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羅斯福邱吉爾與戴高樂的西方政壇　為何如今難出偉大領導人？

近些年來，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的言論頗具娛樂性：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2020年訪問印度時聲稱「我們與巴基斯坦的關係非常好」，會場空氣因此凝固；時任英國首相卓慧思2022年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談時提到「英國永遠不會承認俄羅斯對羅斯托夫和沃羅涅日地區的主權」，其實這兩個地區是俄羅斯的古老城市，等等。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環球雜誌，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尹繼武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賈宇嫻。

這些話語令無數人瞠目，也突顯了不少政治領導人有關知識的匱乏，或許還有為博眼球的考慮。變亂交織的世界變局中，諸如此類的狀況不時增添人們對西方政壇領導力的疑惑。加拿大前駐美國大使德里克·伯尼撰文指出，如今西方國家缺乏「政治家式」領導力。美國知名評論員、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斯蒂芬·金澤也曾表示，由於沒有偉大的領導人，西方社會前景堪憂。

為何曾出現過羅斯福、邱吉爾、戴高樂等傑出領導人的西方政壇，如今卻顯得面目全非，因缺乏真正的政治家而鬧劇頻發，甚至危機四伏？

1 政治家品質難覓

古往今來，人們對領導人的想像和印象有着一個共通點——掌國之舵、謀民之利。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其新近著作《領導力：世界戰略的六項研究》一書中指出卓越的領導人應具備三種品質：一是應有遠見卓識；二是避免被情緒控制；三是應形成強烈的歷史感。

反觀當今部份西方國家領導人，他們不僅未能制止內部政治分裂，也常常無法通過外交途徑化解外部危機。結合基辛格等戰略學者的觀點，不難發現原因所在。

首先，不少西方國家領導人缺乏前瞻性戰略思維。他們不僅無法實現「遠見於未萌，避危於無形」，甚至常常「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2017年，特朗普因痛恨自由貿易「侵害」美國利益，迅速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忽視了TPP承載的地緣政治功能與長期經濟效益。這種短視行為使美國喪失了提升地區領導力的重要機遇，且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內就業問題，美國的失業率先降後升——由2017年的4.7%降至2019年9月的3.5%，又於2020年4月激增至14.7%。

其次，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欠缺控制情緒的能力。比如，美國總統拜登去年在一次向工會組織發表講話時，因猛烈抨擊「指責高通脹現象是由政府高額支出所引發」的聲音而失態怒吼。此外，他們也難以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比如，烏克蘭危機升級後，德國總理朔爾茨在國內反俄情緒的裹挾下，主動叫停了「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被指置德國的能源安全與地緣安全於不顧。

第三，西方國家領導人群體「外行化」趨勢顯著。一些領導人雖為政治家出身，卻不具備稱得上專業的領導知識與質素。如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在2022年的一次演講中表示：英國人選擇「脱歐」和烏克蘭人現在的「鬥爭」一樣，都是「為了自由」。很明顯，英國「脱歐」與烏克蘭難民逃離根本不屬於同一性質的問題。現任英國首相辛偉誠2022年平安夜走訪一家流浪者收容所時，問一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你做生意嗎？你想從事銀行或者金融業嗎？」流浪漢回答說：「我只想先度過這個聖誕。」很多人認為，辛偉誠缺乏對底層群眾的了解和共情。

觀照歷史，西方政壇顯得「後繼無人」。在一些觀察家看來，這一問題歸根結底緣於西方民主制度的僵化與痼疾。這些弊病使得民眾的激進情緒能夠左右政治，繼而難以選舉出有能力的領導人，甚至部份領導人不具備政治領導力。

2 激進情緒左右政治

近年來，受全球局勢動盪、經濟持續衰退與新冠疫情等突發性事件的交織影響，各國民眾極易產生焦慮、恐慌、暴怒、衝動等負面情緒，這從美國「佔領華爾街」等運動中就可見一斑。

當候選人表現出狂熱、衝動等非理性情緒時，容易成為選民情感投射的客體，更能吸引選民的投票。由於西方選舉制度的痼疾，選民時常在缺乏對候選人政治主張充份了解的前提下進行投票，最終憑藉情緒投射與情感衝突選舉出自認為更合適的領導人。

2016年，特朗普以微弱優勢當選美國總統，這一結果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美國選民的情緒投射就是其中之一。在美國中西部一些黑人與藍領白人聚居的州，民眾長期感受到被「主流社會」拋棄、呼聲不被關注，由此產生了強烈的焦慮與憤怒情緒。特朗普常語出驚人、情緒波動甚大，這迎合了當地選民的情感需求，他們將內心不被接受、無處發泄的情感投射到了特朗普身上。

其他一些國家的情況類似，民眾無法在擺脱情緒控制的基礎上進行投票，是其難以選出卓越領導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從政治心理學層面看，當選民受到恐懼、憤怒等極端負面情緒支配時，他們對訊息的處理是一種邊緣訊息處理，而非理性決策，因此更容易受到那些長期「販賣」外來威脅與焦慮的參選人或候選人的影響。

實踐證明，「瘋狂」的民眾更容易選出「瘋狂」的領導人。與此同時，情緒具有高度波動性的領導人一般自我控制能力也較差，易受到自身負面情緒或國內民眾情緒的裹挾。基辛格指出，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應能夠操縱環境而非被環境壓垮。無數事實也表明，無法有效控制政治情緒的領導人更容易被外部環境左右，作出偏離理性的決策。

在2016年英國「脱歐」公投中，民眾疑歐、排歐情緒高漲，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未能及時疏解民眾負面情緒、引領民眾作出正確決策，而是被充滿情緒化的民意裹挾，作出了「脱歐」這一顯得有些衝動的決策。面對既定事實，很多民眾隨即又陷入後悔的情緒中，要求舉行第二次公投。

領導人不僅會受到政治情緒的影響，也會通過政治敘事激發民眾的特定情緒以實現其目標。2021年拜登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發表演講時拋出了「中國在搶我們的飯碗」這一荒謬論調。他通過一系列激進言論炒作所謂「中國威脅」，煽動反華情緒，以樹立外敵的方式提升自身支持率。這種罔顧美國國內貧富分化、種族歧視等重大問題而一味追求自身收益的行為，進一步分散了自身領導力。

3 西方民主制度亟需反思

意氣用事的後果往往是害人害己。當前，某些陷入惡性循環怪圈的負面情緒，正在為國際社會尤其是國際政壇敲響警鐘。

一般而言，國家發展需要進行長期規劃，遠期收益經常與即時利益相沖突，領導人與民眾的負面情緒會導致國家更關注短期利益。一方面，非理性、短視的領導人受自身情緒與眼界影響，難以站在歷史和全局的高度作出規劃；另一方面，即使領導人作出合理規劃，也易遭受民眾負面情緒裹挾，最終使遠期規劃不了了之。

特朗普政府在四年任期內，退出了包括《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十多個國際機制和機構，拜登則在宣誓就職後的幾小時內連簽17道行政令，重新加入了《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這種不同個性和黨派領導人更替的現象，導致國家政策由於缺乏長期規劃而出現反覆，浪費政治資源。

總體而言，西方民主制度激化了民眾的負面情緒和政治情感極化現象，使選民選出優秀領導人的概率進一步下降。特朗普的繼任者拜登，抑或是約翰遜的繼任者特拉斯、辛偉誠，目前都未較前任領導人表現出更優質的領導力。

當今時代，世界各國命運休慼與共，不勝其任的領導人不僅易使本國陷入治理困境，也會令國際社會面臨失序與混亂的危險。西方國家不反思其國內的政治與情感極化，無法超越情緒，民眾就很難選出具備優質領導力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