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馮德萊恩聯袂訪華　突顯德國歐盟大哥地位旁落？

根據愛麗舍宮的消息，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將會跟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於4月5至8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將會以烏克蘭問題為主打，並會討論戰略問題和國際危機、面對重大全球挑戰的合作，以至中法經貿關係等議題。馬克龍表明，法國並沒有歐洲的授權，因此邀請能夠代表歐洲的馮德萊恩同道，以發出歐盟的統一聲音。

這次馬克龍訪華，一方面有代表法國的層面，另一方面亦帶有代表歐洲的象徵，讓人想起2019年習近平在巴黎與馬克龍、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的中歐「四巨頭」之會。

當時的跨大西洋關係因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而每況愈下，「四巨頭」的巴黎會被視為維繫多邊主義、中歐關係以至歐洲自主的象徵。

今天的國際形勢當然恍如隔世。俄烏戰爭和大西洋主義者拜登（Joe Biden）掌權重新拉近了歐美之間的聯盟關係。中歐之間在人權問題上的互相制裁、台灣問題，以至中國在俄烏戰爭上較為親俄的立場，也使中歐關係陷入低位，短期內除了商界持續合作之外難望改善。

值得留意的是，相較於2019年的「四巨頭」會面，這次馬克龍和馮德萊恩明顯是代表歐盟向中國說話的行程之間，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的缺席顯得特別突兀。

朔爾茨為何缺席？

當然，朔爾茨去年11月已經訪問過中國，期間雖然博得中國發出可被視為針對普京（Vladimir Putin）的、更為明確的反對核武表態，卻以兩國的貿易和投資為主打。當時歐洲政界風傳馬克龍曾要求與朔爾茨同道訪華，以歐盟代表的姿態與中國討論國際大局，特別是俄烏戰爭的問題，卻未得朔爾茨同意。原訂在朔爾茨行前舉行的德法政府峰會亦遭押後，突顯出法德的不和。

朔爾茨獨訪中國與馬克龍聯同（德國籍的）馮德萊恩以歐盟代表的姿態訪華相比，其實已顯示出德國以往「歐盟大哥」的地位已出現了深刻的變化。

雖然在經濟實力上面，德國無庸置疑是歐盟首位，但決定歐盟整體政策走向的布魯塞爾政治卻是出奇地講究人際關係和個人手段。不少重要決策也是由各國平起平坐的官員在密不透風的歐盟會議室中面對面緊密磋商而成的。掌權16年的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就是這種政治操作的表表者，憑着以妥協謀求共識的決心、堅持談判到底的意志以及其科學家背景對政策細節的掌握，再背輩德國的經濟實力，默克爾由此使德國變成了歐盟的實際話事人。

相較之下，2021年8月接替默克爾的朔爾茨卻完全沒有此等決心、意志和能耐。某程度上，德國在朔爾茨超過一年的管治之下，更陷入了某種孤立主義之中。

德國式的孤立主義

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之下，德國過去堅定不移的對俄能源依賴已變成了歐盟層面的「政治原罪」，不只被以波蘭為首的東歐國家屢次嚴厲批評，連西班牙等不仰賴俄羅斯天然氣的國家也曾有過不應為德國依賴俄氣的惡果埋單的抱怨，而法國更有了高舉自己全面發展核電政策的契機，將正計劃全面廢核的德國比下去。

雖然朔爾茨在普京進軍的前幾天毅然叫停了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的審批，在俄軍開戰後更表明德國正遇上「時代轉折點」（Zeitenwende），但德國的後續政策沒有「將功補過」，更沒有顯示出任何重建德國「歐盟大哥」地位之意。在對烏軍援的問題上，德國一直被波蘭，甚至是法國等國「牽着鼻子走」；在去年秋冬能源短缺危機似正迫近之際，德國也利用自己的「財雄勢大」，獨自推出2,000億歐元補貼，被歐盟各國認為是只顧自救而不顧鄰國利益。

最近的一場歐盟能源政策之爭，就將朔爾茨這種「德國式孤立主義」展露無遺。歐盟減排政策的其中一大目標，就是要在2035年起禁止新的內燃機汽車銷售，以鼓勵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該項政策到本年3月已得到27國領袖、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的同意，最後的各國能源部長共識基本上只是「走過場」，讓一眾高官再有一個在鎂光燈下刷亮自己減排招牌的機會。

然而，由於朔爾茨三黨聯盟政府中的自民黨（FDP）最近地方選舉不利，該黨既掌交通部，其基本盤也包括了不願放棄內燃機動力的民眾和商人，德國竟然在最後一刻才拒絕支持該政策，要求保留內燃機，為以再生能源合成的汽油（稱為「e-燃料」）留下空間，完全漠視歐盟政策制定的不成文規則和慣例。其他本來只為「跟大隊」而非真心支持廢除內燃機的國家也因此有所動搖，導致這項重要歐盟減排政策幾乎喪於朔爾茨的國內政治計算之上。

諷刺的是，到了3月28日，德國擾攘一番之後，竟然又重新支持原有禁止新內燃機汽車的政策，只以「日後」再歐盟通過有關「e-燃料」的特別豁免的妥協保留住一些「面子」——這種特別豁免要再次得到歐洲議會等機關通過，而歐洲議會早已表明不會再重新審視這項政策，此前更兩度否決這種豁免。

這場「內燃機汽車」小風波，一方面體現出朔爾茨政府對歐盟大局的興趣缺缺，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德國再無主導歐盟政策走向的「大哥」地位。

除了這種將目光放回國內的半孤立主義轉向之外，在歐盟外交政策之上，德國的內部分歧也決定了朔爾茨難以在全盟層面扮演領導角色。

例如在對華問題上，朔爾茨的社民黨（SPD）似乎依然是走着過去的重商主義路線，以保證德國商品的對華出口等商界利益為主要考慮；但其執政盟黨綠黨，卻是以所謂的「價值觀外交」為主打，走上對華強硬的路線；在野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則正在修改默克爾遺留下來的「以貿易帶來改變」（Wandel durch Handel）方針，其對華政策的最新草稿表明以經濟合作保證和平「對俄羅斯而言已經失敗，對中國也是愈來愈（走向失敗）」，聲言要有「對華政策的時代改變」。

國內分歧，再加上朔爾茨的無意、無力甚或是無能，我們可以預見，在未來好一段時間內，德國在歐盟整體的主要政策路向上只會是一個追隨者，而不是領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