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的必然與偶然　2023年「後冷戰時代」結束的另一種想像

任何事態的發展也是一個連貫的過程，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確切的時間點作為某個時代結束的時刻。一個時代什麼時候結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主觀詮釋。儘管如此，當未來的人們回顧歷史，想尋找「後冷戰時代」在哪一個時間點上結束，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下令進軍烏克蘭相信將會是一個甚佳的選擇。

在過去幾年「中美競爭」「全球多極化」「新冷戰」之類的熱烈討論之中，沒有人會愚蠢到看不見美國獨大的後冷戰時代正走向衰亡。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事件比俄烏戰爭及其局勢發展更能突顯所謂「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的終結。

西方對俄團結的另一面

從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出師無名與不仁不義，到2017年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上台後的民粹主義和單邊主義，以至2021年在拜登（Joe Biden）主持下的阿富汗撤軍潰退亂局，都有論者將這些事件當成後冷戰時代、美利堅和平的終結之時。雖然這些事件的發展，若非依舊由美國佔主動，就是地緣影響有限，但它們都指向美國獨大地位消亡的歷史必然性。（歷史本身不是必然的，但以在某些前提之下——例如中國國力長期增長的趨勢——卻似乎有必然的走向。）

俄烏戰爭的爆發更是一舉擊碎了美利堅和平的鏡像。

不少西方觀察者的看法剛好與此相反。他們認為，在特朗普嚴重破壞跨大西洋關係、北約被質疑「腦死亡」、拜登阿富汗撤軍大亂之後，人們原以為對俄對烏各有相異利益考慮的西方國家將會在普京的強勢進軍之下四分五裂，不能擺出相對團結的戰線，但讓他們「喜出望外」的是，戰爭至今已踏入第11個月，但美歐之間與歐洲內部儘管有着不少分歧，卻依然能團結起來支援烏克蘭，甚至讓烏克蘭多次佔得戰場優勢。因此，在不少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興論領袖眼中，2022年是西方重新站了起來的一年。

這種觀察當然沒有錯。但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美國領導的北約以至整個廣義的西方世界「重新站起來」之後，俄羅斯依然抵得住他們史無前例的制裁，而佔全球大多人口的中國、印度、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亦沒有站隊美國和西方。這個現象本身其實已經證明美國以至整個西方世界的權力已不足以駕馭全球大局。即使俄烏戰爭最終以對西方較為有利的方式停罷，也改變不了這一個事實。

而美國以至西方霸權的消逝最終由俄烏戰爭全面揭破，也是讓人意外的。

誰是多極世界的「極」？

俄烏戰爭之前有關「後冷戰時代」之類的世界大局討論，往往集中在中美之間的競逐。任何相信美利堅和平的西方「一強」時代果真存在過的人，都會認為能宣布後冷戰時代結束的將會是中國。然而，最終頗為明確地為後冷戰時代劃上句號的，卻是一度被美國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視為「1980年代」的過時威脅、被已故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Cain）形容為「扮成國家的加油站」的俄羅斯。這也許是歷史必然中的偶然。

後冷戰時代的結束，往往緊扣着「中美G2」「世界多極化」之類的討論。當中的主角，除了中、美之外，還有歐洲。根據《百度百科》的定義，世界多極化就是「國際關係格局由一、兩個超級大國為中心向兩個以上的實力相當國家或國家集團組成力量中心轉化的趨勢」。顯然地，如果照着這個定義來看，人們對於後「後冷戰時代」所謂「力量中心」的想像大概是以冷戰時代的美國或蘇聯（「一、兩個超級大國」）作為藍本，而將多極世界理念化為世界出現由不同國家或地區國家組織扮演的好幾個美國或蘇聯一般。

在這個想像之中，這些「力量中心」憑着自身的絕對實力在不同地域和國際事務之上互相制約又互相依賴，而他們之間的互動則決定了世界大局的走向——只有他們能掌握改變國際政治局面的主動權。

然而，如果我們以俄烏戰爭及其隨後發展為基礎去想像多極世界的話，多極世界的「極」不一定是絕對實力最強的少數幾個國家或地區國家組織，而是能利用這些強權互相制衝之勢而圖利的中型甚至小型國家——這些國家也許才是「多極世界」的有效行動者。

俄烏戰爭以來，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最為得意的大概是土耳其。把握着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這個黑海入口，土耳其註定了要在俄烏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

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一方面，土耳其禁止了不以黑海港口為母港的軍艦穿越博斯普魯斯海峽，減弱了俄國在黑海的海軍優勢，更向烏克蘭輸出無人機，盡了一些北約成員的責任，也打擊了俄國的地緣政治實力，另一方面，土耳其卻沒有跟隨其北約「盟友」制裁俄羅斯，反而對俄國資金（無論親普京與否）無任歡迎，大手買入廉價俄國能源，也充當俄國進口外國商品的渠道，並利用其北約成員地位對於瑞典、芬蘭入盟的否決權，不斷向兩國和美國討好處。

同時，土耳其也跟聯合國合作，促成了俄烏雙方的黑海糧食出口協議，使俄烏戰爭不至於嚴重加劇全球糧食危機。

在西方與俄羅斯於烏克蘭的局部較量勢均力敵之際，大家都有求於土耳其，反而使土耳其成為了這場戰爭對立各方以外最有效的行動者。

俄羅斯針對西方的能源戰，也大大加強了美國傳統盟友沙特對於美國的叫價能力。透過對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增減產決定的控制，沙特王儲穆罕默德（Mohammad bin Salman）迫得上任以來因人權價值堅持而聲言要「放逐」沙特的拜登不得不親到沙特「負荊請罪」求石油。而在穆罕默德疑似背信減產，甚至邀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盛大國事訪問之際，拜登當局卻對他束手無策。

相較於土耳其，沙特的行動固然是政治大於實際，卻無疑在美沙關係之中奪得了主動權。試問若非有此刻多強互相掣肘的國際格局，沙特王儲穆罕默德何能將拜登玩弄於鼓掌之中？

近年，印度早就一直乘中美對抗之機，將自己變成了西方企業轉移產業鏈的一大潛在得益者，也透過與西方國家的安全合作，嘗試加強自身的國防實力。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中美對抗依然是印度的籌碼，使其能迅速變成廉價俄國石油的最大買家之一，同時幾乎避免了任何來自西方的反制和批評。在2022年的G20共同聲明之中，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更主導了其有關俄烏戰爭的用詞，儼如世界芸芸強國之中的領袖一般。

除了上述這些中型國家或人口大國之外，一些小國也在俄烏戰爭造就的多方對立之中尋得自身的地緣主動權，阿塞拜疆就是其中的一個明顯代表。在俄羅斯無力兼顧理論上受其保護的亞米尼亞，歐洲亦需以阿塞拜疆天然氣局部取代俄氣之際，阿塞拜疆2022年以來已多次向亞米尼亞就雙方爭議的納卡地區（Nagorno-Karabakh）施壓，9月雙方短暫交戰造成近三百人死，如今阿塞拜疆更疑在俄國維和部隊的默許下對納亞地區的12萬亞美尼亞人進行了超過20日的封鎖。從亞美尼亞四處張望求助無門的情況來看，最終阿塞拜疆達成其全面收復納卡地區的機會並不低。

退一步而言，經濟規模大概只等於一個意大利的俄羅斯，之所以敢發動對烏戰爭，並堅持至今，本身有中美兩強對峙的考慮存在。雖然俄國有其核武庫作為最終威嚇，但如果俄羅斯經濟上不能背靠中國、不能背靠普京看準了會在廣義的中美競爭中保持中立的國家，一場如此曠日持久的俄烏戰爭根本上是一個國際政治上的不可能。

從這個角度來看，後冷戰時代結束的必然最終由「無望登極」的俄羅斯揭破，並不是一種偶然。

展望2023年，在俄烏戰爭、中美對抗的形勢持續之下，這些在絕對實力上不能位居前列，卻能利用強國互相制衡的形勢而搶佔主動權的國家，可預見將繼續扮演更重要的地緣政治角色。

如果多極世界的「極」是多極世界的主角的話，我們確實需要在適當的時候換一個角度，將目光放到這些在強國之間能游刃有餘的國家。也許在多極世界之下能帶來國際政治變局的是他們，而非互相針對、互相掣肘的強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