未然；但它對未來的中國是什麼樣，並沒有完全的把握，憑的是想當然。

極限測試期近尾聲

從特朗普總統起，美國的極限打壓常常表現得失態。許多尋常的經貿關係突然被政治化，互利雙贏變為零和，合作共存變為你死我活——至少在情感上是如此。作為兩個核大國，這樣的關係顯然無法持久，因為不僅相互毀滅不可取，它們在許多國際事物上還不得不合作。這個「極限打壓」有多少是情緒，有多少是算計促成的呢？恐怕前者居多（起碼在初期），因為它的效果並不好，往往適得其反，如晶片禁令的華為效應。

美國經濟強勢恢復，中國經濟情況非常糟糕，而且前景不明。這使美國有條件、有理由繼續無情打壓一段時間，直到中國的情況穩定下來，前景明朗起來。在全球化時代建立起來的中國與世界各經濟體錯綜複雜的聯繫，也使得打壓中國經濟有一定限度，因為這會拖累世界經濟。中國龐大的海軍艦艇和岸基武器的佈局，讓9月14日美、加、韓三國的黃海軍演倉促收場。美國恐怕意識到，在又一個領域以往習以為常的做法行不通了。華為以Mate 60 Pro為開端的一系列新產品打的漂亮反擊，更是改變了一大片戰略競爭空間中的遊戲規則和收益結構。類似情況還會不斷出現，促使極限測試期終結，雙方都有積極性來尋求雙邊關係較為穩定的模式。

調整已經開始

特朗普在極限打壓開始時可謂不計成本，被中方形容為「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這個階段的主導力量更多是情緒：對美國可能衰落的噩夢，對共產國家的恨，對中國崛起的怕，對世界秩序被改變的擔憂。情緒主導的政策一般持續不了多久就會有反思，逐漸恢復對打壓的成本和穩定、合作的收益的對比計算。

拜登政府上台後，對華政策的理性上升。它將對華政策分為三個區間：對抗、競爭、合作；大戰略不是直接對抗，而是通過改變中國的戰略環境來間接影響中國的行為。

它做出了對中國來說非常悅耳的保證：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來反對中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奉行長期一貫的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樂意看到中國成功等。但中國認為拜登政府言行不一，要「聽其言，觀其行」，因為在美國的實際政策中，競爭顯然是主調，幾乎定義了全部中美關係。但這一套許諾仍然不失為兩國關係可能的基礎之一。如果試探性的極限打壓不奏效，不得不朝這些原則回歸的話，這些原則就獲得了生命力，能夠在穩定兩國關係上發揮重要作用。

何為「系統性競爭」？

今年以來美國政要頻頻訪華，事前秘而不宣的高層會談也不時舉行，如9月16日至17日中國外長王毅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馬爾他會談；美國防長屢屢要求會見中國防長；美國提出為雙方的競爭裝上「護欄」以防失控等，這些都反映出雙方均認識到離不開對方，以及大國交惡的危險性。正是從這些會談和接觸中，新的中美關係的基礎正慢慢出現。

中美關係中的核心難點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價值觀和政策上的分歧。這些催生了所謂的「系統性競爭」——兩國之間多方面的、持久的競爭，範圍超出具體問題，涵蓋兩國關係的各個方面：意識形態差異、經濟競爭、軍事和戰略的對沖、技術競賽、地緣政治影響、資訊戰、輿論戰等，影響着國際秩序和安全動態。歐盟亦步亦趨，發表戰略展望檔也將中國列為「系統性競爭對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展示「看齊意識」，反映的是認知態度而不是利益關係的變化。

制度競爭不是絕對的。事實證明雙方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都有問題，都不足以贏得全球，都須改革。而且雙方的大目標基本一致：增長、氣候、安全、穩定、創新、就業等等。這些大大降低了意識形態的不調和性，使衝突達不到冷戰時期的烈度。在意識形態上，自由主義更具吸引力，但這主要是在價值觀上。它在理論和制度上的優勢並不大。中共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國家層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會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公民個人層面）」。這些同自由主義價值觀並不衝突，只是多了幾項自由主義本也應該有的價值。迄今，中國制度的吸引力遠比不上西方民主制度，儘管前者的績效往往比後者好。但後者同它的價值觀大體一致，而中國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常常同它提倡的價值觀衝突，給人以說一套，做一套的感覺。許多不足和問題屬於成長過程，可望逐步自然消失。

但有的同官方意識形態相聯繫，有了理論根據就比較難改——必須有足夠的理論創新。

中國沒有如期望的那樣西化，只能怪期望不實際，而不能作為打壓中國的理由。現在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很不同，應該能夠找到不同的相處之道。中國在領土上並沒有新的聲索，都是些老問題，多數可以追溯到中共執政之前。美國聲稱不謀求改變中國，但中國自己須主動改變，通過深化改革開放使自己變得讓世界各國更容易理解、接受和認可；通過高標準來獲得軟實力。這才是獲得持久和平、合作的可靠基礎，比發展軍力要有效、持久和全面得多。

平衡點或舒服區？

情緒、好惡、態度、雄性激素，以及過於模糊或伸縮範圍過大的概念，在中美關係惡化中起了很大作用。國家安全、利益，系統性競爭、威脅、專制、民主、自由等概念模糊，常常被政客用來達到許多其他目的。它們的伸縮度都很大，造成中美關係的伸縮性也很大。縮小這些概念使它們明晰化，就可以得到共識和相對穩定的雙邊關係。放大它們就會導致遍地陰謀，到處都是威脅，敵對勢力滿天飛，以及枕戈待旦、滅此朝食的心態。

美國及其盟國的強硬對華政策也有好的一面：有助於中國更好地融入國際社會。中國是一個文明大國，自行其是很自然，但往往招致意外反彈：它尚不太明白他國對它的期待，什麼能做，什麼最好不做，須要多高的標準等。經過這番較量，它應該更能夠理解不同文明國家的想法和推理邏輯。這樣，中國應該變得更容易與民主國家相處，反之亦然，即所謂不打不相識。更重要的是，兩國在較量中應該力圖達成國際分工的默契。中國在沒有能力管理世界之前，沒有必要在各方面都與美國爭鋒，退一步海闊天空，還能繼續搭便車。

這個過程中的破壞性因素，一是身份政治，一是美國國會。前者把對方當作自己給它貼上的標籤來對付，而不是針對其真身。區分他我，妖魔化他而美化我，這是人性的陷阱，人們掉進去後也不自覺，理直氣壯地將事情搞得一團糟。美國國會還會不斷阻撓雙邊關係的改善；議員節外生枝，用地方利益、視角和基督教倫理來審視中美關係，橫挑鼻子豎挑眼。在很長時間內，美國仍然會保持對中國居高臨下的態度，即中國常批評的「教師爺」作派。這些都使美國處於不利地位，使它在制定對華政策中夾帶情緒和盲目性。中國作為處於守勢的一方，而且沒有一個拱火的國會干擾，應該對形勢看得更清楚一些。

對中國來說，長期被打壓欺負後，炒作「中國反擊」很自然，但找到一個能夠相對穩定、持久的雙邊關係基礎更重要，也應該是「反擊」的目的，而不是洩憤、報仇。以力抗力，通過力量平衡得來的穩定是脆弱和短暫的；找到新基礎才能進入更穩定的舒服區。迄今中美關係惡化中表現出的初級本能多，理性少。獸性只能靠理性來壓制。

推動現代化的理性是啟蒙運動的饋贈，也許雙方須要一個新的啟蒙運動，將自己從狹隘民族主義和人性的惡中解救出來。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原題為《中美關係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