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中國模式」的宣傳者

「我們已經落後了，中國已建成2.3萬英里的高速鐵路，佔到全球高鐵系統的三分之二。」美國總統拜登4月30日出席美國國家鐵路客運公司（Amtrak）成立50周年慶典，並藉機宣傳其包括800億美元鐵路投資計劃在內的2.3萬億《美國就業計劃》（American Job Plan）時，毫不意外地又提到了中國。

對於這種美國總統言必及中國、將「中國牌」用於推進國內政策的情況，在經歷了特朗普四年執政後，想必我們已習以為常。不過與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沒有致力於將中國塑造為「邪惡帝國」、「對自由的最嚴重威脅」等，而是更強調美國現有的諸多不足以及亟需改革之處，並以「恐被中國超過」的警鐘來製造改革共識、累積政治動能。

這體現了拜登政府較為正派，不齒於一味煽動衝突的作風，也凸顯了美國政治難以彌合，唯有藉「中國」才能推動政令的現實。但這種言論可能有種「副作用」，即更多地宣傳了中國模式，反而鞏固了「中國模式是西方政經體制之外又一選擇」的觀點。

「與中國競爭」：凝聚政治資源的高效口號

例如，拜登政府在宣傳2.3萬億美元《美國就業計劃》內基礎建設、綠色科技、科技投資等不同類別時，皆會強調中國在相關方面的成就，以營造出美國必須立刻行動的緊迫感。

除了開頭提到中國在高速鐵路上的成績，拜登4月28日在國會做「百日演講」時談到以國家領導科技投資時，指「我們曾經將美國國民生產總值（GDP）的2%用於創新研發，但現在僅不到1%，中國和其他國家正在迅速趕上」。他在4月7日也有過類似言論，指出「我保證，你們在未來6到8個月會不停報道中國和其他國家時如何在投資（新興科技）方面趕超我們，他們試圖掌握未來。」

在對抗氣候變化方面，拜登政府也在不斷強調，不能放任中國拔得頭籌。拜登在「百日演講」中稱，「我們沒有理由在北京而不是匹茲堡生產風力發電的葉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則講得更詳細，他在4月19日警告美國正在綠色經濟方面「落後於人」，並解釋道「中國擁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可再生能源專利，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面板、風力渦輪、電池和電動車的生產商和出口商。如果我們不能引領可再生能源革命的話，很難想象美國如何能在長期戰略競爭中贏過中國。」

由此就可見，拜登政府在推進其國內政策時，反復向國民宣講中國在相關方面的成就，以求利用兩黨民眾對中國共有的警惕來凝聚對於投資法案的共識，以達成這「一代人只有一次的大手筆投資計劃」。「與中國競爭」也成了一句能夠凝聚政治資源的高效口號。

不過，這同時也會不斷鞏固中國作為「美國最強勁競爭對手」（most serious competitor，拜登語）的地位，而且讓更多美國及全球民眾了解到中國在基礎建設、科技投資和綠色能源所付出的努力和相關成就。既然中國能在科技投資方面高瞻遠矚、在綠色能源方面頗有貢獻、並在基礎建設上有強大執行力，為什麼中國不能成為一個可供借鑒的範本呢？

反為中國做廣告

雖然在制度問題上，拜登政府多次強烈否定「專制」，但畢竟特朗普拒絕認輸、暴徒衝擊國會的殷鑒不遠，其對於「美國民主制度出了問題」的承認，已間接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地位。

譬如，拜登在多個場合（包括就任百日演講、與日本首相菅義偉的共同記者會、任上第一場記者招待會等），反復指出「我們必須要證明民主依然有用，能為人民做到實事」（We have to prove democracy still works that we can deliver for our people）。這語氣實在說不上是萬分篤定，反而像是間接承認如今中國政經模式有用且能做到實事，因此矢言美國也必須發揮出此等效用。

有時，拜登政府也會間接地描述「專制」的吸引力再予以否定。例如，拜登在百日演講中形容，「中國主席習近平和其他的專制者認為民主制度在21世紀無法與專制制度競爭，因為民主制度需要耗費太多時間才能達成共識。」拜登的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也指出，「習近平執政的中國和普京掌管的俄羅斯，正在更明顯地談及非民主制度是更好解決問題的模式。拜登堅信這是錯誤的。」

拜登和沙利文所言的「專制」固然只是一種片面的扭曲，其所言的「民主」也是在將一種精神和理念簡化為一種格式與方程，但對世界各國的聽眾而言，拜登這種高呼「必須證明民主制度依然有效」、列數中國成就以做為警鐘的論調，正在反復加深這樣的印象——即民主國家必須努力改革積弊才能防止被中國改超。中國官方尚且不承認「中國模式」在中國以外的可推行性，而美國政府卻做起了「中國模式」的推銷員。

昔日的蠻夷　今日的對手

回想起自中美建交以來直至奧巴馬時期，美國主流觀點一直認為可以通過「接觸」（engagement）政策，使中國通過經濟開放進而實現政治改革，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持份者」，被整合進入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這種觀點實際折射了一種思維，也即「我們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是『歷史的終點』，中國是個冥頑不靈的蠻夷，無論如何拒絕民主化、拒絕開放，也終將走上我們的體制」。

可是在經過幾十年的演變，中國發展的方式和成果都超過也美國的想象，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COVID-19疫情這兩大戰役之後，美國此前希望中國「開化」為民主國家一份子的態度已徹底成為歷史，取而代之是正視中國為最強勁對手。無論是特朗普政府「中共是威脅」的表態，還是拜登將中美關係形容為「21世紀專制與民主制度的成效之戰」，都凸顯了這一現實。

區別在於，由於拜登政府褪去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低劣的妖魔化攻擊，轉而細數美國各個不足、宣講中國相關成就，以凝聚足夠的政治資源推動美國社會改革的法案與政令，這既是美國政治的現實，也愈發向世界營造「中美並駕齊驅」的氛圍。當美國將昔日冥頑不靈、負隅抵抗的「蠻夷」視作是倍感壓力、未曾面對過的「對手」，世界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認知，也逐漸打破「專制」的刻板印象，隨之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