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能源轉源為全球產業帶來不穩 對中國的啟示
德國7月製造業PMI初值公佈，僅錄得38.8，繼續刷新2020年7月以來新低。消息一出，引發全球產業界極大關注。有評論指出，不可思議的PMI數據崩盤，背後是俄烏戰爭背景下德國能源危機的持續蔓延。那麼，如何看待德國工業現狀？德國的能源危機又將如何解決？
本文授權轉載自「文化縱橫」微信公眾號。
早在2010年，德國便開啟能源轉型之路，對外依賴度不斷上升，來自俄羅斯的能源占消耗總量的近28%，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對俄依賴度分別高達34%、55%和57%。烏克蘭危機以來，德國力求降低乃至徹底擺脫對俄能源依賴（預計2024年夏之前），但由此引發的能源供應緊張、通脹壓力以及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風險，也讓德國深陷高通脹和經濟衰退風險之中。近一成企業因投入成本過高而減產甚至停產，另九成則危及公司生存，預計2023年將出現更大規模的減產與停產；中小企業面臨更大挑戰，近四分之一的中型跨國企業已經或計劃取消訂單；超過四分之一的企業計劃或已外遷，全部外遷的企業佔比，恐已達到5.5%。
作者認為，為確保能源安全，德國可能會暫時擱置能源轉型目標，甚至不惜重新引入煤炭和核能等傳統能源，並加強能源節約和危機預警機制建設。但是，德國能源政策再平衡，更多是其面對外部衝擊時的應急手段，並不意味着德國能源政策出現根本變化。一方面，綠色能源和碳中和目標在歐盟和德國擁有堅實的民意基礎。另一方面，德國的化石能源自給率極低，只有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自給率，才能規避進口化石能源所帶來的能源供應風險，避免重蹈今日覆轍。而德國能源危機的案例，對於中國而言，也是一個警醒。
歐洲熄火？
——艱難前行的德國能源轉型
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新的地緣政治形勢發展使得能源問題再次成為德國全社會的重要關切，尤其是由此引發的能源供應緊張、通脹壓力以及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風險，讓德國深陷高通脹和經濟衰退風險的同時，恐或損害德國中長期發展。作為歐洲經濟的領頭羊與發動機，同時又是可再生能源發展和能源轉型領域的先行者，德國今天的困境，無疑令人關注。
德國能源轉型與烏克蘭危機的挑戰
經濟、環保和安全的能源供應，被德國社會視為在新世紀保持長期區位優勢的關鍵挑戰與前提條件。在這一背景之下，聯邦經濟部和環境與自然保護部牽頭於2010年9月出台《環保、可靠和可負擔的能源供應方案》,致力於在利用更多可再生能源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環保和安全的能源供應，正式拉開了德國能源轉型的序幕。根據德國能源轉型方案，到2050年，德國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電須分別佔到終端能源消耗的60%和總用電量的80%，一次能源消耗和總用電量相比2008年須分別降低50%與25%，溫室氣體排放相比1990年則應下降至少80%。
自推行以來，能源轉型政策總體進展順利。但傳統能源和國內能源生產的快速退出，導致能源對外依賴度不斷增大，成為德國能源轉型過程中的突出現象。1990年，41.76%的一次能源仍由德國國內供應；而到了2021年，德國國內能源供應只能滿足29%的能源需求，除了褐煤與可再生能源完全來自德國國內，所有的石煤和鈾、98%的石油、95%的天然氣都需要進口。烏克蘭危機爆發前，俄羅斯是德國最重要的能源夥伴，來自俄羅斯的能源佔德國能源消耗總量的近28%，其中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對俄羅斯的依賴度分別高達34%、55%和57%。
能源合作是德俄經貿關係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與德國對俄出口主要以化工產品、機械、車輛及其配件為主（約佔一半）不同，俄羅斯對德出口主要為石油、天然氣、煤炭及各類能源類產品，佔比達到73.7%。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與俄羅斯基於各自優勢，雙方合作不斷向能源行業整個產業鏈延伸，覆蓋聯合天然氣開採、運輸、銷售、加工和儲存等環節，並向第三方出口俄羅斯天然氣，從而在能源領域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的合作模式。與其他經濟領域相比，能源行業具有戰略性和長期投資屬性，對地緣政治衝擊非常敏感。同時，能源行業具有集中化和壟斷性的特點，很容易產生集體行動能力強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有強烈的意願，不斷加強德俄相互依賴關係，以確保德俄經貿合作不因政治外交因素而中斷。然而，俄羅斯與烏克蘭緊張關係引發的劇烈地緣政治衝突，卻給德俄能源共同體帶來了致命打擊。
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初期，德國政府對於是否對俄羅斯能源類產品實行經濟制裁，遲遲無法下定決心，因為德俄能源迅速脫鈎必將伴隨高昂經濟成本，還可能引發德國能源安全風險。但是，許多歐美智庫研究認為，停止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的代價，對德國和歐盟而言是可以接受的。輿論上，德國國內也成了對俄脫鈎的普遍民意。Bitkom機構3月民意調查顯示，儘管物價高企，但九成德國人支持儘快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而在Infratest dimap機構4月的調查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德國民眾願意承受制裁俄羅斯而導致的能源供應緊張和物價上漲。最終，新成立不久的聯合政府對俄政治立場出現根本轉變，能源政策進行再平衡，降低乃至最終擺脫對俄能源依賴，確保能源安全，成為其能源轉型政策的核心關切之一。
2022年3月25日，德國發佈首個能源安全進展報告，宣佈近期內將致力於大幅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具體計劃是，於2022年秋季前終止從俄羅斯進口煤炭，2022年底前終止進口俄羅斯石油，併到2024年實現終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這一計劃如果成為現實，將導致德俄能源共同體走向解體，也將給仍處於能源轉型中的德國能源供應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挑戰，如何妥善落實能源再平衡政策成為德國朝野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德國能源政策再平衡
2022年初以來，歐盟與德國開始積極向外尋找以液化天然氣為主的替代能源。為協調歐盟各國行動，2022年3月，歐盟國家領導人峰會決議，在冬季前進行全歐盟聯合採購能源。隨即，歐盟能源專員開始奔波於全球購買液化天然氣，除高價爭取到一些本將流向日本和韓國的訂單外，還與美國和阿塞拜疆等國開始開展能源合作。與此同時，德國也在積極尋求中長期雙邊能源合作。一個至關重要的替代方案是從挪威進口天然氣，目前，挪威已經取代俄羅斯成為德國的天然氣第一供應國。此外，德國還將分別從卡塔爾和澳大利亞獲得液化天然氣和綠色氫氣。
但這些措施並不能完全解決短期內德國能源供應緊張的局勢。因此，德國政府決定暫時擱置能源轉型目標，從2022年10月起重新啟動褐煤發電；並於10月17日宣佈，將根據《原子能法》規定本應於2022年底關閉的三座核電站的運營期延長至2023年4月中旬。積極尋找其他能源的同時，德國也致力於減少能源消耗。根據評估，短期內，德國各經濟部門可共降低19%的天然氣消耗，相當於俄羅斯對德出口的三分之一。
目前來看，德國政府一系列應對措施，使德國能源供應安全基本得到保障。根據聯邦經濟部2022年5月發佈的《能源安全第二次進展報告》，德國對俄羅斯石油依賴已從2021年的35%下降到12%，俄羅斯天然氣的進口份額從55%下降到35%，煤炭依賴度則從2022年初的50%降至8%。鑑於這些進展，德國在歐盟第六輪制裁談判中首次表明支持對俄羅斯實施石油禁運。而7月發佈的《能源安全第三次進展報告》表示，德國可以在2022年底不再依賴俄羅斯石油，8月10日以後不再依賴俄羅斯煤炭，而天然氣依賴度也在6月底降至26%，並預計將於2024年夏季之前徹底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至2022年11月2日，德國天然氣儲備填充量已達到99.3%，提前實現11月1日完成95%的目標，如果今年冬季沒有異常寒冷，德國應不會出現大面積能源供應不足問題。
能源政策再平衡對德國經濟的影響
德國能源供應安全或不成問題，但能源價格上漲對經濟體系的破壞性影響卻不可忽視。得益於防疫措施的鬆綁，2022年以來，德國公共與私人消費增長強勁，服務業持續擴張，推動經濟增長與勞動力市場復甦。烏克蘭危機爆發後，隨着德國能源再平衡政策的落實，廉價的俄羅斯能源逐漸離德國遠去，對經濟的拖累效應逐漸顯現。
2021年底德國已經歷過一次能源價格的急劇升高。根據Verivox網站估計，當時電價的上漲導致一個年耗電量為4000千瓦時的家庭每年電費增加約250歐。德國工業部門信心也因此受到沉重打擊，德國工業聯合會（BDI）2022年2月調查顯示，88%的德國工業公司將能源危機視為重大甚至威脅生存的挑戰，20%的公司考慮將公司股份或部分生產和工作崗位轉移到國外。烏克蘭危機給德國企業帶來的打擊可謂雪上加霜。
2022年1月，德國通脹率僅為4.9%；危機爆發後能源價格上漲和全球供應鏈遭受破壞導致通脹上行壓力不斷增大，德國能源價格同比漲幅在2022年9月升至最高點43.9%，通脹率也因此飈至10%。如果俄羅斯停止向德國供應能源，2022年冬天德國通脹率將進一步上升1%~2.6%。能源價格上漲，一方面會壓縮德國消費者的其他消費，抑制內需，阻礙經濟復甦；另一方面，鑑於進出口產品結構不同，德國企業無法將能源價格上漲的壓力完全向境外客戶轉嫁，從而導致貿易順差大幅縮減，德國上半年因此遭受的損失高達700億歐元。在高通脹壓力短期內無法緩解的情況下，德國中短期內經濟發展前景並不樂觀，2022年第二季度德國經濟總量環比增速僅有0.1%，衰退風險急劇上升。2022年7月以來，歐洲央行連續三次加息，主要再融資利率、邊際借貸利率和存款機制利率已上調至2.00%、2.25%和1.50%。儘管加息可緩解價格上漲壓力，但同時會給投資、債務和出口帶來複雜影響，或將進一步加劇德國經濟衰退風險。
與暫時的通脹壓力相比，能源價格上漲對德國經濟運行模式的負面影響則更為深遠。製造業在德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佔國民經濟比重高達27%，遠高於英國和法國的17%。而德國製造業的競爭優勢，又與廉價俄羅斯能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依託低廉的能源價格，德國化工和鋼鐵等行業可以低成本生產工業中間產品，低價的中間產品又促進了德國製造業中小企業的發展。如今，能源價格上漲使產業鏈上游的能源密集型企業承受着巨大的成本壓力，例如化工巨頭巴斯夫開始削減產量，而鋼鐵製造商蒂森克虜伯的市值相比2022年初已縮水一半。這些壓力又沿產業鏈傳導至其他產業，給德國傳統的經濟運行模式帶來了嚴重的衝擊。而德國政府10月將最低工資上調至每小時12歐元，更使得形勢越發嚴峻。
德國工業聯合會（BDI）近期對600家中型公司的調查顯示，近一成企業因投入成本過高而減產甚至停產；九成受訪企業表示，能源和原材料價格飆升危及公司生存，預計2022年冬天和2023年將出現更大規模的減產與停產。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面臨更大挑戰。諮詢公司FTI Andersch在2022年7月對德國100家中型跨國公司的調查顯示，僱員人數少於1000人的企業中，近四分之一已經或計劃取消訂單。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價格長期處於高位恐會危及德國的區位優勢。德國工業聯合會調查的600家企業中，超過四分之一計劃或已外遷，全部外遷的企業佔比恐已達5.5%。私人銀行Berenberg首席經濟學家施密特林（Holger Schmieding）預測，2%~3%的德國能源密集型製造企業將因此遷往海外，並會帶動更多產業鏈下游企業外遷。例如，汽車零部件供應商Boegra因為能源價格上漲，已將部分產能轉移至捷克，並於9月份削減部分產能，擬進一步在國外拓展業務；紡織品製造企業Wuelfing也正在籌備向海外轉移生產，如果政府不能將能源價格限制在僅相當於2020年兩倍的水平。
能源問題對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衝擊，使得越來越多德國企業陷入困境。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和哈勒經濟研究所數據顯示：德國2022年3月提交破產申請的企業數量環比增加27%；至9月進一步走高，同比增加34%，達到762家；預計全年破產企業數量將同比增長12%到14%。而在資本市場，相比其他發達國家，德國藍籌股遭受的損失更大。至9月初，以美元計價的德國法蘭克福股市DAX指數相比年初下跌27%，幾乎是英國和美國股市指數下跌的兩倍。因此，6月以來，外界對德國經濟增長的預測也不斷下調，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將德國2022年GDP增長預測下調0.7個百分點至1.4%，並預計德國經濟將在2023年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22年10月的最新預測中則認為，2023年德國經濟總量將萎縮0.3%。
隨着德國能源再平衡政策給居民生活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逐漸顯現，德國各界對經濟前景的擔憂日益增加，對政策走向的分歧也不斷擴大。根據德國電視一台2022年10月的民意調查，僅有20%的受訪者認為德國經濟目前形勢良好，相比一年前減少40%。對於一年後的經濟狀況，僅有12%的受訪者認為相比目前將有所好轉，為1997年以來德國民眾經濟信心指數最低點。與此同時，經濟壓力還導致更多民眾德國政府在烏克蘭危機中採取的立場和行動持批評態度，認為德國應在危機中保持克制的受訪者高達47%，較2022年6月增加4%。輿論的微妙變化也讓越來越多政治人物開始反思，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明策尼西、聯盟黨籍薩克森州長克雷奇默和左派黨議會黨團主席巴爾奇近日都先後公開表態，質疑聯邦政府在烏克蘭危機中的立場與表現，主張側重於通過外交手段，而非依靠制裁解決俄烏衝突，且不排除在衝突結束後重新使用俄羅斯天然氣，引發全社會熱議。
面對能源危機可能會給德國經濟帶來永久性損害的威脅，德國政府依靠整體良好的財政狀況，積極運用財政工具，儘可能將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降至最低，並促進經濟運行適應新的市場條件。截至目前，德國政府已出台三輪財政救濟方案，額度總計約950億歐元，以降低通脹給中低收入群體和經濟運行帶來的壓力。此外，德國議會已於10月21日通過一項總額高達2000億歐元的能源「保護傘」計劃，主要措施包括從2023年起對天然氣市場採取緊急限價措施，並降低天然氣銷售稅，以幫助居民和經濟部門渡過難關。目前，歐洲TTF天然氣期貨價格已從2022年8月26日的最高點340歐元/兆瓦時下降至100~130歐元/兆瓦時，雖仍略高於烏克蘭危機前水平，但對於德國經濟來說，或許是一個難得的積極信號。
在烏克蘭危機引發的能源政策再平衡進程下，德國如果仍拘泥於能源轉型目標，將不得不承受短期內迅速擺脫對俄能源依賴給本國能源供應安全和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在能源安全得到確保之前，德國可能會暫時擱置能源轉型目標，積極在能源領域開源節流，甚至不惜重新引入煤炭和核能等傳統能源，並加強能源節約和危機預警機制建設。
但是，德國能源政策再平衡更多是德國面對外部衝擊時的應急手段，而並不意味着德國能源政策出現根本性變化。一方面，綠色能源和碳中和目標在歐盟和德國擁有堅實的民意基礎。2021年夏季的洪災進一步加深了德國民眾對於氣候保護的重視，超八成德國民眾認為聯邦政府亟須採取氣候保護行動，氣候政策甚至主導了2021年德國大選，並使得綠黨獲得14.8%的選票躋身第三大政黨，推進能源轉型也因此成為德國多數政黨的基本共識。另一方面，德國要徹底擺脫對俄能源依賴，實現能源自主，更需要加快能源轉型，尤其需要通過擴張可再生能源，逐步實現化石能源的退出。畢竟，德國的化石能源自給率極低，只有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自給率，才能規避進口化石能源所帶來的能源供應安全風險，避免重蹈今天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