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歐洲極右的「普京難題」

俄烏戰事愈演愈烈，深深震動着以為「戰爭只存在歷史教科書中」的歐洲。兩個星期之前，意大利半官僚聯盟政府中的極右「聯盟黨」（Lega）領袖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眼見援烏反俄民情勢盛，就決定親身上陣，到訪波蘭與烏克蘭接壤的邊境城鎮普熱梅希爾（Przemysl），親自迎接烏克蘭難民到意大利。

不過，對於這位在下次意大利大選後有望問鼎總理之位的民粹政客，普熱梅希爾這個人口六萬小城市的市長卻決意要讓薩爾維尼難堪，在眾目睽睽之下，向他送上一件印有俄羅斯總統普京頭像的T裇，上面寫着「俄羅斯軍隊」字樣，擺明是諷刺這位一直與俄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右翼政客此刻的突然轉向。

這件T裇與薩爾維尼本人在2014年作為歐洲議會議員時到訪莫斯科紅場時所穿的幾乎一模一樣。該市長更開玩笑指薩爾維尼可以穿着這件T恤去探訪當地的難民中心。極其尷尬的薩爾維尼只好打斷市長講話，聲言自己一心一意幫助烏克蘭難民，隨後便趕忙轉身離去。

這位2018年為意大利帶來歐洲主要國家中第一個民粹政府、一度引起意大利脫歐憂慮的人物，長年與莫斯科有着異常密切的關係。他曾指「兩個意大利總統都及不上半個普京」，一直主張取消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後的歐盟對俄制裁。一度尋求意大利北部獨立的聯盟黨（原稱「北方聯盟」），在尚未完全變成全國性政黨的2017年，就曾與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簽訂了合作協議。2018年，薩爾維尼擔任副總理兼內政部長期間，更曾因意大利媒體爆出該黨意圖與俄簽訂石油合作協議謀取利益，而被意大利檢察當局對該黨展開調查。

此刻，在支持烏克蘭人的民意之中，更讓薩爾維尼尷尬的是他一以貫之（到本年2月24日俄國進軍烏克蘭為止）的反移民主張。除了在任內政部長期間阻止難民船隻登岸之外，他從政最為人熟悉的一幕莫過於兩年前在地方選舉時，在媒體簇擁之下，敲門質問一個意大利少數族裔家庭，指責他們的兒子是個毒販。

薩爾維尼的笨拙轉向，在歐洲而言並不是一個個別例子，而是幾乎所有國家的極右勢力此刻都要面對的難題：如何洗刷過去極力支持普京的歷史？

意識形態的契合

根據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國際關係副教授Beatrix Futàk-Campbell的研究，歐盟各個主要國家的極右政黨在2010年代起都與俄國的執政力量發展起緊密的關係，雙方除了有着意識形態上的同質性外，還有着大體上對抗布魯爾塞歐盟力量的共同反建制政治目標。這些關係的一大連繫就是各方之間的不同跨國活動。

在2014年9月於國家克里姆林宮舉辦的「多孩家庭與人類未來」會議，就有後來一度執政的奧地利極右自由黨（FPÖ）和法國國民陣線（FN，今改稱為「國民集會」）的頭面人物參與。翌年在維也納也有齊集各方宗教和保守派人物的「神聖同盟」會議，討論如何把歐洲從自由主義思想和同性戀中拯救出來，以及如何宣揚愛國主義和傳統基督教精神。

類似的跨國會議突顯出歐洲極右勢力與普京政府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契合。布魯塞爾的歐盟象徵着道德世俗化的走向，基督教家庭的傳統價值再不重要，而面對着世俗化的洪流，極右普遍正是以守護歐洲傳統的基督教價值為核心，正好與普京高舉的東正教價值合流。

而在歐洲國家中，極右往往難以單獨掌權，但普京卻是大權在握，往往有能力通過阻止世俗化潮流的立法——正如其2013年禁止向兒童展示「非傳統性關係」內容的法律一般——於是在極右眼中，普京就成為了歐洲傳統價值的守護者。

這種守護傳統價值的層面，在俄烏戰爭的宣傳之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現。3月初，俄羅斯東正教莫斯科大牧首基里爾（Patriarch Kirill）就將普京興起的對烏戰事形容為「人類將會站在上帝哪一邊」的爭奪，稱「同性戀遊行只為了證明罪惡是人類行為的一種樣態」，稱西方國家將同性戀遊行的存在當作「忠誠的測試」，因此被烏東頓巴斯地區兩個分離主義共和國「從根本上否定」。他更指這場戰爭「遠比政治重要」，稱「如果人類接受罪惡只是人類行為的一種樣態，人類文明將會在此告終」。

到2017年，在難民危機、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的餘波之中，歐洲的極右勢力呈現出跨國合作的大勢，也加緊了與俄羅斯的合作。該年1月，在德國科布倫茲（Koblenz，其拉丁文字源有「合流」之意）就舉行了一場以愛國主義、反伊斯蘭、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歐盟為主題的會議，當中齊集了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法國國民陣線、意大利聯盟黨、奧地利自由黨、比利時弗拉芒利益黨（Vlaams Belang，弗拉芒即比利時的荷語族群）、英國獨立黨等一眾右翼政黨代表。

同年，奧地利自由黨與意大利聯盟黨也與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簽訂了合作協議。在同年法國總統選舉前的一個月，面對着法國傳統中間政黨失勢下的混亂，普京更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了國民陣線的馬林勒龐（Marine Le Pen），使在法國政壇被視為異端的勒龐家族透過國際認許進一步走近主流。（直至最近，馬林勒龐的競選宣傳單張上還保留着她與普京的合照。）

政治利益的結盟

當然，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契合之外，歐洲極右與普京的合作也離不開實際利益。這一方面是財政上的利益，例如馬林勒龐自己就承認在2014年曾從俄國銀行取得900萬歐元的借貸，該黨的一位歐洲議會議員也曾稱此借貸之所以成事全因勒龐與普京有良好關係。

多個歐洲國家的極右政黨也時有傳出收受俄國利益的傳聞，包括2016年在荷蘭發動反對「歐盟—烏克蘭聯合協議」公投、成功一度阻礙協議生效的「民主論壇」（FvD）——FvD的領袖寶德（Thierry Baudet）疫情期間是荷蘭反疫苗的主力，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也不顧民意繼續支持普京，成為荷蘭政壇的「唯一」（另一極右政黨已表態反對俄國入侵）。

對於莫斯科而言，這些歐洲極右力量的支持，則加大了俄國受爭議行動的國際認同。例如在2014年克里米亞歸俄的公投當中，國民陣線和奧地利自由黨就在歐洲的杯葛之下派出監察團隊，隨後宣布這個從歐盟到聯合國大會都不承認有效的公投是「公平、自由」且「符合國際標準」。

而在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歐洲的極右勢力如果沒有俄國的支持，在本國其實未必有能力崛起，例如勒龐的國民陣線就曾批評法國的銀行都帶有偏見，不願借貸，才使得該黨要向俄國求助。對於這種投資，莫斯科則也許會將之看作一個軟性弱化歐洲的行動——歐洲之弱，在於其不團結，極右的分化政治就正正加劇了這一點。（到了這次烏克蘭危機之後，歐洲人都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GDP跟意大利差不多的國家有能力撼動整個歐盟？）

同時，當親俄的右翼力量掌權之後，俄國的投資也似乎有實際的政治收獲。例如長年與俄羅斯有緊密投資合作、並能以數倍低價購買俄國天然氣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2019年就讓被指為俄國主導的國際投資銀行（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ank）將總部由莫斯科搬到該國首都布達佩斯，並立法給予該行人員外交豁免權，至今一直惹來歐洲各國「間諜銀行」的質疑。而手握否決權的歐爾班亦是歐盟加緊對俄制裁的一大阻礙——他雖然至今尚未有阻止俄烏戰爭爆發後的對俄制裁，卻已明言反對制裁俄國能源。

俄烏戰爭的第一個「受害者」

不過，在2月24日俄國揮軍進入烏克蘭之後，歐洲的極右卻在民情壓力之下就不得不馬上調整對普京、對俄國的立場。

在上年才剛結束大選的德國，另類選擇黨雖然面對黨內對俄立場不一的分裂，卻能避免風頭火勢。在到2023年才需進行選舉的意大利，類似薩爾維尼的人物也尚有時間慢慢轉變親俄形象。而在本年4月3日即要面對大選的歐爾班，由於國內媒體大都已被政府收編，反對派黨的領袖也只是一個各方湊集成軍推出來的清新臉孔，因此他依然可以一方面批評俄國進軍，另一方面繼續匈牙利與俄國的緊密經貿關係，包括核電廠合作，甚至以上述的國際投資銀行運作等。

然而，在自由媒體盛行、本年4月即要面對總統大選的法國，其一系列右翼候選人則不得不馬上修正其親普京的言論。

上月才表明完全不相信俄國會入侵、以改善法俄關係為招徠的馬林勒龐，如今則不得不承認俄國進行改變了她對普京的看法，認為普京確實是個「專制主義者」，不再是2017年她所支持的普京，亦稱其「軍事行動」毫無理據。

比勒龐更右的澤穆爾（Eric Zemmour），曾稱法國需要一個「普京」，對他表示仰慕，如今則企圖走中線，一方面批評普京的對烏軍事行動，另一方面也繼續批評北約東擴，並且反對接收烏克蘭難民。似乎是反映着法國民意，當勒龐的支持度依然穩定之際，澤穆爾的民望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卻呈現下行趨勢。

在歐洲極右陣營的概念中，普京是歐洲傳統價值的守護者典範，也能透過俄國政府的國家力量給予他們種種資源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可算是一個精神領袖型的人物，也有實際資源幫助歐洲極右團結起來。但如今，烏克蘭槍聲一響，普京馬上就變成了「票房毒藥」，若非如歐爾班般大權在握的政府領袖，或如寶德般根本沒有可能執政的邊緣人物，也不得不與之保持距離，破壞了為各國極右穿針引線的俄國要素。

與此同時，當俄烏議題，甚至是歐洲對俄關係議題，依然是歐洲各國政治焦點之時，極右政客的往績無可避免會成為政治負累，而他們各自不同的政治轉向，也在將構成不同極右政客之間的裂縫，使他們更難聯合起來。

正如英國脫歐後的困難路途使各國極右由主張脫歐回到不同程度的親歐立場一般，普京進軍烏克蘭的決定也一舉打破了歐洲極右團結發揮影響力的可能，並撕裂了極右力量與俄羅斯政府多年來千絲萬縷關係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