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工作終於來了？　疫情或打破工業時代的工作結構

6月22日，國際眾籌平台Kickstarter宣布它將在明年推出四天工作制，成為另一家「擁抱」更短工作時間的著名企業。儘管四天工作對大多數工人來說仍然是一個遙遠的夢想，但在了結這個百年歷史遺留的工作結構的國際運動中，新冠病毒卻難得地扮演起重要推手的角色。

在疫情發生之前的幾年裏，世界各地的不少公司和地方政府都有嘗試改用每周四天工作制，以提高生產力和工人滿意度，並減少能源消耗。

2019年，在一個現在很有名的實驗中，科技巨頭微軟的日本分公司讓其超過2,200名工人在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周五不上班。公司發現，在實驗的一個月裏，生產力提高了40%，而用電量下降了近25%。

基於這樣的實驗，專家們指出，更短的工作周可以幫助解決失業和高碳排放問題，改善工人的福利，提高生產力，甚至減少性別不平等，因為額外的自由時間可以讓家庭更平均地分配照顧孩子和家務的負擔。

然而，儘管有這些令人鼓舞的結果，大多數四天工作周的實驗仍是暫時的。在沒有強大外部動力使他們讓這種短暫的改變變成永恆的情況下，管理者在幾周後又恢復了傳統的工作安排。

不過，疫情可能正在改變這種狀況。

疫情期間，虛擬會議技術的廣泛使用和「在家工作」安排的盛行為改革傳統工作結構提供了有力的新論據。

百年歷史遺留的工作結構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的想法，越來越被行政總裁、行業專家和主流媒體所認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6月17日關於這個話題的一篇文章被廣泛分享，標題是「殺死五天工作周」。

疫情的特殊情況也為各國政府提供了政治動力，使其有機會認真嘗試實行這一想法。自疫情開始以來，新西蘭、印度、愛爾蘭、日本和蘇格蘭都發表了政策聲明，支持四天工作制的計劃。3月，西班牙政府同意進行為期三年的實驗，讓僱主獲得補貼，以測試員工不損失工資每周四天工作制的有效性。在最近，6月22日，愛爾蘭政府啟動了一個類似的試點計劃。

一百年前的「古舊」想法

縮短工作周絕不是一個新的想法。在20世紀初，每周工作30小時（比今天大部分所謂四天工作周更短）的提案，已經是工業化國家勞工運動中的一個流行倡議。在美國，它被視為在大蕭條時期（Great Depression）增加就業的一種可能方式，1933年支持這一想法的法案得到了廣泛的政治和民眾支持，不過工業界的遊說最終卻使時任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放棄了相關提案。

在20年代和30年代，像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企業家已經認識到，將工作周從60多個小時減少到40個小時實際上可以提高生產力，並因此推動了從六天工作周到現在的標準五天工作制的轉變。

1928年，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甚至預言，一百年後，由於生產力的提高，人類將每周工作15小時。同樣，在1965年，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預測，到2000年美國人將每周工作14小時。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預測是正確的：從那時起，經濟生產力一直在穩步增長。然而，工作時間卻沒有相應減少。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設定的每周五天、40小時的工時或多或少地成為發達國家的標準，而有些工人的工時則要長得多。在香港，五分之一的工人每周仍然工作55小時，遠遠高於國際勞工組織（ILO）規定的每周48小時的「過度」工作時間。

近幾十年來，大多數國家的主流政治辯論中都明顯地沒有四天工作制這個建議，然而，新冠病毒給勞動力帶來的巨大破壞使這一個「古舊」的想法重新受到關注。

一個新的機會

新西蘭信託管理公司「永久護衛」（Perpetual Guardian）的行政總裁巴恩斯（Andrew Barnes）在2018年的一次成功試驗後永久採用了每周四天的工作制，此後成為這一想法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巴恩斯認為疫情期間的全球在家工作大試驗在推動四周工作制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最近接受美國媒體《Quartz》採訪時，巴恩斯宣稱，疫情「證明了以產出而不是在辦公室度過的時間來衡量生產力是可能的」，「全世界的僱主突然發現他們實際上可以信任他們的員工，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這有點令僱主震驚」。

100年的工作慣例很難改變，但世界各國最近經過的「封城」和一直實行的社交疏離措施迫使僱主不得不接受更靈活的工作方式，並給予工人比以往更多的自主權。

德國1,000名員工的科技公司奥文（Awin）和消費品巨頭聯合利華（Unilever）公司在健康危機中決定啟動了四天工作制的實驗。Awin公司的行政總裁羅斯（Adam Ross）說，公司過去「為人們的身體健康做出規定，但從未為他們的心理健康做出規定」，通過他最近的決定，他希望幫助改變這種狀況。

在巴恩斯看來，「一旦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方式，這讓所有人都大開眼界，也許我們過去一百年的工作方式不一定適合二十一世紀」。

宣傳團體「四天工作周」（4-Day Week）的志願者們也對改變社會對五天工作周的看法表示樂觀。據Quartz報道，自2019年以來一直在該組織工作的志願者Jon Steinman指出：「在疫情之前，人們覺得一周是某種不可改變的，就像太陽是要從東邊升起，從西邊落下，但我認為通過疫情的過程，人們看到這其實是可以改變的。」

倡導者並不是唯一認真對待這一轉變的人。哈佛大學商學院和倫敦商學院的研究人員已經把巴恩斯公司的例子作為當今公司如何可以應對疫情的典範。他們正在進行的研究希望能進一步闡明這種替代性工作安排可以如何成為公司面對疫情的適應戰略的關鍵。

然而，有些企業家並沒有靜待研究的結果。目前，越來越多的公司已正在改用更短的工作周：美國招聘網站ZipRecruiter表示，在過去三年中，提到四天工作周的職位所佔比例增加了兩倍，現在達到每萬個職位中有62個。在2015年至2018年期間，這一比例不到萬分之18。

看來，通過開放僱主和僱員可以考慮的工作模式選擇範圍，疫情使人們重新思考這百年來的工作時間表；而有些人在問：當我們越來越願意改變舊習慣時，為什麼止步於每周四天工作？

2016年，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建議21小時工作周並指縮減工作時數將可緩和失業 、碳排放、生活質素不佳、經濟不平等 、工作過勞 、家庭照顧、空餘時間不足等問題。更短的工時，不但能改善勞工身心健康，解決造成家庭問題的根本原因 ，更能減少社會上的不平等，加強社區連繫。難道這聽起來不像是一個好主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