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選】戴高樂主義淪為「騎牆」哲學
本屆法國總統大選中，傳統中間派的兩大黨共和黨（LR）和社會黨（PS）在初輪投票雙雙失利。事實上，兩大傳統政黨的沒落有迹可尋——它們因為跟隨戴高樂主義而成功，卻又因長期以此作論述以致思想僵化，可謂「成也戴高樂，敗也戴高樂」。相對而言，馬克龍的新中間派作風帶來不一樣氣象，令人期望法國政治能重回戴高樂時代的務實精神，並抵擋極端思想崛起。
（本文原載2017年5月8日《香港01》周報第59期B16版，按此訂閱周報）
歐洲的著名外交格言說：「當法國感冒的時候，全歐洲都打起噴嚏」—就是說，法國的一舉一動均影響着歐洲整體發展。然而，在拿破崙下台後至二戰間的百多年，法國國力一落千丈，對歐洲政壇影響力大不如前。而在二戰的頹垣敗瓦中，重建法國影響力的則是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2005年，他在國營電視台的全國投票中擊敗微生物學家巴士德、原子力學家居禮夫人、以及著名作家暨歐洲主義思想家雨果等名人，榮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法國人（Le Plus Grand Français de tous les temps）」的第一名。
活在巨人陰影下的現代法國
戴高樂是歐洲少數由軍人出身的政治領袖，一般被稱為「戴高樂將軍」。他曾參與兩次大戰，二戰時更帶領法國流亡政府和法軍在德國佔領下奮戰。作為軍人，他沒有傳統政客的包袱，也不受左、右派思想的意識形態影響，在他眼中最為重要的是解決問題。戰後，他的主張漸漸得到法國民眾支持，並在1958年至1969年間出任總統。
大戰後的歐洲軍事力量積弱，飽受核武威脅，加上正值冷戰對峙高峰，歐洲處於美、蘇兩大超級大國之間，實有被瓜分的危機。戴高樂在執政期間致力整合歐洲各國，希望在保持國家主權的同時推動歐洲在各方面相互合作，建立不容外人干預的合作體系。因此，他推動法德化敵為友，並成立歐盟前身的「歐洲共同體」。為使歐洲的合作不會被人操控，他更致力排除英、美勢力於共同體外。另一方面，在冷戰兩大陣營對立的僵局中，他堅持不跟隨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退出圍堵蘇聯的北約組織；更力排眾議與共產陣營的中共建交。
為確保自主能力，戴高樂在未成為總統前就建議法國應自行發展核武，法國最終在1960年原子彈試爆成功，成為繼美、蘇、英後第四個擁有核武的國家。他又積極推動開發人造衛星科技，使法國於1965年成為繼蘇、美後第三個能自行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由於人造衛星能在外太空不受干預地進行軍事偵查以獲取敵軍情報，列強在太空科技領域展開新軍備競賽。法國在沒有美、蘇的技術支持下自行研發出核武，能夠有效利用「核震懾」的外交優勢。這種優勢使她不再需要加入任何國際性軍事同盟，也能在複雜多變的冷戰格局中獨善其身，甚至維護歐洲整體安全。可以說，法國國民對戴高樂的稱譽，是實至名歸的。
由於戴高樂的成功，後繼政黨以他的政策方針為基礎繼續治理法國，這些政策的原則於是成為了所謂的「戴高樂主義」。在當代法國，戴高樂主義更成為左右兩派所公認而普遍信服的「法國原則」。然而，即使法國現時的政黨與民眾經常提着「戴高樂主義」，但他們口中的卻只是徒有外表的皮囊而已。法國歷史學家Serges Berstein在《牛津世界政治》（Oxford Companion to Politics of the World）中描述戴高樂主義是「既非一種教條，也不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而是「務實的權力運用，而這種權力運用並非完全沒有矛盾，也非完全沒有向現實讓步」。他認為戴高樂主義沒有一般政治的左右之分，只是對應法國20世紀中葉的局勢的務實主義思想。
因此，戴高樂的不少政策都難以用政治分類學解釋。例如他一方面希望整合歐洲，但同時反對歐洲進一步變成一個單一國家。他沒有右派明顯的排外情緒，外交上也沒有跟隨資本主義陣營的美、英等，反而與中、蘇保持友好。然而他也絕非左派，雖然他主張「dirigisme」—由政府計劃經濟發展，但卻認為社會主義的階級論述會分化法國。即使戴高樂相當相信威權主義，甚至強化總統權力，但最終亦沒有背棄民意而自願下台。由於戴高樂思想中有太多政治學難以解釋的概念，最後只能用「中間派」這個模糊名詞表述；一旦抽離20世紀中後期法國歷史的脈絡，所謂的戴高樂主義只是一堆不倫不類的奇怪政策組合，而「中間」只是欠缺清晰方向的「騎牆」哲學。
後繼者日漸離地 失卻原意
現時中間偏右政黨如共和黨正是自稱秉承戴高樂政治遺產的政黨。即便不認同戴高樂的各陣營，也會對戴高樂主義邯鄲學步而強調自己是在實踐中間溫和的政策方針。像1970年代法國民主同盟（UDF）的總統德斯坦，雖然表明反對戴高樂主義，但整體上仍承襲了中間偏右的路線。擊敗德斯坦的左派總統密特朗，即便是戴高樂的長久政敵，但他亦沒有完全放棄戴高樂的政策，在外交軍事政策上更是因循舊制。
可是，無論支持或是反對戴高樂主義的人，都容易落入將戴高樂主義看成是教條式政治綱要的陷阱。當他們討論戴高樂主義時，普遍喜歡割裂戴高樂的某些主張作獨立討論，例如「是否在軍事外交方面親美」、「經濟政策應否繼續由政府主導」、又或者是「是否應該支持歐盟」等。這種割裂式的討論視戴高樂主義為政治教條，很容易忽略了這些政策本身在歷史上對法國整體發展所起的作用。也可以說，當下的「戴高樂主義」，已日漸偏離了戴高樂的政策理念—務實地為法國尋求一條可行的出路。例如戴高樂主義反美成為教條後，政治家只能看到「反美」的一面，而忽視了戴高樂意欲在冷戰中「獨善其身」的原意。
割裂式理解戴高樂主義的代價，可以非常沉重。總統薩爾科齊在任時（2007至2012），就一反戴高樂主義，在2009年令法國重返北約，更參加了美國在中東與利比亞的戰事。但自從薩爾科齊介入伊斯蘭世界的問題中後，法國便深陷反恐泥沼，成為激進份子的攻擊目標，從近年巴黎接二連三遭到恐怖襲擊，便可見一斑。另外，因為法國無法解決恐襲問題，更深化了國民與伊斯蘭難民的矛盾，間接助長極右勢力近年的崛起。
「中間」成選舉牌頭 欠缺實踐方針
法國主流的兩大黨都自稱「中間派」，但是這個「中間」的內涵跟戴高樂的「中間」有很大差異。在兩黨各自的政治表述中，中間只是否定偏激的手段，至於如何實踐中間理念，卻苦無方針。這些政黨堅持中間派路線，只是為了不得失既有支持者的同時，在選舉中爭取最多游離選民的支持。現代政治光譜中，左、右派的忠實支持者都難以改變立場，「中間選民」變成政黨重要的爭取對象，誰佔據「中間」就能佔據「選舉高地」，甚至佔據「道德高地」—只要將對手標籤成「極左」或「極右」，就能贏得中間選民的支持，甚至贏得選舉。
這種政治把戲屢見不鮮—本年法國大選第一輪投票結果公布不久後，成功晉級第二輪選票的瑪林勒龐突然宣布，暫時辭去其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黨的主席職務，以專心處理本月初的第二輪競選活動。無論她如何包裝這個舉動，也難以掩飾其意欲獲得更多中間選民支持的目的。當然，以吸納中間選民作為選舉策略，並沒有什麼問題，問題在於為何固執於「中間」？
民心寄望馬克龍帶來改變
Serges Berstein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核心：戴高樂塑造了戰後法國，但由於戴高樂主義廣為法國人接受，「那些希望成為戴高樂後繼者的人卻面臨着身份認同的危機」—這些中間派的普遍問題是他們的政策實在太相似了，根本看不出個性。長久奉行戴高樂主義使政黨運作僵化，甚至變成只是為選舉和黨利益所服務的官僚機關。選民看在眼裏，自然明白傳統政黨難以解決社會問題。當法國失業率長期高企，經濟不見起色，民心自然思變。
在1980年代冒起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FN）即求變形象鮮明。現任主席瑪林勒龐的父親老勒龐以反猶太的新法西斯主義作招徠，重施納粹故技，將政經問題歸咎於猶太人而得到不少選民支持。2002年的總統選舉，他更成為首個打入第二輪投票的極端政治主義者。在本次總統選舉，瑪林勒龐雖然沒有其父親的反猶太色彩，但同樣以極右的反移民、保護主義等民粹政策作主打，成功進入第二輪投票。另一方面，自稱毛澤東思想追隨者的極左候選人梅朗雄，也獲得意外多的支持。雖然未能在第一輪投票晉級，卻也超越主流兩大中間黨的候選人，位居第三。慶幸的是，在第二輪選舉中，持激進思想的瑪琳勒龐得勝機會偏低，這也反映了選民對極端思想的憂慮。（本篇撰稿時，第二輪投票尚未有結果。最後馬克龍擊敗了瑪琳勒龐成為總統候任人。）
傳統中間派乏善足陳，而極端主義又引來中間選民擔憂。此時有一位特別的候選人同樣以一個不同形象的「中間派」出現。馬克龍和其「前進！」（EM！）黨以中間派自居，但他沒有傳統中間派的包袱，在戴高樂主義走上窮途的法國自然引人注目。2月4日，馬克龍在里昂發表演說時，就聲言「我就是戴高樂，我就是共和國」，表達了自己以成為第二個戴高樂為目標。成為第二個戴高樂跟支持戴高樂主義不能混為一談—假若馬克龍真有此大志，則首先必須突破戴高樂主義思考問題的框架，為今日的法國制定合適的整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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