詰問拜登之二｜國會暴亂顯民主有缺　新政府的解方何在？

202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雖然特朗普（Donald Trump）不敵拜登（Joe Biden），失去了連任總統的資格，但投給特朗普的7,400萬張選票卻不容忽視。這些選民中的一部分成為了2021年1月6日國會暴亂中的激進示威者，不僅讓象徵着民主燈塔的美國黯然失色，也使美國淪落為世人之笑柄。
特朗普必然將為在這場暴亂中扮演的煽動角色付出慘重代價，不過倘若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把造成暴亂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特朗普，不思考造成民主之殤的內在矛盾，那麼美國社會內支援特朗普的底層民眾和支援拜登的精英派將會繼續針尖對麥芒，為未來的社會動盪埋下伏筆。

歷史上的自由派學者們經常戴着有色眼鏡評判暴亂事件，這和現在個別西方媒體的雙標性不謀而合，在他們看來「正義」的示威就是值得支援的，而與其意識形態不和的示威就要譴責。

在法國大革命初期，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曾在《序曲》中寫下「活在這樣如黎明的時代是幸運的，如果此時你正風華正茂，則更是無上美好」的詩句表達他對法國社會變革的熱情和鼓勵年輕人蔘與革命的想法。可是法國大革命很快就丟掉了其宣揚自由平等的正當性，升級的派系鬥爭和民眾日益高漲的情緒很快導致恐怖統治的產生。不知道當華茲華斯發現法國大革命逐漸演變為暴民統治的時候、人性隱藏的黑暗面暴露無遺的時候，是否意識到他自己的筆墨沾染了斷頭台上的鮮血？

英吉利海峽對面的英國之所以鼓勵法國民眾勇於抗爭是因為英國人天真地認為，示威將會是和平有序的，會理性的將規模克制在法律道德允許的邊界內。也許這在華茲華斯所處的英國社會是可以實現的，因為和法國大革命同時期的英國民主還不是普選制，其代議制民主制度是由貴族組成的上議院和由全部自有土地佔有者組成的下議院組成的。因此，掌握政治權的議員們為了保住現行體制下的頭銜和土地，不會有任何激進的示威想法。

在這些人看來，沒有土地的人皆因個體的放縱無度導致。這也就不奇怪為什麼英國的古典自由主義學者密爾（John Stuart Mill）認為在一人一票的基礎上，可以根據投票者受教育的程度增加相應權重。

如何創建一個行之有效的政治體系應該是一個容許不斷演化，直至接近完美的過程。可悲的是美國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崛起為世界霸權國後就開始驕傲自滿，不斷神聖化民主，把尚需完善的政治制度強行向外輸出，插手別國內政，霸凌弱小國家，最終不出所料地迎來了反噬。特朗普的支持者們瘋狂的行為表達的不僅僅是對他的無條件支援，也是對美國積壓已久的深層次結構矛盾的不滿。特朗普只是提供了一個瓦解選民約束（憲法、公民文化約束等）的機會，誰成想美國的民主果真脆弱得給點東風就燃燒了。

事實上，華盛頓的暴亂早在2000多年前就被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Plato）預想到了。見證了雅典衰敗的柏拉圖對民主暴政有着切膚之痛，他認為劣質化民主的弊端在於：雅典在商業發達、貧富差距分化後，平等很快被金錢侵蝕，使當權者打着民主的旗號，集體做着自私自利的事。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詳細概述了民主是如何一步步演化成其對立面——即「暴政」——的：當富人霸佔社會財富時。

美國的選舉政治導致利益集團與政治深度捆綁，遊說團體透過「合法賄賂」影響政府決策。美國政治捐獻資料庫顯示，政治遊說開銷在2019年多達35.1億美元，這些資金無疑會影響美國各級選舉。正如美國保守派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論證的那樣「民主超載意味着太多利益集團對國家要求過高，將導致民主幻滅，因為國家無法兑現其不斷升級的承諾」。

社會的資源被少數的精英在合法的框架下迅速分配完畢，又有誰在乎多數弱勢群體承擔的社會代價呢？底層民眾的需求一再被妥協、邊緣化，敏感脆弱的他們一經特朗普的煽動，很快就失去理智，像一群野獸在國會大樓裏尋歡作樂，發泄長期被忽視的酸苦，最後還得替一個遭到金錢侵蝕的腐敗制度背鍋，受到精英們的唾棄。

歷史上，西方的政治精英們曾給反抗的民眾起過很多難聽的名字，如「多面怪獸」，意在諷刺愚民易受煽動的多變性。政治精英們甚至為了轉移民眾對政治的關注而故意創造出愚民政策。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Decimus Luvenalis）就曾用「麪包和馬戲」來諷刺羅馬社會中的綏靖政策，揭露別有用心的統治者透過向窮人發放救濟和提供簡易娛樂來收買選票，獲得政治權力。久而久之，民眾便只關注表層需求，放任自己的公民權利被侵蝕。

柏拉圖給出的解決方案是讓哲學家擔任領袖，因為思想家可以用智慧戰勝衝動。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應該由王權貴族來約束民眾的意志，透過創造穩定且龐大的中產階級來進一步鞏固統治，這恰巧應證了與法國大革命同時期的英國政治狀態。美國的憲法之父麥迪遜（James Madison）曾尖鋭的指出：設計糟糕的政治制度可以把本來理性明智的公民變為咆哮的人群。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國父們在設計政治制度的時候採取了一系列限制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權力的措施，避免美國重蹈希臘的覆轍。

不過事實證明，美國國父們精心設計的體制經過了200多年的演變尚不完美，不過相比於制度的缺陷，此次國會暴亂反映出了一個美國社會更大的問題：美國民眾受教育程度的分化和貧富差距一樣嚴重。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200年前所言「憲法本身不足以從暴民手中拯救民主，受教育的民眾也同樣重要，精英們要意識到教育民眾『何為民主』也是他們的首要責任。」

賦予民眾投票權的初衷是讓民眾變成一個對國家更負責任的公民，但是未經過篩選的普羅大眾真的能擔當得起這沉重的政治義務嗎？三權分立的初衷是確保每個分支都不會得到過大的權力，但是被利益集團和遊說團體捆綁的選舉政治又是否辜負了弱勢群體選民的信任？今天就是特朗普結束總統任期的日子了，儘管經他統治後的美國一地雞毛，但這並不是件壞事，特朗普給民主政治留下了深刻的思考，讓民主制度遭遇了久違的危機。過去的幾十年中，二戰的勝利、柏林牆的倒塌讓民主制度一路順風順水，人們都麻痺在了民主理想化的幻象中，選擇性忽視了民主制度的弊端和社會中積重難返的問題。

如果拜登政府繼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把所有錯誤都推給特朗普承擔，不去反思民主之殤的真正原因，將不可避免的導致美國民主政體的衰退。不過，在疫情與經濟危機之中，如何修補美國民主體制的缺失，似乎遠遠未在拜登施政要務之列。人們也許只能期望待危機漸消之後，拜登能夠看到問題之所在，並嘗試為之作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