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的裂痕・二｜同是美國「重建」產物　伊拉克仍未有明路

日前，在塔利班的閃電攻勢下，美軍和外交人員狼狽撤出阿富汗，為這場20年之久的天價戰爭和國家重建計劃，畫下了一個失敗的句號。這不僅讓人想起美國另一個改造對象伊拉克。該國雖未像阿富汗這般落得民主體制被全盤推翻、西方投入付之東流的結局，但重建之路也是一波三折，其歷經教派仇殺、ISIS崛起、少數民族謀求自決等等磨難，直至今日仍然政局四分五裂、發展前景黯淡。對於如何才能構建一個有效的治理體制並走向繁榮，各派都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只剩伊拉克人民在痛苦漩渦中掙扎。

美國本世紀兩大國家重建方案均以失敗告終，歸根結底是忽視了兩國的複雜國情，以及高估了西式選舉民主的普適性，例如它未有認清阿富汗根深蒂固的部落社會特性，也低估了伊拉克多教派多民族間矛盾，因此在前一國被塔利班通過「農村包圍城市」戰術圍攻，在後一國則激化了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矛盾，乃至間接促成ISIS恐怖分子大肆擴張，另外還助長了庫爾德少數民族的獨立訴求，給這個逃離薩達姆恐怖統治後期望浴火重生的國家帶來了無窮挑戰。

薩達姆時期：教派衝突成政鬥副產品

要說明美國為何在伊拉克失敗，須先從該國的教派矛盾和民族矛盾說起。關於前者，雖然遜尼派與什葉派之爭綿延千年，但在上世紀上半葉，由於阿拉伯世界的主要訴求是反帝反殖民，因此出現兩派和解、攜手抗敵的大氛圍，伊拉克也是如此。當時該國主張推翻英國扶持的哈希姆王朝的主要政黨，即伊拉克共產黨及復興黨，都呈現兩派合作的局面。但在復興黨1968年政變上台後，遜尼派的實質掌權者薩達姆（他後在1979年名義上也升至一把手）大量清洗黨內外什葉派，將復興黨「遜尼派化」，使得佔六成人口的什葉派淪為「二等公民」，佔兩成人口的遜尼派阿拉伯人獨佔大權，這才埋下教派仇恨的種子。

需說明的是，薩達姆此舉並非出於教派衝突，而是純粹政治鬥爭，因為他本人底色是世俗主義的。他掌權後取締宗教學校、禁止宗教遊行；打造的政體是一黨專政，民眾如不入黨就難覓得體面工作；構建國族認同感時，靠的是復興黨的泛阿拉伯主義，以及從伊拉克古代輝煌歷史中汲取動力，將自己打造成「新巴比倫王」。直到90年代統治動搖後，薩達姆才遲遲地試圖利用宗教力量鞏固政權，包括推行信仰強化運動、以自己七加侖血液為墨水抄寫《古蘭經》等。

這套體制設計本可以弱化教派色彩，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它也確實通過土地改革、婦女平權和普及現代教育解放了生產力，又依靠石油財富迅速發展了工業，70年代GDP平均增速超過兩位數。但是，薩達姆系統性壓迫而非吸納什葉派，導致這套體系難以為繼。

他先是為鞏固權力、防止此前連番上演的政變，而清洗了大批黨內什葉派，只偏信家族至親，家鄉提克里特及周邊中北部「遜尼派三角洲」的熟人也多沾親帶故進入統治階層。而高壓統治下無法通過世俗政治手段反抗的什葉派，只能訴諸宗教凝聚力，例如通過舉辦當局禁止的什葉派最重要宗教節日阿舒拉節（Ashura）以示抗議，強化了被遜尼派壓迫千年的受害者心態以及殉道意識，這又反過來使得當局越發警惕和排斥，使什葉派難以進入政警系統，這使鎮壓異議人士之舉實然造成針對什葉派的壓迫。

再加上伊朗1979年革命成功正好為伊拉克什葉派提供了抗爭模版，有「伊拉克的霍梅尼」之稱的伊拉克什葉派最高級別宗教領袖薩達爾（Muhammad Baqir al-Sadr）同年發布教令，鼓勵信徒奮起對抗復興黨。這便徹底激怒了薩達姆，引發一系列血腥鎮壓，走上政府越發壓迫、什葉派越發激進的惡性循環。

類似地，薩達姆對東北部渴望獨立的庫爾德少數民族也採取了高壓手段，他一面通過大規模移民試圖將其阿拉伯化，一面對任何反抗跡象嚴酷鎮壓，且因庫爾德人聚居區是產油重鎮、支撐政權經濟命脈而手段更加殘忍。

在薩達姆愚蠢發起八年兩伊戰爭和科威特戰爭導致經濟崩潰和政治鉗制鬆動後，飽受壓迫的庫爾德人和什葉派趁機起義，其中庫爾德人1988年雖慘遭政府軍以化學武器攻擊、5,000人命喪神經毒氣，但仍不懈抗爭並獲實質自治權，什葉派1991年南部起義則只以逾萬人慘死告終。因此，當美國2003年推翻薩達姆後，什葉派尋求翻身做主和庫爾德人謀求自治，就成了兩大主要訴求。

美軍激發的教派仇殺

不過應當說明的是，在薩達姆倒台之時，伊拉克的教派矛盾遠遠未及北愛爾蘭30年動蕩期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那種彼此仇殺的地步，兩派仍然自由交往、通婚。美軍入侵後災難性的「去復興黨」政策及濫捕亂抓、黎巴嫩式的按教派比例的分權設計，以及首任總理的集權行為，才真正激發了教派矛盾。

先說「去復興黨」政策，美國對復興黨所有高級黨員（至少40萬人）實行一刀切的解僱甚至限制就業，公職部門至少65萬支部級黨員也多被排斥在重建進程之外，這直接摧毀了伊拉克的官僚系統、軍警力量、法律和教育體系。此前說過，在薩達姆的一黨專政之下，加入復興黨是找到體面工作之必須，黨員身份並不意味理念趨同。將這批以遜尼派為主的專業人士不加區分地逐出權力體系，甚至連新憲法協商過程中遜尼派也明顯缺席，僅由什葉派與庫爾德人兩方談妥，這不僅嚴重阻礙了新體系的構建，更觸發了遜尼派的強烈怨恨感。

再加上美軍以遜尼當權派和動亂分子為主的亂捕濫拘，將監獄變成了極端思想的溫床（日後ISIS首腦巴格達迪就是此時在獄中極端化），又正逢阿爾蓋達（al-Qaeda）組織趁亂招兵買馬，許多為薩達姆效力後無法覓得工作的軍官就都投身其中，並將槍口對準美軍和什葉派。

在2006年至2007年，教派仇殺達到驚人的高度，統計顯示每月平均有3,000人因此身亡，伊拉克宛如陷入內戰邊緣。直到2007年美國增兵3萬人、並加強支援遜尼派民兵組織「伊拉克之子」打擊阿爾蓋達組織後，局勢才逐步平穩下來。

不過仇恨已難以磨滅，教派意識空前高漲，而伊拉克的新政體設計正好火上澆油——其分權設計規定總統為庫爾德人、總理為什葉派、議長為遜尼派，部長席位也按民族和教派比例分配，這看似合理，但總統權力有限，議長在什葉派佔多數的議會也無甚用處，因此實際上是什葉派獨掌大權，同時還促使各派政客競選時訴諸身份政治，不利於政治融合。另外，未吸納多為「中央集權派」的遜尼派意見的新憲法，確定了聯邦分權體制，還賦予地方開發油氣大權，這削減了中央調配資源的能力，引發日後中央與庫爾德地區一系列鬥爭。

2006年至2014年掌權的什葉派總理馬利基（Nouri al-Maliki），就充分展現了國家重建進程是如何讓位於教派鬥爭與央地矛盾的。馬利基執政後逐步清洗遜尼派政客（甚至在2011年下令逮捕時任遜尼派副總統）、拒絕將打擊阿爾蓋達組織有功的遜尼派民兵組織「伊拉克之子」大規模收編至軍警系統、嚴酷鎮壓遜尼派示威。而遜尼派政客試圖訴諸的議會鬥爭（包括不信任投票）在什葉派的席位優勢面前，完全是無用功，這促進了遜尼派民眾對政府的幻滅感和極端化。

另外，馬利基試圖控制各地油氣開發主導權，在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2011年繞過中央政府與美國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簽訂合同後，雙方關係迅速惡化，馬利基甚至不惜派出軍隊威懾，與庫爾德民兵對峙不下，促使庫爾德人決心尋求獨立建國，而非滿足於地區自治。

被壓迫的遜尼派助長ISIS崛起

沉迷爭權奪勢的馬利基忽略了美國2011年撤軍伊拉克、ISIS趁同年敘利亞內戰崛起的大背景。其結果就是，擁有鮮明遜尼派特點、將什葉派貶斥為「拒絕者」（al-Rafidah）和「叛教徒」（murtadd）的ISIS，吸引了大批憤怒的伊拉克遜尼派民兵加入，也獲得部分普通民眾擁護。

因此，當ISIS從2013年起在伊拉克中北部的「遜尼派三角洲」攻城略地時，腐敗的政府軍匆忙逃竄（正如我們在美軍撤出阿富汗後看到的那樣），而當地以遜尼派為主的許多民眾甚至將ISIS視為「解放者」，該恐怖組織遂以摧枯拉巧之勢佔領了伊拉克大片領土，完全打斷了該國的重建進程。

與如今塔利班的統治類似，ISIS能在佔領區搭建起一套基於教法、粗暴而有效的管理體制，有時甚至比腐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更多，該組織也能保證聽話的民眾安全，賦予其在什葉派政府軍警治下更多的安全感，不過僅限於遜尼派。這使得ISIS比起過往的恐怖組織更具「正當性」和生命力。

當然，對於什葉派和雅茲迪等少數民族來說，ISIS是絕對的夢魘，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慘案包括2014年在提克里特（這正是薩達姆老家）殺害了1,700名什葉派空軍學員。另外，比起性侵雅茲迪少女，ISIS對什葉派的仇恨會驅使他們活活燒死什葉派婦女。

對此，美國迅速出兵支援伊拉克，其資金和武器大量流向庫爾德民兵，使之不僅實力大漲，且在一步步擊退ISIS時民族自信心也顯著提高。在2017年反恐戰爭接近尾聲時，庫爾德人就舉辦了獨立公投，並獲得超九成支持。毫不意外，伊拉克政府及同樣擔心庫爾德人獨立的鄰國對此激烈反對，政府軍馬上開進庫爾德地區，土耳其甚至對庫區實施石油禁運。雖然這次風波幸運地未演變成內戰，但也成了庫爾德人一道傷疤，或會在未來引爆新的衝突。

但無論如何，在2017年末，伊拉克終於趕走了ISIS，壓下了庫爾德人獨立訴求。此時該國一片瘡痍，GDP僅略高於1990年打完八年兩伊戰爭不久時的水平，民眾因糟糕的基礎設施和就業前景叫苦連天，該國開啟了艱難的二次重建。

政局四分五裂 政令寸步難行

但重建談何容易？好消息是，民眾對於提高生活水平的強烈渴望壓倒了教派之爭，在2018年議會選舉時，各派不再主打身份政治牌。我們看到曾帶領民兵大肆仇殺遜尼派的什葉派教士薩達爾（Muqtada al-Sadr）與世俗主義的伊拉克共產黨結盟，以反腐脫貧政策為主軸，該聯盟最終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團。

但糟糕的是，議會更加碎片化，光是什葉派就分散成五大主要聯盟，第一大黨團議席也不過只佔16%。這使得政令更加寸步難行，光是各方協商出總理一職就花了五個月，而且由於互不相讓，各派最終挑選獨立人士邁赫迪（Adil Abdul-Mahdi）出任總理，但這位缺乏政黨支撐的「光桿司令」根本缺乏力量實行伊拉克人民期盼的改革。上台一年後，在青年對25%失業率和糟糕公共服務的怒吼聲中，邁赫迪匆匆引咎辭職。

在各方又一輪漫長協商後，伊拉克去年5月換上另一個看似有改革抱負、但同樣缺乏政治能量的技術官僚卡迪米（Mustafa Al-Kadhimi）。雖然在他任內，一部更公平的選舉法成功落地，但這是議會從2019年起拉鋸的結果，與他本人關係不大。且他承諾的其他改革都被新冠疫情的衝擊波所淹沒，伊拉克經濟也因去年油價低迷和OECD減產協議而嚴重受傷，百萬人跌至貧困。目前，雖然油價上升給了伊拉克經濟一條生命線，但各派正在瞄準今年10月議會大選，卡迪米除了等待自己的下台倒計時，也無事可做。

有一線希望的是，在過去幾年不斷在官僚系統中鞏固權力、且民望甚高的教士薩達爾有望在議會大選中大獲全勝，屆時就能推舉一名真正具有施政資源的總理上位。不過，他會是一個真正的改革者，還是如同薩達姆和馬利基那樣的暴君？雖然他褪去了教派衝突色彩，但他的血腥歷史及其什葉派神學背景，會否引發遜尼派的恐懼，乃至激發新一輪教派衝突？一切都還是未知數，且ISIS仍在部分遜尼派地區活躍，等待捲土重來的契機。在薩達姆被推翻的第18年，伊拉克人仍然不知前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