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戰火中的「歷史終結論」陰霾

3月24日，北約、歐盟峰會、G7峰會齊集布魯塞爾舉行，烏克蘭問題當然是席上「主菜」，中國對於普京進兵的立場亦是焦點。意大利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稱中國是和平進程的關係，芬蘭總理馬林（Sanna Marin）則指「我們會保證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站在歷史對的一邊」。但歷史有對的一邊嗎？

在冷戰後以自由民主主義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終點的「歷史終結論」聞名的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前就再為俄烏戰爭作出研判，預言俄羅斯將會在烏克蘭遭遇「直截了當的挫敗」，普京在軍事失敗後將不能存活，從意大利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到特朗普的歐美民粹主義者將受到重創，中國從此汲取到相較於台灣的教訓。

福山更認為，俄國的挫敗將會使「自由的重生」變成可能，將世界從「全球民主的衰落狀態」中拯救出來，1989年的精神長存，「全因一群勇敢的烏克蘭人」。

雖然普京起初的閃電戰未能如願，烏克蘭人的抵抗比預期強硬，西方無論在援烏和對俄制裁上都展現出難得的堅定和團結，但此刻歐美援烏的界線已明，只限於軍備援助，而對俄制裁也遇上將分裂歐美各國的能源制裁極限。此時，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Mariupol）以體無完膚之態落入俄軍手中幾乎只是時間問題；俄軍南北東三方推進包圍烏東軍隊主力的戰勢逐漸成形。我們實在難以相信近二十年多身陷於理論挫敗之中的福山為何能如此自信。

專研中、東歐史的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史奈德（Timothy D. Synder）在其2018年出版的《通往無自由之路》（The Road to Unfreedom）就提供了一種可以解釋福山這種樂觀的框架。史奈德認為美國人和歐洲人在新世紀之中都落入了一種他稱為「無可避免的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的敘事框架之中：歷史的進步只有一個唯一的途徑，而這種進步是無可避免的。

歷史發展的無可避免性

在美國人的眼中，人類的自然天性帶來自由市場，自由市場帶來民主，民主帶來快樂。在歐洲人的眼中，歷史帶來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從戰爭中汲取教訓而知道和平之好，因此選擇了互相整合和經濟繁榮，以之為最高原則。蘇聯解體之後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和全球性擴張，以至歐盟的成立就是這些無可避免性的具體體現。

在蘇聯解體之前，這兩種無可避免性依然要面對共產主義提供的另一種進步觀：自然容許科技，科技帶來社會轉變，社會轉變引致革命，革命最終帶來烏托邦式的共產社會。不過，蘇聯解體所象徵的共產主義失敗，對歐美而言，已證實了共產主義的進步觀並非真正的無可避免，而他們自身的那一套才是無可避免的真理。

當一套後設歷史論述被先驗地相信之後，在歷史發展之中的人看到與這套論述不一致的事件時，往往將之視為不改大局的雜音，正如對上帝的信徒而言，世間種種不公義的事情最終在最後審判中都會得到公正的處理一般。對於福山來說，兩伊戰爭的挫敗、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國看似能挑戰自由民主體制的另一體制的冒起、普京多年主政、民粹主義在各國崛起、特朗普當選等等，最終也許只是人類邁向歷史終點的雜音，跟這一次烏克蘭戰爭一般。

當然，「歷史終結論」一早已變成了一個普及學術的招牌，而且在歷年反例不絕之中，也帶着失敗理論的觀感。因此，不少相信歷史終結論的人，不會用上「歷史終結」一詞，也未必清楚理解到自己所信者為何，卻會在其言行之中反映出其信念。

歷年來對於普京治下「沙俄復興」走向（如其以「歷史性俄羅斯」作為兼併克里米亞的理據之類的行動），歐美領袖的回應其實都帶着「歷史終結論」的色彩。

美國的歷史發展觀

在美國而言，前總統奧巴馬就多次公開表達對俄國的輕視，此等輕視解釋了為何美國對於克里米亞事件（或是2008年的格魯吉亞戰爭）都沒有如今天一般的激烈反應。在2012年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的辯論中，對於羅姆尼當時指俄羅斯依然是美國的第一敵手，奧巴馬就嘲笑「1980年代正打電話給你，要你把他們的外交政策還回去，你要知道，冷戰已經結束了超過20年」。言下之意，即是冷戰已經證明了美國那一套的無可避免性，再視俄國為威脅已然過時。

到2014年，面對俄國兼併克里米亞和支持烏東分離主義者，奧巴馬則指「俄羅斯只是一個正在威脅其直接鄰國的地區力量，（它這樣做）不是出於實力，而是出於軟弱」。

現代國家主權不必以民族認同區分，烏克蘭也曾得到英美俄保證其（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領土完整，但英、美的確對於俄國違約兼併克里米亞無能為力，何以這會是俄羅斯的「軟弱」？「歷史终結論」的框架就可以解釋這種說法：儘管普京在兼併克里米亞一事上是成功的，但是他已站到了歷史錯誤的一邊，最終無可避免要面對失敗。

在其任內最後一場記者會，奧巴馬繼續堅稱俄羅斯的經濟除了石油、天然氣和武器就不會生產什麼人們想買的東西，只要「我們不忘記我們是誰……不放棄我們的價值」，俄國就不能影響美國。這可算是奧巴馬更為清晰的歷史終結論式表述。

歐洲的歷史發展觀

在歐洲，以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為代表對於俄國的回應，則展現出另一種不同的歷史終結論。歐洲式的「無可避免的政治」，不像美國般以資本主義和民主體制為敘事概念，卻是以民族國家從戰爭歷史汲取教訓為基礎。2014年俄烏局勢的本質，在於作為「歷史性俄羅斯」一部份的烏克蘭進一步透過與歐盟簽訂「聯合協議」的方式加入歐洲、脫離俄國勢力範圍，這將是對於烏克蘭作為一個獨立民族國家的確認，為烏克蘭國內部份人與普京之所難容。

歐洲對於此事的反應遲疑在兩點，一是「到底烏克蘭是否一個已從戰爭歷史汲取教訓的民族國家」的問題，二是「如何與俄羅斯取得和平」的問題。

對於前者，在俄國的宣傳下，歐洲人早就關注到烏克蘭示威中的極右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成分，構成了他們對烏克蘭有沒有從二戰汲取教訓的疑惑，而克里米亞的歸俄民意，以至烏東的分離主義所產生的雙方武力對抗，也讓人質疑烏克蘭是否算得上是一個民族國家，有沒有合法地位加入作為民族國家整合體的歐盟。（史奈德教授認為這是歐洲國家自己的歷史想像，歐洲的整合起自帝國的瓦解，其民族國家的自我歷史認同只是一個虛構的歷史故事。）

對於後者，由於俄羅斯在二戰的慘重付出，歐洲人難免會以「從戰爭歷史汲取了教訓的民族國家」去定義普京治下的俄國，因而傾向以協商而施壓的手段解決爭端。（但普京心中的俄羅斯卻是沙俄時代的歐洲帝國。）

因此，歐洲的解方就是《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s），以恢復和平為要，同時承認烏東頓巴斯地區需要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對於克里米亞，歐洲政界則時有認為其應當歸屬俄羅斯的聲音，直到最近也有德國海軍司令舍恩巴赫（Kay-Achim Schonbach）稱克里米亞不會復歸烏克蘭而被迫辭職的事件。

與奧巴馬般認為俄羅斯沒有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因而站在歷史錯誤一方，最終必然失敗的預設不同，歐洲則是以任何從戰爭歷史汲取了教訓的民族國家皆會以在和平中求繁榮作最高原則為前提，因此將普京使用軍事實力的冒進視為例外，繼續與俄羅斯加深經濟關係，認為經濟整合與和平依然是無可避免的歷史發展。

到了這次普京在烏國邊境陳兵之時，無論美國如何警告，在歐洲也被不少人認為是危言聳聽，直到槍聲響起的一刻。

2月24日正式開打的俄烏戰爭再一次為這些歷史終結論帶來挑戰。

歷史終結論會終結嗎？

對於美國，在俄烏戰爭之前，中國的興起早起引來拜登當局對世界大局的重新認定，以「民主對抗專制」來形容中美之爭，而將「民主需要為人民帶來好處」視為這場競爭的關鍵。如果以歷史終結論的用詞來說，某程度上，美國政界的一些人已不敢像奧巴耿當年一般將制度性的對手假定為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而認為誰才是真正站錯邊尚需不同體制下的政策成果來驗證。

在這個維度之下，對於美國而言，俄烏戰爭不僅是一個歐美能否團結在地緣政治上管控好俄羅斯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場戰爭對於中美競爭的影響，以至中國在此事上的站位。

不過，如今尚是世界第一強的美國，能否就此普遍地放棄歷史終結論，則尚待觀察。到底俄國之強與中國之興是福山式歷史終結描述的反例，還是只是世界邁向歷史終結過程中的一些波折？

對於歐洲，從德國迅速決定重新軍事化可見，戰爭歷史教訓與和平下尋求整合與繁榮的前設，大體上已經消失，因此不少歐洲領袖都以「板塊轉變」去形容這次俄烏戰爭的爆發。擺脫了「無可避免的政治」之後，我們可以預見歐洲將會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一個更為主動和強勢的角色。

［註：本文只採用史奈德教授的框架，並非其意見的闡述。史奈德亦同時以「永恆不變的政治」（politics of eternity）作為「無可避免的政治」的對立面，並以之解讀普京的政治思想及其治下的俄國行動，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考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