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手普京・三|克里姆林宮的智囊團

撰文:茅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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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文世界的分析人士和觀察家們來說,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從2014年開始迸發出異常的光環,在過度偶像化和神化的色彩之下,俄羅斯的很多行動都會被過度解讀出「深謀遠慮」、「戰略大師」的意味來,譬如普京在2月出席北京冬奧會的行動就得到了一番過度的讚美。

考慮到在俄羅斯決策機制中,總統一直被視為戰略性決策發起人和拍板者的角色,普京的光環也由此影響觀察家對俄羅斯問題的判研。這使得外界更有必要對俄羅斯決策層的動向做一點最基本的觀察,並發現其政治、經濟的切實走向。

能量的儲備

就外交層面的表現來說,莫斯科在近兩年間有過一系列相對平穩的選擇。譬如在卡拉巴赫戰爭後平衡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關係;利用中美對峙的現狀重新確保了俄羅斯在遠東的存在感;和石油輸出國組織建立「OPEC+」機制與美國對抗,同時還在白俄羅斯、吉爾吉斯、哈薩克及烏克蘭等地區確立了俄羅斯的傳統控制力。

但對莫斯科來說,這種決策的形成是不足為外人道的。因為俄羅斯在外交決策領域有足夠的儲備,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總統智囊、政治學家卡拉加諾夫(Sergey Karaganov)領導的老牌智庫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

卡拉加諾夫曾先後為葉利欽和普京擔任總統顧問,以提出「卡拉加諾夫主義」(Karaganov Doctrine)聞名,也即莫斯科應該捍衛鄰近國家俄羅斯族群的人權。(Chatham House)

該機構是由俄羅斯前副防長什里科夫(Vitaly Shlykov)在蘇聯時期依託情報系統的關係建立,並得到了已故前總理、政治學家普里馬科夫(Maksimovich Primakov )等人的大力支持。普京後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瓦爾代俱樂部」(Valdai Club),並招攬了包括博爾達切夫(Timofey Bordachev)在內的一批中青年學者為其服務。

與此同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前外長伊萬諾夫(Igor Ivanov)、知名學者季莫菲耶夫(Ivan Timofeev)帶領下的俄羅斯對外關係理事會也同樣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隨着學者型政治家的大量介入,俄羅斯的外交集體決策也呈現了相當專業的一面。

而就俄羅斯的經濟決策來說,這一部分的發展可能主要依託前總統助理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及現任總理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為代表的團隊加以展開。後者在2021年建立,直屬總統府的「國家專項發展和項目委員會」這一專項機構還開始了俄羅斯2024年至2030年「五年計劃」的統籌。

從這種關係看去,外界也有了整體了解俄羅斯高層政治、經濟思想的關鍵環節,即「瓦爾代」論壇與部分智庫團隊定期出版的書籍。譬如卡拉加諾夫團隊在2020年出版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即具備代表性,此書在2020年即認定「國際政治、經濟和思想已進入完全不可預測的混亂時代」,這較之「瓦爾代」論壇此後發表的「在一個搖搖欲墜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報告還要早一個月。

2020年1月,執掌俄羅斯聯邦稅務局10年之久的米舒斯京(右)接替梅德韋傑夫,擔任俄羅斯聯邦總理。(克里姆林宮)

爆發的契機

與此同時,從《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這本書開始,外界還能發現,俄羅斯決策層在政治、領域上態度的變化具備一個重大結點,即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

俄羅斯逐漸從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後發現一個現實,即莫斯科「如若放棄大國主義」「就會轟然倒塌」,普京的提出「大歐亞夥伴關係」,即「首先以轉向東方、中俄夥伴關係、『帶盟』對接、上合組織為基礎,同時向歐盟和東盟開放」是「旗幟鮮明且面向未來的思想」。但俄方仍需要加強雙邊及多邊威懾力,加強核大國之間對話,改善核大國之間的政治關係,降低對抗水平,減少戰爭威脅。這種表現也讓2022年初的五常有關核問題的對話有了參照。

此外,俄羅斯決策層還認為莫斯科需要根據自身的利益考量,有選擇地、以不同的參與程度加以應對,其權衡自身目前的實力與利益,在處理周邊事務方面的目標和優先只有一個,即確保本國安全,而非建立某種周邊地區秩序,這一基礎也讓俄羅斯對吉爾吉斯、哈薩克等國的干預變得點到為止。

以拉夫羅夫為代表的一批國際關係專家、外交官是俄羅斯學者決策層的關鍵。(美聯社)

事實上,烏克蘭危機改變的不僅僅是俄羅斯的外交,同時也改變了其經濟層面的理念:2014年後俄羅斯遭遇美歐制裁,被迫重建內循環,重建計劃經濟模型,並在此基礎上讓俄羅斯逐漸恢復了蘇聯時期的產能。

俄方首先採取限制進口及進口替代的方式,在前總理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領導下先設置了一個含「15個進口替代專項推進工作組」的跨部門工作機制,率先在及農業、 工業(機械製造、石油化工、醫藥、輕工、軟件程序)和國防軍工等重點行業實現對進口產品的替代,由此確保國內對增加就業、擴大內需、拉動出口、增加外匯收入、改善貿易結構、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等問題的需求。

俄羅斯在實施該計劃兩年後,該國在2015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糧食出口國,到2018年基本結束了對烏克蘭發動機等軍品的依賴,這種臨時措施的長期應用就具備了可操作性。

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右),1964年生,自1999年為普京擔任第一副幕僚長開始於政壇嶄露頭角,先後擔任普京和梅德韋傑夫的第一副幕僚長、俄羅斯聯邦副總理、總統顧問等職務。圖為2003年蘇爾科夫、時任農業部長戈爾傑耶夫(Alexei Gordeyev,左)陪同普京出席與俄羅斯農業黨的會議。(克里姆林宮)

當然,俄羅斯也明白進口替代只是權宜之計,其背後的實際調整是產業結構改革,這也是蘇聯在80年代初未能越過的難關,這也是蘇爾科夫和米舒斯京為首的經濟官僚一直頭疼的問題。但俄羅斯在2014年到2018年因進口替代、去美元化和擴大內需所造成的實際經濟增長還是讓該國理論界得到了一種「重建經濟模型,重啟計劃經濟」的念頭。考慮到以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管理委員會主席米勒(Alexey Miller)為代表的部分企業家也以「計劃經濟」的方式維持了長期穩定,這使得根據現實重建計劃經濟在俄羅斯具備足夠的合理性。

對此,蘇爾科夫和米舒斯京麾下的經濟學家及官員就在近年來推出了一套「鑽石的生成」(growth crystal)的理論。理論認為在經濟高壓(即宏偉目標和規模項目)以及經濟高温(即強力物質刺激和巨大社會能量)的共同影響下,會催生出經濟結晶,即經濟的快速增長。俄方此後甚至專門出版一本題為《經濟增長結晶 邁向俄羅斯經濟奇蹟》的專門書籍,用俄、中、英三語介紹這種被包裝為「超前發展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

就目前局面來說,米舒斯京麾下的經濟團隊已經在2021年11月開始編制行業動態平衡表,並在大數據、超級計算機等技術輔助下,嘗試構建其產業模型,並在2014年後的模式下重新推動其再次工業化,這種物質基礎的加強或許有助於普京及其團隊更好地實現外交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