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中美高層將為APEC習拜會鋪路　2024年大選如何影響兩國關係？

外界多個月來都在推測習近平和拜登會在本年11月的三藩市亞大經合組織（APEC）會上見面。《華爾街日報》9月28日引述知情人士報道，稱中美正為這次「習拜會」啟動高層對話作準備，雙方正在討論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訪問華府的行程，亦正計劃中國外長王毅10月訪問華府為習拜會作準備。

不過，在報道出街的同一天，美國國務院發表報告，指責中國利用欺騙和強制手段散佈虛假資訊，正試圖建立電子專制的社群，國務院的官員甚至將此稱為「未經宣布的資訊戰」。一邊謀求兩國關係穩定，一邊鼓動兩國對抗，似乎已經成為華府的中美外交日常。

自中美氣球風波平息之後，拜登當局的確加重了對維持兩國關係穩定的強調。無論是以「去風險化」的廣泛使用來壓抑此前的「脫鈎論」，還是中美高官的緊密互相，以至商務、經濟、金融議題上中美工作小組的成立，都可以清晰看見這一點。

在緩和兩國負面民意方面，拜登當局日前在闖朝美軍士兵經中國回美一事上，就特別對中國的協議表達謝意；而習近平在8月底和本月中也接連給二戰期間駐華將軍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的後人和二戰美軍飛虎隊老兵回信，強調兩國二戰期間共抗法西斯，強調中美人民之間的友好情感。

在壓制中國已成華府枱面上的共識之際，中美關係還有意外的利好因素嗎？

雖然中美近來已見較穩定的外交溝通，但2024年美國大選接踵而至，華府的外交路向進入不確定期。因此，我們難以單靠此刻的勢頭去推測未來的發展。不過，無論2024年是拜登成功連任，還是特朗普重登大位（按：其他可能結果的或然率都非常低），中美關係都有正面發展的潛力。

拜登2021年上任以來，不只保留了特朗普的對華關稅，還大大加重了對中國科技產業的壓制，並頗為成功地在歐洲和印太地區重建並創建了一些有利於美國地緣政治目標的盟友圈。不過，拜登本人從來也不是一味反華的人物，他在競選期間就曾稱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其上任後的對華作為，很大程度是出於對美國政情和民意的「順應潮流」。

同時，拜登上任之初，也似乎特別關注自己總統歷史地位的評價，曾邀來歷史學者到白宮為此探究。於是，「民主對抗專制」的說法應運而生，對外針對中國，對內針對特朗普。這種歷史留名的浪漫主義情懷，人們當然可以理解，卻經不起理性的考驗。經過總統實務的消磨之後，拜登在對華外交上已不再多提「民主對抗專制」，使得中美關係失去了制度性競爭或對抗的元素。

同樣地，雖然拜登在「聯友制華」方面有無數進展，但其制華效力明顯有限，未能拉攏到「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而中國的外交影響力也打進了傳統上由美國主導的中東等地區，金磚國家組織等沒有西方參與的國際組織也得到了擴充，可見拜登的「聯友制華」只是聯友有餘而制華不足。

而且，作為拜登制華政策主打的半導體出口限制，也似乎衍生出反作用。華為的Mate 60 Pro就證明了中國的晶片設計技術未有被制裁壓倒，而晶片生產技術也明顯有從後追上的可能。

這些事實也讓拜登本年以來不能不逐步調整其原初對華一味強硬的態度。如果2024年勝選的是拜登，年紀老邁、再無競選壓力的他，就有可能不必再受華府對華鷹派風潮的壓力，而採取更為切合現實狀況、更為理性的方式去處理中美關係。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使2024年勝選的是特朗普，中美關係依然有正面發展的潛力。畢竟，特朗普的底子是一個孤立主義者，美國已是他心中世界的全部。他對於中國並沒有意識形態上或者戰略上的反對，中國對他而言，只是尋求貿易平衡的目標以及因時制宜的代罪羔羊－－例如在他任內的疫情問題上，以至今天競選期間對拜登電動車政策的政治攻擊上。

雖然人們都將中美關係轉差的轉捩點置於特朗普任內，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巧合，而非出於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大家不要忘記，在2020年初，特朗普已經跟中國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作為其貿易戰「戰勝」的開端，準備好作為其「對華貿易戰大勝而歸」連任競選宣傳的一環，但是新冠疫情隨即殺至，才打破了特朗普的如意算盤。

在新一屆的特朗普任期，雖然共和黨內對華鷹派已成主流，但如果中國能在枱面上給出能讓特朗普宣告勝利、「解決了」中國威脅的說詞，中美關係並非沒有實際上緩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