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通白宮的愛爾蘭・二｜從民主黨票倉到共和黨中堅

「勤勞正派」、「藍領階級」、「虔誠的天主教徒」、「驕傲的愛爾蘭裔」，這些都是美國總統拜登給自己貼的標籤，也是他呼籲鐵鏽帶的白人藍領（尤其是與他同根同源的愛爾蘭裔）重歸民主黨懷抱的重要武器。這一身份政治牌確有一定成效，例如幫助拜登驚險拿下家鄉、愛爾蘭裔主要聚居區賓夕法尼亞州。（系列文章之二）

不過，雖說拜登打起身份牌來不遺餘力，例如在演講中時常引用愛爾蘭詩人名句、頻繁提起自身天主教信仰，但隨着愛爾蘭移民比例減少和愛爾蘭特性的稀釋，這一族群血緣動員效果不似過往。更何況民主黨與愛爾蘭裔曾經的強勁紐帶已明顯削弱，民調顯示，已有大批選民因保守價值觀和被剝奪感而流向共和黨，首位愛爾蘭裔天主教民主黨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狂攬八成同族選票的盛況不再。

與民主黨的早期聯姻

要想理解愛爾蘭裔與民主黨的結盟與離散，還是得從歷史說起。愛爾蘭人雖從17世紀就開始移民北美，不過早期是以剛征服愛爾蘭島、信仰新教的英國後裔為主，直到19世紀40年代愛爾蘭爆發大饑荒，才有大量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農民（也即我們更熟悉的愛爾蘭人形象）逃難至美國。

光在1845至1855年就有100萬愛爾蘭人漂洋過海，要知道美國1850年總人口也不過231萬。這些愛爾蘭難民主要成為了北方工業城市的勞動力，並大多直接留在波士頓、費城、紐約等港口城市。直至今天，美國東北部仍是愛爾蘭人最密集、政治影響力最大的區域。

彼時，愛爾蘭移民迅速與民主黨走到了一起。這一方面是因為民主黨秉持創始人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的「平民主義」信條，其廢除白人男性投票財產要求的作法，使大量新湧入的貧苦愛爾蘭移民獲得參政權，民主黨便順勢與之建立起以錢換選票的合作關係。

另一方面，當時其他主要政黨，先是輝格黨（Whig）、後是美國本土黨（Native American）都持反移民立場，後者更是仇視愛爾蘭裔和天主教，組織了著名的「一無所知」（Know Nothing）秘密社團。即使之後成立的共和黨不再反感移民，但愛爾蘭移民因憂慮失去底層工作，普遍不希望共和黨解放黑奴，甚至還有兩萬人主動加入了南方邦聯軍作戰。

內戰過後，民主黨與愛爾蘭裔的聯盟繼續維持下去，尤其是在北方港口城市形成緊密選舉網絡。而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開啟的親工會道路，就更深地將大量從事體力勞動、引領勞工運動的愛爾蘭裔與民主黨捆綁在一起——著名的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共同創始人之一就是愛爾蘭裔，該聯合會早期逾百個成員工會中近半是由愛爾蘭裔領導，在50年代至70年代長期領導美國工會巨頭「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 （AFL-CIO）的米尼（Geroge Meany）也是愛爾蘭裔。

在甘迺迪當選時，民主黨和愛爾蘭裔的關係更是達到最高峰，著名歷史學家麥卡弗裡（Lawrence McCaffrey）甚至形容，「當時愛爾蘭裔、天主教徒和民主黨人形成了三位一體的關係」。

瓦解的工會　保守的信仰

不過，在高峰之後，愛爾蘭裔選票就開始越發分散。這部分是因為愛爾蘭自80年代以來的經濟騰飛使移民數量持續下降，愛爾蘭裔選舉網絡的人數優勢迅速稀釋。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民主黨和共和黨立場票倉大調轉，前者無論是爭取黑人平權還是墮胎權利，這都與從內戰時就排斥黑人、家庭價值觀保守的天主教徒逐漸脫節，拜登在70年代反對種族混搭的校巴就可以反映當時愛爾蘭裔的普遍想法。

當時，許多經濟社會地位有所提高的愛爾蘭裔開始逃向城郊，造成了城市愛爾蘭裔社區的減少，再加上80年代起美國政府主張的新自由主義重創工會，打垮了這個愛爾蘭裔重要基地。逐漸地，這個曾經團結而封閉的族群的愛爾蘭性開始消解，融入廣泛的白人群體之中，且更多地向保守的共和黨靠攏。到了2016年大選時，希拉里和特朗普拿到的愛爾蘭裔選票更是幾乎平分秋色。

可能沒有什麼能比簇擁在特朗普身邊的愛爾蘭裔更能說明這一大轉向。從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到兩任前幕僚長馬爾瓦尼（Mick Mulvaney）和凱利（John Kelly)、到兩屆共和黨眾議長瑞恩（Paul Ryan）和麥卡錫（Kevin McCarthy）、再到總統顧問康威（Kelly Conway）和前謀士班農（Steve Bannon），通通為愛爾蘭裔，其濃度之高遠超甘迺迪和拜登身邊人。而在善於煽動性演講的保守派媒體人中，霍士新聞著名主持人漢尼提（Sean Hannity）和奧萊利（Bill O'Reilly）也可從其好鬥而自信的風格中窺見愛爾蘭血統的演講天賦。

我們可以清晰看到，愛爾蘭人的保守價值觀（如從天主教改宗福音派的彭斯），和對工薪階層生活質量下降的白人憤怒（如與茶黨關係密切的馬爾瓦尼和麥卡錫），已成了共和黨的中堅力量。政策和信仰上的趨同難以撼動愈發遙遠的血統認同。例如即使拜登反復強調其天主教背景，但許多天主教徒都抵制其支持墮胎的立場，以致於教會內掀起了總統否有資格領取聖餐的大辯論，這也是拜登身份政治牌作用較為有限的原因。

而在外交方面，在北愛地區自1998年大體恢復平靜後，愛爾蘭裔對母國的關心度也顯著下降，眼下雖然因英國脫歐而抬高了北愛緊張局勢，拜登也對此頻頻發聲，但效果自然不及克林頓（Bill Clinton）主動調停局勢達至和平協議而獲得的愛爾蘭裔擁護。

不過，雖然拜登證明了愛爾蘭裔血統號召力不似過往，但愛爾蘭裔美國人畢竟仍然佔到總人口近一成，這便吸引政客只要與愛爾蘭沾親帶故就會「認祖歸宗」。即使是前非裔總統奧巴馬，在外訪愛爾蘭時也前往其曾曾曾祖父出生的小鎮，宣稱自己「回家尋回丟失的東西」。如此行為就連立場左傾的媒體「愛爾蘭中心」（Irish Central）也忍不住諷刺奧巴馬為「塑料水稻」（plastic paddy）——也即那些分明與愛爾蘭無甚聯繫卻仍自詡流淌愛爾蘭血液的人，尤其是拉攏選民而追溯祖上十八代認親的政客。

整體來說，儘管愛爾蘭裔在波士頓、芝加哥等東北部大城市仍保留一定的政治力量，且與民主黨仍然關係緊密，但這些傳統民主黨票倉對全國層面的選舉無甚影響。而在中西部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等地的愛爾蘭裔工薪階層，早已越發倒向能抒發其「白人憤怒」情緒的共和黨。或許拜登能通過重新振興工會、創造大量崗位來減少這些愛爾蘭裔的被剝奪感，從而將其重新招募至民主黨麾下，但口頭上試圖激發血緣認同感的作用可能就比較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