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拜通話｜拜登急於行北京提三「誤」　中美核心關切難同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據白宮現場記者記錄。通話是在8:33開始，10:50結束．總計2小時17分鐘。

這是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中美元首的第五次通話。對比前5次通話或視頻會晤：2021年2月通話持續大約2小時，2021年9月1個半小時，2021年11月視頻會晤3個半小時，2022年3月視頻通話1小時50分鐘。這次2小時17分鐘，持續時間第二長。至少從時長上看，或許正如中方新聞稿中介紹的那樣：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以及雙方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坦率溝通和交流。

兩位領導人通話不僅有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的「硝煙」，也正值美國國會通過「晶片法案」之際，此舉旨在向美國半導體行業提供補貼，與中國展開競爭。不難看出，兩國結構性矛盾很大，雙方在「坦承、深入」後，除了只能責成雙方團隊繼續保持接觸和跟進外，並不會，也不能夠什麼大的相向而行的共識突破。

拜登急於通話　重大分歧依舊

從近一段時間以來的報道看，都不難注意到，拜登對與習近平溝通的「期待」甚至迫切：

十多天前拜登政府就開始釋放將要通話的消息。再往前看，過去不到兩個月內，雙方一共6次高層會談，圍繞戰略、外交、軍事、經貿和生態保護等方面進行較為密集的溝通，這都表明華盛頓對華溝通訴求上升。

7月25日，拜登新冠疫情陽性還未痊癒，就有記者追問與中方通話的事，拜登當即回答「這是我所期待的」。接着，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就在記者會上放風和預熱，稱這是一次「經過長時間安排」的通話，已經準備可供討論的課題「相當廣泛。

綜合來看現在拜登政府的內外處境，不難理解為何他急於通話。目前拜登政府還在為國內40年來最嚴峻的通脹問題頭痛。7月28日，聯儲局再次加息75個基點，幅度和6月一樣大。 至此，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提高至2.25%-2.5%。此外，還將從9月開始將縮表的上限擴大至950億美元。美國通脹壓力極大，美國核心CPI數據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6月美國CPI按年上升9.1%，再創1981年以來最高。美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加，但又必須要以抑制通脹為核心目標，至少在第三季度，加息節奏難以顯著放緩。不論是通脹壓力還是經濟下行壓力，對於11月的中期選舉，拜登都處於不利位置。美國國內有些人希望與中國保持溝通，並削減部分對華加徵的關稅以緩解美國經濟窘境。

此外，在俄烏衝突長期化的背景下，拜登政府雖然聲稱可以「兼顧兩個戰區」，實質上卻很難。中期選舉將至，民主黨選情不佳，拜登希望能夠儘快在內政外交上有一些拿得出手的成績。對華溝通，可能也在他的競選議程上。

從拜登今年與習近平多次溝通來看，拜登急於需要表現出來在與北京積極溝通，表現出在努力「斡旋」對華關係，表現出「我有在做」，但實際上，對於實際上應當如何做，如何處理好這個階段對華關係，都不清晰。只是停留在不斷「重申」，應該「做」什麼，但「做成」什麼，顯然拜登沒有搞清楚。中方多次指出的，中美關係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對華認知出現了問題，而且美國政府仍未糾正錯誤。拜登政府並未重視，看上去，只為需要這麼做（對華溝通），而不在意這麼做的成效。

從北京的角度，自然是不會拒絕這樣的溝通，畢竟對於中美兩個大國來說，兩國領導人的溝通是必須的，有溝通總比無溝通好。但溝通的成效，幾次下來不過如此，也讓不少輿論都有說到「各說各話」。從一定程度上來看，也確實如此。

早在今年3月兩位領導人通話時，拜登重申了去年11月中美元首通話中做出的「四不一無意」承諾。但幾個月過去，中美關係不但沒有走出上屆美國政府製造的困境，還遭遇越來越多挑戰。無論美國在印太地區投棋佈子，還是不斷打「台灣牌」，都加劇了地緣緊張態勢。

不僅如此，在經濟領域，似乎很需要有所突破，但中美如何在經濟領域管控分歧又是一個核心。彭博社早些時候報道，拜登政府將「重塑」前政府的對華關稅政策，其決定可能包括三部分：取消對目前約37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中100億美元商品加徵的關稅、啟動新的對華關稅排除程序、同時依據《美國貿易法》的301條款對部分中國行業啟動新的關稅調查。

如果報道屬實，意味着拜登希望在調降部分對華產品關稅的同時，推出對中國強硬措施，這樣他就不會因為對華軟弱而受到美國國內鷹派批評。然而，這種做法不利於中美經貿關係儘快恢復正常。

北京提：誤判、誤讀、誤導

正如通稿所言：「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以及雙方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坦率溝通和交流。」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必須要「坦率溝通和交流」。但為什麼一直流於形式，而無變化。

答案是——誤判、誤讀、誤導。

習近平也對拜登說：「戰略競爭的視角看待和定義中美關係，把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和最嚴峻的長期挑戰，是對中美關係的誤判和中國發展的誤讀，會對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產生誤導」。

這也是很有針對性的。

美國將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和最嚴峻的長期挑戰，但這符合實際嗎？完全錯誤。所以，中國領導人明確指出：對中美關係，這是誤判；對中國發展，這是誤讀；對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這會產生誤導。但美國人會認識到這一點嗎？拜登倒是說了一句：美方希望同中方保持暢通對話，增進相互了解，避免誤解誤判……

如果美方認為不夠清楚，事實上，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日前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巴厘島會晤時，向美方提出四份清單，以期「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解決突出問題」。

長時期的「誤判、誤讀、誤導」，讓中美雙方沒有辦法形成共識。而這當然也是中美結構性矛盾所決定的。

為什麼中國總是被錯判？

為什麼對中國總是被錯判？這是一個老問題。事實上也是由於西方不能成功解釋中國的發展變化和「治理」變化，才令西方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總是處在自以為是和不知所措的鐘擺之間。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西方對中國認為需要長期戒備，又不以為然。對付中國「威脅」的辦法就是限制對華貿易以及其他形式的往來，這就是冷戰時期西方各國對中國採取封鎖和遏制政策的邏輯。冷戰結束，西方對中國的恐懼逐漸消退，對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開始主導對華政策。

20世紀90年代後的西方戰略家相信，私營企業和中產階層的興起、國際交往的深化等等是自由民主制度所「專屬」的，必然會和中國的威權主義制度發生衝突。在當時判斷，中國新出現的經濟社會因素最終會動搖其基礎，讓中國走上西方的政治道路。因此西方國家應該樂見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希望以此積極促成政治鉅變的發生。但由這種思維主導的對華接觸政策沒有達到其目標。

隨着中國真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國內對接觸政策展開了反思：「中國的發展看起來出乎意料的平穩，甚至解決了14億人口貧困問題。中國固然可以依靠『威權主義』的力量推動工業化快速發展，但這種制度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活躍的市場經濟、大規模的減貧、技術創新應用……」一些美國政客甚至宣稱，中國欺騙了美國，美國對中國實行接觸政策是上了中國的當。

於是，在美國掀起了一股要求與中國「脱鈎」的聲潮，不管是共和黨政府還是民主黨政府，都宣稱要和中國開展戰略性的、嚴肅的競爭。問題是：西方政客所宣稱的競爭是指什麼呢？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已經失敗，在今天更難成功。中國還在繼續開放和發展。西方多數企業難以接受和中國市場脱鈎的壓力，也不認同政客出於政治意識形態對中國國際角色的論斷。

這已經是現實情況。其實，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必須要問這是如何發生的？這是因為國家政治制度嗎？實際上的情況是，西方在中國的治理成功面前陷入迷思。當然，同樣的，在中國持續取得的治理成就面前，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陷入空前的迷茫。更進一步來說，當存在如此迷思就更加證明當今世界迫切地需要重新思考政治和治理的關係。國家政治制度不是決定國家治理效能的唯一因素。在同樣實行西方式選舉制度的國家，有的國家實現了好的治理，有的國家卻沒有。

美國所說的「競爭」究竟是指什麼？如果僅僅把中國的成功治理歸結為「威權主義」制度的優勢的話，那麼「治理的競爭」就難免會變成「制度的競爭」，這又會重新回到冷戰意識形態對抗圖景中去。這就會一直在「誤判、誤讀、誤導」的路上。反之，如果能認清楚，「競爭」是同中國的治理和發展的競爭，則完全不同。對美國來說，弄明白治理如何在政治中實現，如此不只是為了避免和中國的「新冷戰」，也是為了避免美國陷入自己和自己的戰爭。但，顯然，中美幾十年相處下來，美國每一屆政府都執迷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