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須冷靜看待、對待巴菲特、芒格口中的中美關係
5月6日「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芒格(Charlie Munger)在巴郡﹙Berkshire Hathaway﹚公司年度股東大會上談到了美中關係。
芒格:「如果有一件事我們應該做,那就是與中國友好相處,與中國進行大量的自由貿易,這符合我們共同的利益。這太明顯了,那會帶來儘可能多的安全和創造力。想想蘋果公司和中國這個大供應方的合作所實現的。讓蘋果和中國雙雙獲益。我們就應該和中國那樣去做生意。加劇兩國緊張關係的行為都是愚蠢、愚蠢、愚蠢的。」
巴菲特:「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知道他們必須友好相處,他們任何一方都可以摧毀另一方。他們將相互競爭,但其中有些做法是,在這類博弈中,有一方總想去試試看,自己能做到多麼過分,卻仍能避免對方在回應時出現誤判。在某種程度上,一方的惡霸行為卻可以避免後果,因為留給對方的另一個選項是雙方都走向毀滅。但如果他們真的做得太過分了,真的會增加出現誤判的概率,這是一個博弈論難題。如果你有外交技能、說服技能,或諸如此類的技能,就應該去說服對方國家以及自己的國家,那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我們必須做好。我們不需全盤皆輸,但也不應尋求『贏者通吃』。」
巴菲特92歲,芒格99歲,早就可以言無不盡、言所欲言了。兩位受人尊重的長者都希望看到中美關係穩定發展,都認為把中美關係推向衝突是危險和愚蠢的。這些看似正常不過的言論,在美國已經儼然成為「少數」聲音。大概也是基於此,我們的官方媒體特意引用,表示認可,並將其作為美國民間支持中美關係友好發展的寶貴聲音,加以宣傳。
但這兩位美國人可不是一般的美國人,屬於金融精英(華爾街)、大企業精英(Big Corporate),他們講話的影響力,脱不出美國的金融圈和大企業圈,也就是在搞錢、搞生意行當裏最頂端的人。台下觀眾有鼓掌的,大抵和他們是一類人。
芒格的講話,可以歸結為「你傻啊,幹嘛跟錢過不去」。結合今天的美國政治語境來看,這些講話在美國是很有問題的。他最後舉的例子,居然是蘋果公司和中國做生意。中國就是一個大供應方。蘋果這個大企業可以通過中國賺錢。然後,巴郡是搞投資的,可以通過投資蘋果公司賺錢。這是徹頭徹尾的跨國企業、金融資本精英視角。在他的表述裏,純粹是經濟視角,談不上對中國有什麼真正的尊重,就是和中國人做生意。
巴菲特沒有講自由貿易、賺大錢什麼的,他說的是地緣政治。他的講話可以歸結為「活下去」、「底線思維」:就是要看到中美兩國具備相互毀滅的能力,必須學會相處,該談還得談。這是最簡單不過的現實主義(Realism)。問題是,美中關係的實際情況比冷戰時期美蘇爭霸要更加複雜。美蘇爭霸的特徵是在全球開展代理戰爭,並且有實質的核戰風險。今天環境不同了:美國民眾並不支持和中國發生任何直接的軍事衝突,甚至不一定支持與中國進行代理戰爭(和很多普通民眾對美國高成本援烏不感冒一樣)。現在的美中衝突,主要體現在經濟、貿易、金融、科技等領域。而美國許多民眾認為在這些領域遏制中國對美國的存在和發展是有利的,同時,也不必然會引發和中國的「熱戰」。
所以巴菲特所講,基本沒有現實指導意義。
這兩位九十多歲的老人是「人精中的人精」,他們深知道中美關係的敏感,而這個話題又不可能不觸及,就找了上面兩個角度。一個是賺錢角度,一個是生存角度,兩個角度,都是從美國利益出發的。他們的拿捏看上去也很有分寸。
只不過這套話術十年前可能管用,肯定是不適合2023年的美國的。
今天美國普通民眾壓根就不會關注什麼巴郡年度股東大會。在今天美國的政治環境裏,巴菲特、芒格都是完全脱離群眾、不關心民眾疾苦的資本、金融、大企業精英。
提供的是再典型不過的精英視角。在台下給他們鼓掌的,也和他們一樣的人。
在今天的美國民眾看來,資本/金融/大企業精英腦子裏就只有一件事:賺錢。為了賺錢,什麼都可以不顧,可以犧牲美國的利益。可以「和魔鬼做生意」,沒有價值底線可言。他們認為,資本家根本是無國界的、「不愛國」的,他們拿出的經濟視角、生存視角本質上都是精緻利己考慮,並且不惜為了自己的利益,交換掉美國的國家利益。
總而言之,他們講話的影響力,侷限在金融界、資本界、跨國企業界;出了這個圈子,就沒有人理會。
而2016年大選以後,特朗普(和桑德斯)讓美國政治進入了民粹時代。選民們在過去幾年所做的,就是不斷削弱跨國企業對選舉政治和華盛頓的影響,重「奪」美國政治。
政治光譜的右邊是特朗普主義/MAGA化的共和黨:經濟上懷疑、敵視美國的大企業——包括跨國企業、巨型傳媒公司和華爾街,認為這些企業缺乏基本的愛國心,不關心美國民眾(「中產階級」)的利益,相反隨時打算出賣美國利益。MAGA政客以打擊對抗大企業(例如DeSantis vs 迪士尼)為榮。另外,在政治、社會、文化價值上敵視和反對中國——其中包含了文化保守主義、反共/社會主義、種族主義等不同的明線、暗線主題。
政治光譜的左邊是進步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民主黨。他們一直批判大企業、大資本和金融,懷疑和批判全球化,認為這是對美國勞工利益的損害。階層/階級政治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主線。同時,他們也在政治、社會、文化價值上敵視和反對中國——主要落位在價值觀問題(民族、宗教、性別、人權等)。(當然,他們對美國國內問題的批判同樣激烈)。
以上兩支,一支是右翼民粹(共和黨),一支是左翼民粹(民主黨),無論右,還是左,萬變不離其宗:民粹政治。
民粹政治,首先就是姿態、立場、情緒。
對於大企業、大金融、大資本,他們都是持懷疑、敵視、批判、反對甚至鬥爭態度的。
而民粹力量,正代表美國政治的現在與未來。
所以,巴菲特和芒格的言論,只是大企業/大資本/金融精英的「自娛自樂」和「自我感傷」,對今天的美國選舉政治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我相信,他們也就是審慎地表達一下觀點,不希望以任何形式接入政治,不希望觸發更大的影響和關注,更不希望引發爭議:一旦出現爭議,小則被嗤之以鼻,大則被政客攻擊,冠上「政治不正確」和「不愛國」的稱號。雖然負面輿情和民粹政治不會危及他們的投資生意,但也着實沒有必要:遵循「不要和錢過不去」和「活下去」的底線思維,他們也會選擇緘默。
我們大概以為這些大資本大金融大企業家是美國的「KOL」,其實,在民粹政治之前,他們弱不禁風,一夜之間就可以變成「過街老鼠」。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原因很簡單,就是過去幾十年,美國原教旨市場主義+小政府+全球化+人工智能/自動化對美國經濟社會帶來了深遠影響,導致美國貧富差距急劇加大,階層差異急劇固化,「美國夢」已然破滅。
階級矛盾、階層政治已是美國頭號政治主題。這些已經體現在MAGA共和黨和進步主義民主黨的政治議程裏。然而,由於:
——美國民眾/社會對「社會主義」和左翼政治存在天然排斥,認為這和美國主導的「自由」理念相悖;
——美國的種族/族群/本土及移民群體間的分裂——使得美國不同種族身份的工人階級無法聯合起來;
——美國存在許多其他跨越階層的文化價值議題,例如墮胎、槍械權、LGBTQ等,進一步分裂全社會(以及工人階級內部);
——多種因素同時發生作用(原教旨市場主義+小政府+全球化+外來移民+人工智能/自動化),使得人們很難把問題歸因於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本身,而可能歸因到其他因素(例如特定的政客;例如中國);
——美國二十世紀的成功和資本主義及大企業密切相關。美國的厲害之處就是以大企業為標誌的——從波音、可口可樂、麥當勞到蘋果和Google——愛美國,似乎就不能否定這些企業。
綜上,工人階級尤其難以「覺醒」,尤其難以組織起來,左翼政治及政策很難推行。
更多的人,只是對大企業、大資本有一些「樸素」的反感而已。左和右的民粹主義政客很多時候也只是在利用這些情緒。
唯有一個場景,可以「喚醒」所有人:那就是當中國出現的時候。
當美國大企業、大資本、大金融談到與中國和諧相處、共同發展、雙贏的時候,就會激發中下層民眾的懷疑、抵觸、反感。
當美國大企業、大資本、大金融談到與中國和諧相處、共同發展、雙贏的時候,就會被政客抓住,加以攻擊。
筆者原來寫到,反對中國,暴打「熊貓」,就是華盛頓兩黨政客「團結」的主題——大家終於可以找到一個共同話題了。
同樣的,中國,是美國釋放及轉移階層/階級等深層次經濟社會矛盾的對象。一提到中國,大家就可以站在一起,同仇敵愾,釋放情緒,鮮明批判大企業、大資本、大金融了。
「暴打中國」,就是美國「團建」的主題。
筆者一直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配以其特有的社會文化構成,使其不具備解決國內矛盾的可能性。
只要美國國內矛盾不得解決,只要美國不能引入社會主義解決其經濟社會民生問題,那麼只有一條,就是將國內矛盾轉移到中國。
最後,回到巴菲特和芒格。作者以為,這兩位投資大佬對美國對華政治的影響力為零,並且考慮到美國內部深刻的階級矛盾,他們一出圈,只會起到負面作用。
所以,我們的官方媒體,也大可不必高調轉載他們的講話。至少不用放到很顯眼的地方。他們的講話,當然是國人愛聽的,而且可能還會對美國產生幻想——「哎,你看,巴菲特這樣的人也說我們好話呢」。但這可不是美國老百姓現在愛聽的。恰恰相反,我們的官方媒體一轉載,會「坐實」美國人對這些金融資本家的懷疑:「你看,果然,這些資本家講的話中國政府是喜歡的,還幫助宣傳,可見他們和中國就是一夥的。」最終,這會導致「親者痛、仇者快」。
當今時代,分析美國政治,必須結合美國國內的政治情勢。只有把各種因素充分考量,才能找到好的姿態與策略。
本文為公眾號「兔主席」發表於5月8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