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說的異化・三｜企業利益為何能夠壓抑一人一票？

美國民主制度出了問題，眾人皆知。在過去半個世紀，金錢越來越深地嵌入政治各個環節，商界通過不斷膨脹的遊說費用和政治獻金將決策推向利好資本的方向，政經旋轉門模糊了政壇和商界的界線。這固然造就了大企業的輝煌，但小企業和民眾的利益未有與之匹敵的代表，導致製造業空心化、天價醫療等社會問題逐漸積重難返。眼下阿富汗戰爭的慘淡收場，也再次凸顯了少數利益集團是如何淩駕於普羅大眾之上。

美國民主如今沉疴遍體，一大病灶就是氾濫的遊說活動。雖說遊說權是脫胎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請願權，人人有權請願陳情，但金錢的聲音更加響亮（money speaks louder），大企業的聲音在紛雜的遊說場中幾乎擁有壓倒性力量。它們雇用的幾萬說客大軍來回於白宮、國會和各州政府辦公室走廊，成為政客能聽到的主要聲音，又因說客人脈豐富且深諳政策起草方法，企業手握巨額政治獻金和高薪職位而對政客更具影響力。

相比之下，小企業、工會及公民團體財力有限，難以在日益擁擠和過度競爭的遊說環境中突出重圍。數據顯示，在2019年，遊說行業公開披露的支出達到35.1億美元，其中企業支出就近30億，福布斯排行前500強企業佔據絕對主導，還有專家估計若加上未披露的企業「影子遊說」，金額還需翻上一番。

包裝成新自由主義的企業利益至上

這種大企業佔據絕對主導的遊說模式弊端十分明顯，因為其重點主要集中在打擊工會、減稅、放鬆規管及推進特殊利益，使之有利於特定企業或行業。這雖能提高企業利潤，但通常很少能促進公共利益或改善經濟結構，且時常以勞方和大眾利益為代價。1971年開啟「企業遊說大覺醒年代」的鮑威爾備忘錄（Powell Memorandum）就說得清楚：商界必須利用巨大資金優勢，有組織地影響政策，毫不手軟地對付加強監管的政府和不斷進攻的工會等敵人。

美國商界在實踐這一方針時，最成功之處莫過於奠定了新自由主義的指導地位，其利用70年代凱恩斯主義難以解決滯漲的經濟困境，以及政府在越戰狼狽收場、水門事件醜聞等後信譽下降，開始大力贊助學者、創辦智庫來鼓吹「小政府、少監管」的新自由主義，創造出商界繁榮則美國繁榮這類滴漏經濟學，助其成為壟斷華府幾十年的主流治理理念，又將之同個人自由等概念做聯結，製造社會共識，助其深入美國選民心中。

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從列根到特朗普的十屆政府大多拆除監管藩籬、予企業稅收優惠，這給了企業蜂擁而上的遊說空間，政府也樂於聽取更清楚市場運作的企業意見。問題是，在企業文化已從大家長式的福特主義轉為大股東利益至上主義的美國商界，遊說活動大抵是包裝在造福大眾的滴漏經濟學之下的冷酷利己主義。說客們舌燦蓮花，嫻熟地隱藏其推廣政策的潛在弊端，而專業素養有限的政客也通常無法全面評估政策實際效果，很多時候只是被牽着鼻子走，甚至直接採用說客起草的法案，不甚清楚精巧法律文字用於實踐的深遠影響。

其結果就是，工會因製造業外包和偏向資方的政策而逐漸瓦解，中小企也在不斷擴張的巨型企業之前失去議價和競爭能力，勞工和消費者權益被缺乏政府監管和工會堡壘的大企業不斷侵蝕，資本逐利造就的過度金融化加劇貧富差距……而即使問題逐漸凸顯，公民團體的反抗聲音被政客聽到，但大企業已通過日復一日的遊說和政治獻金與政客們深深綁定，縛住政客手腳，同時通過媒體運動和偽草根行動試圖改造選民的思想，直至問題逐漸積重難返，嚴重影響民生。

被壓制的普羅大眾權益

企業如何通過遊說壓倒民眾利益，在金融業、醫藥業和保險業等行業表現得最為明顯。以金融業為例，在銀行業等在90年代投入逾1.8億美元的遊說資金，以及出身華爾街的時任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大力鼓吹之下，美國國會1999年廢除了實行六十多年、規定金融分業經營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此次過度放權的結果就是，僅僅八年後，金融業不透明的自營交易就引發了金融危機，大量民眾丟掉房產和終身積蓄，而銀行能在依靠政府紓困躲過一劫後，繼續通過遊說削弱相關規管的力度。足可見手眼通天的華爾街大鱷如何凌駕於普羅大眾利益至上。

類似地，在遊說支出榜上多年蟬聯第一的醫療業，通過幾乎為每位總統及聯邦議員捐款、重視各州州級選舉以及逾千人的專業遊說軍團，該行業得以不斷增高各類處方藥的定價，扼殺或削弱政府價格調控嘗試，並與保險業一同抬高醫療支出費用，使看病難成為美國主要社會問題。統計顯示，美國尚未繳清的醫療賬單從2016年的的810億美元增長至今年7月的1,400億美元，超過四成美國人都身負醫療債務，使這個擁有最發達醫藥行業的國家諷刺地成為民眾看不起病的國家。

再以耗時良久的阿富汗戰爭為例，這場耗費美國2.3萬億美元、付出逾6,200國民性命（包括軍人和民間承包商）的戰爭，最後以塔利班全面奪權的諷刺結局告終，美國唯一的獲益方可能就是軍工企業及其遊說和政治獻金對象。智庫「安全政策改革協會」（Security Policy Reform Institute）的研究顯示，軍工企業在20年戰爭期間花了10億美元遊說費用，結果獲得2萬億美元利益。同時，其政治獻金也成功地壓制了議員的質詢，在企業遊說力度較弱的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國防分委會42次討論越戰支出，而該分委會僅有5次談論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開支，能難想像這沒有軍工企業背後出錢出力。

如此可見，美國各行各業的企業是如何通過持之以恆的遊說行動，指揮着各級政客的決策，使普羅大眾的權益讓位於各大企業利益。

阻礙改革的頑疾

糟糕的是，儘管目前美國種種社會積弊，已讓許多政客和民眾深刻意識到商界高舉的新自由主義大旗的問題（正如拜登斷言「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涓滴經濟學」），但改革卻並不容易。

首先是，企業利益已經通過長期遊說、政治獻金和政經旋轉門，深深潛入美國政治各個環節之中，形成強大的改革阻力，例如奧巴馬在其標誌性醫改法案中，礙於強勢的醫藥行業，也沒有觸及其死守的定價權，拜登醫改能走到哪一步也完全是未知之數。

再就是，在企業經年累月的對上遊說和對下輿論塑造中，許多議題已經分化成具有高度黨派性質的議題，乃至成為黨派的標誌性政策，是政客和選民高度捍衛的對象，即便選民切實利益因此受到損害（例如共和黨選民堅決反對槍支管控、環保規管和加強福利網）。這也限制了兩黨共同推動有意義改革的空間。

因此，只顧己方利益最大化、阻礙改革步伐的各大企業已成為美國民主制度的一大頑疾。如果美國無法更強勢地規管遊說活動、更清楚地劃分政治與商界的界限、控制不斷膨脹的選舉耗資的話，就無法還原民主制度的初衷，使政客更好地代表民眾利益、解決民生問題，讓美國走向良性發展的道路。否則的話，感到自己利益被持續忽視的民眾只會對建制派政客越發失望，讓特朗普這類只會嘴上功夫的民粹政客大行其道，將美國推向更混亂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