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俄羅斯西化的百年反省：杜金與「新歐亞主義」是怎麼煉成的

8月30日，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逝世。此刻從俄烏戰爭的背景回顧，人們難不對蘇聯前與後俄羅斯介於歐亞之間的地緣位置，以至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主體另有反思。其實不足兩周前的另一宗死亡事件，已給予我們另一條線索。

8月20日，俄羅斯學者杜金（Alexander Dugin）之女達莉婭·杜金娜（Darya Dugina）遇刺身亡。

據俄方調查，主謀為烏克蘭特勤部門，嫌犯則是33歲的烏克蘭公民娜塔莉亞·沃夫克（Natalya Vovk），其在跟蹤杜金娜多時後，於對方車底安裝爆裂物，並借遙控引爆達成暗殺目的，隨後逃往愛沙尼亞。《路透社》（Reuters）稱，俄羅斯執法部門已將沃夫克列入通緝名單，希望自愛沙尼亞引渡嫌犯，但這一要求遭愛沙尼亞內政部、警方和邊防部隊拒絕。前述機構表示，只有在獲得法律授權的情況下，才能提供個人進出愛沙尼亞的資訊，但俄方的指控不符這一要求。8月29日，俄方再指有另一烏克蘭嫌疑犯涉案。

而與暗殺真相、追兇過程一同引爆爭議的，尚有杜金娜之父杜金的「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主張。杜金於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逐漸進入西方媒體視野，並被《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稱作「普京的大腦」（Putin's Brain），意指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之所以發軍佔領克里米亞，是受杜金的學說指導而成。

平心而論，此一說法更多是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即歐美震驚於「西化派」普京的突然「叛變」，遂建構了當代版的「拉斯普京」（Grigori Rasputin）敘事，暗示普京受到「極端妖僧」操控，故會有如此瘋狂無理的行為。事實上，國家決策是各部門長期博弈的複雜結果，杜金本人雖在2000年初、2014年一度進入俄羅斯大眾視野，卻因主張過於激進、俄羅斯後續政策未照其建議發展，而逐漸淡出了主流市場。即便西方與中國部分媒體對其極為關注，「普京的大腦」之稱談得言之鑿鑿，但長年以來，杜金既未進入克里姆林宮決策圈，也無法將在外網享有的討論熱度，同步回傳俄羅斯本土。

然儘管如此，杜金與其他學者所代表的「新歐亞主義」學派，仍然具有時代意義，且在解釋近年的俄羅斯國家行為上，為外界提供了理解視角。

歐亞主義根源：對俄羅斯苦難的反思

首先，不論是「古典歐亞主義」或「新歐亞主義」，其崛起背景都是在俄羅斯社會遭遇巨大苦難後，對「西化路線」提出了反思與檢討。

「古典歐亞主義」誕生於20世紀之初，彼時俄羅斯正值帝國衰亡、混亂四起的動盪年代，先是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慘敗，又於1914年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民心與經濟同時崩盤，更在1917年爆發兩次革命，羅曼諾夫王朝由此滅亡，持續3年的「紅白內戰」接踵而至。

長達20餘年的國家苦難，催生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其中，語言學家特魯別茨科伊（Nikolai Trubetzkoy）、地理學家薩維茨基（Petr Nikolaevich Savitsky）、音樂學家和政論家蘇符欽斯基（Pyotr Petrovich Suvchinsky）、神學家和歷史學家弗羅洛夫斯基（Georges Vasilievich Florovsky）、歷史學家維爾納茨基（George Vernadsky）、宗教哲學家卡爾薩文（Lev Platonovich Karsavin）、法學家阿列克謝耶夫（Nikolai Nikolaevich Alekseev）等，提出了名為「歐亞主義」（Eurasianism）的政治文化論述。而為與1990年代崛起的「新歐亞主義」有所區別，此時的「歐亞主義」一般被後世稱作「古典歐亞主義」。

此派學者認為，俄羅斯20世紀之交的苦難根源，來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的西化改革。「古典歐亞主義」學者指控，200餘年的強行西化進程，撕裂了俄羅斯的社會團結，並讓國家偏離了既定的發展道路，例如在其看來，1917年的十月革命乃「歐洲引誘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苦果之一。如此否定歐洲中心主義、反對親西方趨勢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承繼了1830年後興起的「西方派」、「斯拉夫派」論戰餘風，但又非完全倒向「斯拉夫派」。

1920年，特魯別茨科伊出版《歐洲與人類》一書，奠定「古典歐亞主義」的文化立場：拒絕西方中心論、反對拉丁-日耳曼的文化侵略。1921年，歐亞主義者們合作出版《走向東方》文集，將「古典歐亞主義」論述上升到政治思想層次，主張俄羅斯應該走上「第三條道路」，一條既非西化、也非完全斯拉夫的特殊文化民族主義路線；1926年，歐亞主義者們聯合出版《歐亞主義（系統闡述的嘗試）》一書，完整介紹「古典歐亞主義」世界觀，包括以東正教為基礎的文化主體論述、對俄羅斯既非歐洲也非亞洲的「歐亞洲」身分強調，同時主張創建「歐亞黨」，以期實踐自己的政治主張。

然而此一風潮在1928年後逐步走衰。伴隨蘇共全面掌權，蘇聯政府開始箝制各式政治主張，歐亞主義社群內部亦爆發衝突，特魯別茨科伊與日漸左傾的歐亞主義陣營決裂，卡爾薩文則於1949年遭控「參與反蘇歐亞運動，準備推翻蘇維埃國家」，並於1950年3月被國家安全部判處勞教10年，最終死於肺結核。經此波折，作為政治力量的歐亞主義宣告瓦解，其於俄羅斯本土的聲量也嚴重衰退，僅在海外僑民間存在些許影響力。

但即便如此，「古典歐亞主義」的俄羅斯身分意識論述、「第三條道路」主張，仍在歷史循環下，於半個世紀後破土而出，啟蒙了包括杜金在內的「新歐亞主義」學者。

「新歐亞主義」的政治角色：為俄羅斯的大國地位服務

而正如「古典歐亞主義」生於20世紀初的離亂動盪，「新歐亞主義」同樣源自俄羅斯在政經路線上全面親西方，卻遭遇挫敗的苦痛。

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治精英誓言擺脱「過往錯誤」，開始推行全面西化政策，不僅在政治體制上引入西方議會民主制，更在經濟場域急速右轉，朝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力衝刺，同時努力申請加入歐盟與北約，期望正式融入西方社會。但由結果來看，上述努力可謂全面挫敗，俄羅斯不僅在經濟上深陷寒冬多年，更遭遇了西方的地緣圍堵，既無法加入北約，還眼見北約前線日漸迫近。在此氛圍下，俄羅斯政界、學界與民間開始出現「反思西化」的聲音，「新歐亞主義」的復甦基礎由此成形。

1990年代中期開始，歐亞主義逐漸成為研究熱點，俄羅斯科學院新設了歐亞研究中心，莫斯科也成立「歐亞主義」出版社，《歐亞主義》雜誌隨後創刊。杜金也受惠於此波潮流，於2001年成立「歐亞主義全俄社會政治運動」，此一團體於2002年改名「歐亞黨」，算是承繼20世紀初的前人遺志。

但杜金並非此一潮流的唯一代言人。當代「新歐亞主義」代表人物還包括帕納林（A. S. Panarin）、帕申科（Vitaly Pashchenko）等，其主要從文化哲學視角出發，將歐亞主義論述為特殊的文明類型，並主張既然「歐洲大家庭」不願接納俄羅斯，俄羅斯便不能在西化的幻影中持續夢遊，而是要找回自己的東斯拉夫和圖蘭（Turan）傳統，以應對新的時代挑戰。帕納林更是強調，俄羅斯是最早發生經濟人、後經濟人（強調精神、文化和生態需要，與傳統經濟人相對）相遇的地方，俄羅斯的精神傳統符合時代所需，故會成為全球轉折的宣導者之一。此一論述不難看出東正教傳統的「救世思想」底藴。

而與前者相比，杜金雖自稱是「正統的新歐亞主義」奠基人，其主張卻與「古典歐亞主義」存在顯著差異，部分俄羅斯學者因此嘲諷杜金是「偽歐亞主義」。

從學理論述來看，「古典歐亞主義」更多是一種地緣文明的世界觀建構，其雖呼籲找回俄羅斯的亞洲、東方元素，卻並未強力主張要在地緣政治上對抗歐洲，而是強調俄羅斯在與歐洲互動時，必須保持自身的文明清醒與獨立；而杜金的「新歐亞主義」主張雖也採用部分「古典歐亞主義」的核心主張，卻同時雜揉了歐洲新右派保守主義、德國地緣政治學者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的「大陸集團理論」、俄羅斯民族主義理論等元素，並以此為基礎，搭建出一套帶有強烈反西方色彩的地緣政治意識形態，例如杜金早年的「柏林-莫斯科-東京」軸心主張，以及近年的「巴黎-柏林-莫斯科」軸心、「莫斯科-北京-德黑蘭-新德里」軸心等，皆是在一定程度上挪用「古典歐亞主義」的部分皮囊，展演了海權、陸權國家集團對抗的地緣政治主旋律。

然帕納林也好，杜金也罷，即便「新歐亞主義」的各派學者主張差異極大，卻仍可觀察出一共性，那便是對蘇聯解體後的國家苦難提出反省，否定了全面西化的路線，並寄望歐亞主義的思想資源能為俄羅斯指路，讓俄羅斯在未來世界的地緣政治中，獲得與自己身份相稱的大國地位。

然而這波高潮很快迎來降温，2000年起普京正式接掌俄羅斯國政，彼時其乃堅定的西化派，故在上任不久後，俄羅斯的對外政策重心迅速回到歐美，相對關注東方、反對西方中心的歐亞主義受到政治冷遇，直到北約持續東擴、格魯吉亞發兵南奧塞梯、烏克蘭顏色革命、克里米亞危機等衝突接續爆發後，歐亞主義才又伴隨莫斯科的戰略轉向，逐步重回政治視野。

例如曾任普京總統助理多年、人稱克里姆林宮「灰衣主教」的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便在2018撰寫重磅文章《孤獨的混血兒》，借烏克蘭衝突陳述新時代的俄羅斯地緣觀。蘇爾科夫認為，自2014年烏克蘭危機起，俄羅斯歷史便步入新的「2014＋」時代，此前俄羅斯已走了400年向東路、400年向西路，卻都沒能在兩大文化生根；此後俄羅斯必須走上第三條路，也就是成為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的「第三羅馬」，承續基督宗教正統，「不西不東」雖孤獨，卻是俄羅斯的必然宿命。

此文一出，反響極大，蘇爾科夫也因此獲得「俄羅斯的意識形態總導師」之稱。而其行文間對俄羅斯東西混血的身分強調、對國家應走「第三條道路」的文化政治主張，皆不難看出是對歐亞主義核心主張的化用。

故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當代俄羅斯「歐亞主義」的思想復起，源於蘇聯解體後的西化挫敗，但其流派眾多、不同學者的側重亦不同，杜金可謂是「新歐亞主義」陣營中最具激進對抗色彩者，其所仰仗的海陸權地緣博弈論述，甚至超過了古典歐亞主義對「第三條道路」的強調；而在政治場域，俄羅斯確實也在與西方關係一路下行後，開始重視與中國等東方政治實體的互動，並在全面西化政策上有所後撤調整，看上去確與歐亞主義有所共鳴。

但如前所述，國家決策既受時勢驅動，也是政府各部門博弈的複雜結果。簡言之，是冷戰後的國際格局、美歐俄的現實互動，形塑了當代的「新歐亞主義」與俄羅斯對外決策，而非「新歐亞主義」與杜金一人，就能引導、操控克里姆林宮的戰略轉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歐亞主義不論作為政治主張或學術思想，其起伏漲落都取決於現實發展，是時代造就了俄羅斯的外交變化，而非杜金造就了時代。

【俄羅斯歐亞主義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