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與宗教何以長期主宰大馬政治？｜地理看世界
馬來西亞本月成為首個因疫情嚴重反彈不得已重回封鎖的東盟國家，這在提醒外界東南亞疫情升溫之際，也將該國暗湧的政治鬥爭重新帶回國際視野——現任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通過去年2月政變上位後，各方勢力逼宮之心不斷，望趁政府此次管控疫情不力將慕尤丁拉下馬來。這番鬥爭充斥着個人私利算計，但仍處處可見大馬政治中永恆的主題，即族群和宗教。這兩個緊密相連的議題是理解大馬政治的關鍵，且其源起能從地理上找到部分答案。
對於大馬去年政變，許多人可能只是單純理解為前首相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ad）與其應定接棒人安華（Anwar Ibrahim）爭權雙雙失敗，導致慕尤丁漁翁得利，但事實上族群和宗教也是重要因素。例如馬哈蒂爾創立的「土著團結黨」帶有強烈的「馬來人（土著）優先主義」色彩，創黨初期禁止非土著位居高位及擁有投票權，與執政聯盟中安華率領的「人民公正黨」以及華裔為主的「民主行動黨」理念相悖，可見這個只為在2018年大選中推翻貪腐的納吉布（Najib Razak）政府而拼湊的聯盟，本就存在不穩定之處。
因此，雖然其歷史性獲勝讓民眾感到有望整肅「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長期執政帶來的貪腐之風，但也讓馬來人擔心華裔藉機「當家作主」，「巫統」更是大肆煽動「民行黨控制希盟」的陰謀論。再加上馬哈蒂爾改革成績平平，「希盟」的執政地位便出現明顯動搖，2019年五場國會補選中輸了四場。
當時身為「土團」黨主席的慕尤丁就向馬哈蒂爾諫言，勸其退出「希盟」轉而與一貫堅持馬來人優先主義的「巫統」和提倡更廣泛踐行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黨」結盟，以身份政治維持支持率。「人民公正黨」的阿茲敏（Mohamed Azmin bin Ali）派系也直言為了挽回流失的馬來選民，需更有力地維護馬來人利益。最後，慕尤丁率領土團與阿茲敏派系出走「希盟」，聯手「巫統」和「伊斯蘭黨」組建新政府，除了個人政治利益考量外，亦體現了大馬政壇長久的華巫族群矛盾。
貿易要道與香料狂熱吸引殖民者
為什麼族群和宗教會在大馬政治中如此突出？這是因為大馬建國初期華裔佔到四成人口（含新加坡），又普遍經濟條件更勝一籌，馬來人出於維護自身地位的警惕情緒，不僅在憲法中特別訂明信仰伊斯蘭教的土著的特權地位，還踢走了佔據重要地緣位置、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以降低整體華裔比例。大馬建國後還長期實行馬來人優先政策，導致華裔有二等公民之感，因此族群矛盾和宗教議題一直是該國的政治熱點，各黨競選時免不了打身份政治牌。而回溯歷史，這兩大議題相當程度上是被地理所塑造的。
觀乎大馬地理位置，該國佔據聯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咽喉——馬六甲海峽，也是聯通中國及印度/中東/歐洲的最短航道，且由於馬六甲海峽西側（印尼蘇門答臘島一側）多暗礁浅海，東側（馬來半島一側）多深水良港，因此馬來半島憑其天然地理優勢，從古至今都是貿易中心，各國商人絡繹不絕。依托於航運過路費，馬來半島上在7世紀至15世紀先後冒起了三佛齊王國（Srivijaya）和馬六甲蘇丹國等區域強國。
另外，東南亞潮濕、多雨和高溫的亞熱帶氣候適合種植胡椒、肉桂、豆蔻等香料，而氣候不適宜香料生產的歐洲列國對其大為追捧，催生了利潤豐厚的香料交易，有德國史書記載14世紀時一磅豆蔻價值相當於七頭牛。
不過，這雖然為東南亞帶來繁榮，也帶來了歐洲列強入侵的噩夢。正是對於香料的狂熱促使歐洲列國向「傳說中的東方香料島國」進軍，開啟了對外殖民的大航海時代。而馬來半島也因香料和交通戰略地位，成為各大帝國垂涎爭奪的對象。
華裔勞工改變族群構成
這些地理因素給大馬帶來兩大深遠影響，其一是信奉伊斯蘭教。商道交匯的馬來半島位於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印度佛教和印度教文明的輻射區域，該地先是受印度佛教影響深遠，例如7至14世紀建立的三佛齊王國信奉大乘佛教，不過當該王國在信奉印度教的南方爪哇勢力以及北方佛教大國暹羅的侵略夾擊下衰敗後，出逃的三佛齊王子另行開闢馬六甲王朝，就選擇向中國和阿拉伯帝國尋求庇護以存活下去。不少觀點認為由於中國文化呈內向性、而伊斯蘭教具較強擴張性，這促成馬六甲王朝最終改宗伊斯蘭教以抵抗侵略，這也成為馬來西亞土著穆斯林化的起點。
第二大影響就是西方殖民以及華裔勞工的引入。上文說過，東南亞盛產的香料吸引了西方列國出海殖民，馬來半島在15世紀至20世紀在葡萄牙、荷蘭和英國之間幾經易手，雖然香料的量產使其神秘不再、利潤從17世紀起大打折扣，但馬來半島通航位置戰略性不變，依然是帝國爭奪之地。在英國19世紀從荷蘭手中奪過馬來半島後，英國就先是將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三座港口城市列為「海峽殖民地」，成為其殖民版圖中印度和香港的重要中轉站。
等到19世紀下半業，英國亦發覺馬來半島擁有豐富的橡膠種植和錫礦資源，便開始更深入地開發馬來半島。由於這兩個行業都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為補足人力短缺，英國大量引進中國和印度勞工，有統計顯示在1800至1940年，前往馬來西亞的華工累計總數多達900萬人，這顯著改變了當地族群構成。在英國開埠前少人居住、仍遍布叢林沼澤的新加坡，更形成華人佔絕對主導（建國前八成人口都是華人）的局面。
對於這種多族群混居的國家，英國向來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留下族群矛盾的爛攤子。在馬來半島，英國就將廣大土著農民束縛於農田，華人和印度人參與新興的礦業、橡膠業和商業，導致馬來人對華人佔據的經濟優勢地位大為不滿。此後，二戰時期日本入侵、馬來華人與中國同仇敵愾猛烈反擊時，更引起馬來人對當地華人忠誠度的質疑，兩個族群矛盾程度繼續加深。
族群宗教隔閡持續至今
因此，等到二戰後着手獨立之時，馬來人就堅持要建立以信仰伊斯蘭教的土著為主導的新秩序，憲法153條更是訂明馬來人在擁有土地、官僚機構、商業和教育領域的特殊地位，為諸多偏袒政策提供制度保障。同時為稀釋華人比例，馬來西亞1963年勉強接納新加坡之際（防止其演變為共產政權），也將華人較少、位於婆羅洲島的沙巴和砂拉越兩州吸納入內，儘管兩地與馬來半島歷史淵源較弱，也為如今的東馬分離主義傾向埋下源頭。
種種舉措自然引起華裔等少數族裔不滿，李光耀更提出打造「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同強調「馬來人的馬來西亞」的「巫統」唱反調，引發後者震怒，導致新加坡在加入聯邦兩年後就被踢走。此舉不僅旨在打壓爭取族群平等的思潮，也能有效將大馬華人比例由42%降至35%，鞏固馬來人主導地位，可見種群政治之爭蓋過了新加坡佔據馬六甲海峽最狹窄處的重要地緣考量。不知道大馬在面對新加坡成為全球貨櫃吞吐量第二大港口，而擁有輝煌歷史的該國最大港口吞吐量僅居第12時，會否生出幾絲後悔情緒？
而「巫統」在1969年大選中失利、華人上街慶祝更是引發了血腥的五一三種族衝突，馬來人的怒火導致相對溫和的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下台，更強調馬來人優先主義的首相敦拉扎克（Najib Tun Razak）上位，其制定的新經濟政策完全倒向土著，旨在將土著:非土著:外國人的經濟比率由2.4:33:63調整至30:40:30。這固然幫助解決族權發展完全失衡的現象，但也讓處處受制的華人生出二等公民之感。另外，大馬當局強調馬來人身份與伊斯蘭教信仰的統一，提升伊斯蘭教地位，創立伊斯蘭大學、銀行等，也讓普遍不信該教的大馬華人有被排斥之感。
直至今日，族群矛盾和宗教信仰帶來的身份政治，仍是大馬政壇不變的主體，擅長利用這份嫌隙的「巫統」時不時拋出「華人寄居論」、「華人為主的民行黨欲主導政治論」，就能煽動起許多馬來人的恐懼，即使是表面上看起來為政客為個人政治利益爭鬥的政變，背後也隱藏着這兩個永恆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