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亞10年・上｜利比亞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2011年2月，北約支持的利比亞起義爆發，推翻了執政四十年的卡達菲（Muammar Gaddafi）。然而，利比亞革命未能確保國家統一，國家至今仍因外國干涉和派系內鬥而陷入長期困境。
在起義開始10年後的今天，由聯合國主導的和平進程勢頭正猛。2月5日，75名利比亞代表在聯合國的主持下在瑞士舉行會議，選出了新的臨時政府，任務是為今年12月的全國大選做準備。這個機會能否結束利比亞十年來的悲劇？

要理解利比亞政治當前時刻的重要性及其成功的可能性，我們首先需要放大視野，從大局出發：十年來，利比亞的內戰已經從一個國內爭端變成了歐洲、中東和非洲交匯處的全面地區衝突。

非洲、歐洲和中東的十字路口

利比亞的國土面積大，是非洲第四大國，也擁有非洲最大的原油儲量，居世界第九位。此外，利比亞地處地中海沿岸，擁有近兩千公里的海岸線，從而是非洲和歐洲之間移民和資源流動的重要通道。

這些戰略地位和自然資源使得不少周邊國家試圖從該國的動盪中獲利。從官方來看，目前衝突的對立有兩方：位於西部城市的黎波里（Tripoli）國際公認的民族團結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Accord，簡稱GNA）和位於東部軍閥哈夫塔爾（Khalifa Haftar）領導的利比亞國民軍（Libyan National Army）。然而，在這兩方的背後隱藏着一系列的外國勢力，他們都急於利用利比亞的資源和地理位置：如今，有近10個不同國家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利比亞衝突。

一邊是土耳其、卡塔爾和意大利支持聯合國支持的民族團結政府，另一邊是法國、俄羅斯、埃及和多個阿拉伯王國支持哈夫塔爾的軍隊。據悉該國有兩萬名外國戰鬥人員。

土耳其和俄羅斯站在對立面，這一點引起了安全專家的很多評論，因為兩國在敘利亞戰爭也參與了代理衝突。不過，與敘利亞情況不同的是，兩國在利比亞的目標並不一定是不相容的。無論是俄羅斯還是土耳其，都不礙於保護某個特定統治者的固定目標，相反，兩國的目標很類似，都是從一個分裂但富有的國家中獲取經濟利益並能夠在該地區獲得軍事立足點。

舉個例子，土耳其決定向利比亞派遣大量的軍事支援，只是因為利比亞國民軍在哈夫塔爾軍隊的圍攻下數月後，終於和土耳其簽署了一項無視希臘海權的海事條約，承認土耳其在一條從土耳其到非洲的海上走廊上擁有專屬經濟權利，並為土耳其的建築公司和出口型製造商提供了進入非洲大市場的通道。

更實質性的競爭可能反而是土耳其和法國之間的競爭。儘管法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成員，並正式支持的黎波里的民族團結政府，但法國就一直在暗中向哈夫塔爾提供武器裝備、培訓、情報和特種部隊援助。國際安全專家認為，法國的政策之所以曖昧，是因為法國決策者將利比亞的鬥爭與他們打擊撒哈拉和薩赫勒地區的伊斯蘭叛亂和國內的恐怖主義聯繫起來，而他們認為像哈夫塔爾這樣的強人可以為該地區帶來穩定。

不過，這些目標使法國與土耳其展開競爭，因為土耳其多年來一直對法國在西非和北非的前殖民地虎視眈眈，公開宣傳為法國的後殖民勢力提供替代方案。在2014年的土耳其-非洲峰會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想參與者承諾，「在世界建立新秩序之際，土耳其將與非洲國家站在一起」，而2019年，他決定突然訪問在利比亞衝突中尚未正式表態的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北非國家，試圖為自己的計劃爭取支持。因此，法國和土耳其現在在該國的目標是不一致的，假如對方在利比亞支持的一方取得勝利，會損害失敗方在該地區的聲譽——使土耳其的非洲野心受挫，或者在「法屬非洲國家」羞辱法國。

無論如何，巴黎在利比亞遠非孤軍奮戰。埃及也站在哈夫塔爾一邊，但它的動機更直接：它與利比亞有1,000多公里的邊界，擔心其國家安全。埃及軍政府在2013年也取締了穆斯林兄弟會，它特別警惕這個伊斯蘭組織的影響力在其邊境蔓延。因此，埃及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公開宣稱要在利比亞打擊伊斯蘭主義的哈夫塔爾將軍一邊。

為什麼這麼多外國勢力能夠進入利比亞衝突，並試圖利用局勢為自己謀取利益？簡而言之，外國競爭是該國內部分裂的反映。

利比亞：一個併湊起來的概念

從當前衝突的角度看，利比亞被分為兩個陣營，然而實際上該國的政治裂痕比簡單的東西對立所顯示的要複雜得多。

從某種角度看，利比亞與其說是一個統一的政治體，不如說是被歷史併湊起來的抽象體：在其近代史的大部分時間裏，利比亞都是被外部勢力所牽制，先是奧斯曼帝國的的黎波里塔尼亞（Ottoman Tripolitania, 1551-1911），然後是意大利殖民者（1911-1943）。而雖然外部勢力能夠控制這個地區，但它們並沒有消除利比亞傳統的部落社會結構。

雖然這個國家幾乎全是說阿拉伯語的遜尼派穆斯林，但利比亞有一百多個不同的部落。更為複雜的是，每個部落都是以氏族進一步劃分的，譬如，卡達菲部落下有六個氏族。

這種部落結構經常與國家的統一發生衝突，甚至直到今天。卡達菲1969年上台後，在其執政的前10年裏，一直試圖摧毀傳統部落領袖的權力，而這種努力一直持續到後來的80年代和90年代。然而，通過壓制獨立政黨或工會等民間組織的發展，卡達菲也阻止了利比亞人脫離傳統部落結構並建造現代政治身份。

因此，部落仍然是利比亞人身份認同的主要結構要素，當卡達菲政權最終在2011年的革命中被推翻時，醞釀了數十年的部落緊張關係突然爆發為公開衝突。雖然2011年最初成立了統一的政府，但團結卻很短暫：2014年，一場有爭議的選舉導致戰火重燃，各部落要麼站在西部的伊斯蘭民兵一邊，要麼站在東部哈夫塔爾將軍的軍隊一邊。而且，這些對某一方的效忠是脆弱的，即使在每一方內部，各派別之間也存在重大分歧和競爭。

利比亞的戰爭經濟

2014年以來，外國勢力之間的競爭和國內派系之間的戰鬥相互加強。這種惡性循環產生了複雜的戰爭經濟，進一步鞏固了全國各派系的戰鬥力。衝突之初，各競爭派別抓住機會，掌握一切可以掌握的資源，這種過程安插了眾多有自己的利益和武裝的組織。

內戰爆發後，各種走私、勒索和尋租活動為許多部落酋長提供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小軍閥開始對通過其控制的領土的貨物流動徵稅，而大軍閥則設法控制關鍵的進出口節點或石油和天然氣基礎設施，從而可以通過石油封鎖獲得相當大的影響力。

石油、軍售、金錢。只要這是最終的等式，誰也別指望很快就能實現和平。

通過這一過程，戰爭經濟獎勵掠奪行為，使暴力長期存在。同時，它產生了戰爭專家所說的「破壞者」（spoilers）：即從利比亞政府的功能失調中獲益、因此有動機阻止任何有意義的改革的人或組織。這種現象使地方政客倒向地方聯盟，比如部落，這樣加速了對國家資源的掠奪和國民經濟的崩潰。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Al-Jazeera）記者在革命十周年之際問一位年輕的利比亞人如何看待國家的未來時，這位年輕人簡單地回答：「石油、軍售、金錢。只要這是最終的等式，誰也別指望很快就能實現和平。」

在許多分析家看來，利比亞的結構性問題就在於這種惡性循環：地方分裂為內外勢力創造了空間，使他們能夠採取不利於國家利益的行動，並使消極的局面長期存在。這種國內勢力和外國勢力的結合，形成了一種極其複雜的力量平衡。

因此，雖然有些人慶祝聯合國進程取得的成就，利比亞能過成立新的臨時政府，但這個政府的脆弱基礎促使其他聲音對進程的長期可行性做出悲觀的預測。

言及至此，要了解新政府是否能夠翻開利比亞新的一頁的話，我們有必要離開大局分析，從談判的細節入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