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總統上任　伊朗轉入「對美策略性強硬」階段

伊朗強硬派教士萊希（Ebrahim Raisi）8月5日正式走馬上任，標誌着該國開啟又一個強硬派執政的周期。

目前外界最大的擔心就是伊核協議的未來。本來，外界預料各方會搶在魯哈尼卸任之前重返伊核協議。在萊希6月18日當選後三天，於維也納結束第六輪談判的各方仍謹慎樂觀，歐盟談判代表莫拉（Enrique Mora）稱「我們離協議又近了一步」，《紐約時報》還透露美方堅信下一輪談判會立刻進行，以致於一位主要的談判代表將衣服留在維也納酒店。許多分析者當時都認為盡速達成協議是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的意志，不會隨總統換屆而轉移。

但結果是，談判自那以後中斷。伊方團隊7月中旬以換屆為由，表示將等到新政府上台後才能重啟談判。應清楚的是，談判的停滯比起是換屆的需要，毋寧說是哈梅內伊的不滿。儘管他希望重返協議以緩解經濟困境，其早在今年2月就要求拜登政府「行動起來，而非空談」，也為魯哈尼政府重返談判桌掃清障礙。但他顯然對魯哈尼政府談判兩個多月取得的成果感到失望，對西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愈發加劇。

「談判」和「不信任」並存

哈梅內伊7月28日就明確抱怨道，「魯哈尼政府經驗表明，信任西方是行不通的，他們不幫助我們，而是一有機會就進行打擊……美國總說將取消制裁，但從未這樣做，甚至還提出新的要求，要就導彈計劃和地區問題進行後續談判並寫進協議，否則就拒絕重返。」而這些後續談判顯然超越伊朗紅線。他同時指責美方拒絕對協議作出任何保障。《華爾街日報》曾透露，伊朗要求在協議中寫入「除非聯合國同意，美方不得撤出伊核協議」的條款，但美國無疑不會答應——且不說此舉為政治自殺，在法律上也毫無可能。

當然，哈梅內伊重新談判的信念依然強烈，但他對美國的不信任感也明顯加深，加之拜登的政治空間也有限，這使雙方達成協議困難重重。新強硬派政府的上任則更添阻礙。雖然萊希會忠實執行哈梅內伊重返協議的意願，但很可能更換團隊、更難妥協，提高談判難度。

更讓美國擔憂的是，談判拖得越久，伊朗從4月16日起提煉60%濃縮鈾的時長就越久，掌握的相關經驗技術也越多，這讓美國通過協議延後伊朗發展核技術的效果大打折扣，拜登重返協議的政治受益也就越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7月29日就警告道，伊核談判不會無休止地進行下去。顯然過去一個半月的談判停滯期壓縮了協議本已狹窄的生機。

再加上地域局勢又起波瀾，以色列油輪7月29日疑似被伊朗襲擊造成兩死，除了美國按慣例出聲譴責，由於死者包括一英國公民，使得另一談判方被牽扯進來，英伊爆發外交爭端、互相召回大使，可謂在談判之外旁生枝節。以上種種因素都讓維也納6月談判時瀰漫的謹慎樂觀氛圍轉為悲觀。

改革派立足之地變窄

毫無疑問，此時伊朗統治者對伊核協議的態度，比起魯哈尼第一個任期已大有不同。在魯哈尼2013年打着達成協議、擺脫制裁的口號上任時，當時哈梅內伊雖然告誡其不要忘記談判對手的本性，但也鼓勵其適當妥協，「採取靈活的方式、展現英勇的寬容」。等到2015年談判接近尾聲時，哈梅內伊還稱讚談判代表為「非常優秀的人，他們為國家效勞」。當時民眾在經歷了美國自2010年底起的強力制裁、歐盟自2011年中的能源禁運帶來的經濟苦果後，也對伊核協議抱有強烈期盼，魯哈尼2017年依靠協議成果贏得七成選票就是最好說明。

如今，雖然哈梅內伊清楚重返協議是緩解經濟危機的最快選擇，但特朗普的破壞性行為已將美伊高層間微薄的互信幾乎摧毀殆盡。哈梅內伊要求美國保證不得單方面退出的條款成為橫亙在談判桌上的一大障礙，伊朗也難以再展現出「英勇的寬容」。而且，無論最後各方重返伊核協議與否，都不會改變伊朗優先與中俄合作、發展能抵禦西方制裁的「抵抗經濟」的大方向。

關乎伊朗在搖擺間趨於保守化的轉變，不得不說核政策正是驅動主因。在經歷了1979年伊斯蘭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八年兩伊戰爭後，百廢待興的現實讓執政者蛻去濃重革命色彩，務實派總統拉夫桑賈尼（1989年至1997年）尋求與西方修復關係、吸引外資、進行市場化改革，進步派總統哈塔米（1997年至2005年）更提出「文明間對話」理論，向西方明確遞出橄欖枝。

不過他的橄欖枝雖在歐盟有效，在美國就得到冷遇。尤其是小布殊政府（2001年至2008年）在9・11事件後對伊朗高度警惕，因其在地區培養武裝和發展核項目而將其列為「邪惡軸心」，還威脅進行軍事干預。歐盟也暫停與伊朗的貿易談判，最終哈塔米選擇退讓，在2003年《德黑蘭聲明》和2004年《巴黎協定》上明確表示放棄濃縮鈾生產。這等退讓行徑引起保守派激烈反撲，哈梅內伊掌握的「憲法監護委員會」在2004年議會選舉中大舉剔除自由派候選人，為強硬派獲勝鋪路。堅持發展核技術的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也在次年贏得總統大選，進入保守派執政周期。

艾哈邁迪內賈德的強硬核政策使伊朗建成了相對完善的核工業體系，掌握了從鈾礦開採、製造離心機、生產20%濃縮鈾等一系列技術，儘管這招致了美歐的強力制裁與經濟下滑，但也迫使西方承認伊朗擁核現實，其談判目的從禁止生產濃縮鈾改為延後製造核武的時間。而這正是哈梅內伊等保守派可以接受的條件，也是魯哈尼達成伊核協議的關鍵。可以說，協議既是溫和派外交成績，也是保守派成功將西方認知校準到自己希望的方向上。

不過，魯哈尼任內遭遇的特朗普的種種背叛，則與哈塔米當年的退讓政策一般對進步力量造成痛擊，激化了伊朗保守化。哈梅內伊雖然主張繼續談判，但也更堅定地推廣其2014年提出的主張自立自強的「抵抗經濟」方針，並指導政府加強與中俄合作。伊朗民間的廣大親西方力量也蒙受打擊，保守派在民意和最高領袖扶持的共同作用下拿下議會和行政分支，踏入一個新的保守派全盛時期。

區域大勢給予伊朗更多底氣

而從整個區域局勢來看，美國的撤出中東以及俄羅斯地區影響力的相對增長，給予伊朗更大活動空間；與伊朗在也門開展代理人戰爭的沙特逐步撤出戰爭泥潭，與伊朗關係出現轉機；美國撤退後土俄伊三方促成敘利亞局勢的穩定，也讓土伊關係轉圜、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和諧；中國的高速發展和一帶一路項目則給予伊朗更多發展機遇；上海合作組織等對中東區域穩定性越發凸顯等等；美元石油霸權地位的動搖也給了伊朗更多選擇......這些利好趨勢都讓伊朗在面對西方時更有底氣。

當然，不利因素也很多，伊朗在制裁和疫情下的經濟萎縮使民眾苦不堪言、加劇國內政治不穩定性，盟友黎巴嫩經濟從2019年的崩潰更是雪上加霜，這也促使哈梅內伊尋求重返協議以緩解經濟痛楚。

在萊希未來的執政生涯中，我們預計可以看到其執行「抵抗經濟」和「向東看」的長期戰略，但同時也會與西方持續接觸、談判伊核協議，雖然談判氣氛顯然不復八年前那般融洽，但預計伊朗執政者仍會展現出實用主義色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