詰問拜登之一｜「麻煩製造者」終成歷史　美國人心如何修復？

2021年1月20 日，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式卸任美國總統。

四年前，這位打着「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旗號，承諾要「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地產商成為美國總統，儘管很多人對此疑慮不安，甚至以美國民主墮落來形容他的當選，將之視為反全球化與民粹主義浪潮下極端保守主義回歸的產物，但還是有不少人希望他的特立獨行能刺破建制藩籬，不受縛於傳統的「政治正確」，給美國帶來改變。受美國產業空心化影響的藍領及鐵鏽地帶的選民尤其希望他能給美國帶來改變，帶領美利堅再次「雄起」。四年來，不能說特朗普沒有履行他的競選承諾，他甚至可以說是履行競選承諾最積極的美國總統之一，但就執政的效果而言，卻和他承諾給美國帶來的改變南轅北轍。

他希望能讓美國再次偉大，並且至少在口頭上經常以林肯（Abraham Lincoln）作為自己的榜樣，但他給美國帶來的不是榮耀與團結，而是災難和分裂，美國不僅沒有因為他而變得再次偉大，反而陷入了歷史少有的艱難困境。美國的國際地位與制度光環，也因為這位總統先生極度任性、極度自私的單邊主義行徑而加速淪喪和黯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成為一場深重的國家災難，只有在制度潰敗國家或地區才可能出現的佔領國會事件與政權交接危局，也先後在其任內上演。

回顧特朗普四年任期，其令人詬病的地方至少有以下七個方面。第一，他在疫情防控中基於選舉需要的極度自私、無能與領導無力，讓美國人民與國家付出了慘重代價。如果不是板上釘釘的事實，如果回到一年之前，幾乎所有人都難以想象，美國作為全球最發達的國家，在醫療科學先進，現代流行病學防控理念領先世界和國外早已發出疫情預警的情況下竟然敗於新冠病毒，迄今為止已造成兩千多萬人感染和四十萬人死亡，超過美國建國以來歷次戰爭中的死亡人數。

而之所以釀成如此深重的災難，那麼多人家破人亡，固然有美國製度和社會內在缺陷等原因，但身為美國總統的特朗普難辭其咎，他領導的政府未能履行政府最基本的「保境安民」之責，不能讓人民免於疫情的傷害，屬於非常嚴重的瀆職。他在已有中國疫情前車之鑑和重大預警的情況下，在美國國內各地接連爆發疫情的危急時刻，極度反智，輕視疫情防控，不戴口罩，頻繁舉行公眾集會，對內拒絕聽取醫療專家與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等專業醫學機構的建議，對外甩鍋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WHO），任由疫情四處蔓延，給美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美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創。

第二，特朗普任內空前加劇了美國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美國開國元勛所警示的黨爭甚至惡化到近乎敵我鬥爭的前所未有程度。華盛頓說過，黨爭「往往干擾公眾會議的推行，並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眾中引起無根據的猜忌和莫須有的驚恐，挑撥派系對立」。美國的撕裂和黨爭由來已久，有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根源，但自四年前特朗普上任伊始，他就以一個制度與社會破壞者的角色存在，空前加劇黨爭和政治內耗。事實證明，他的美國總統身份實在有些名不副實，與其說他是美國人民的總統，不如說他只是右翼民粹和部分極端保守派的總統。在他僅僅一屆任期內竟然有兩次被國會彈劾，創下歷屆總統之最，就足以說明他治下美國黨爭之嚴重。

第三，他嚴重傷及了美國作為許多人心中西方制度典範和民主燈塔的形象，讓美國民主面臨嚴峻危機。長期以來，儘管美國民主絕非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盡善盡美，但總體而言，美國民主還是以其理想和偉大的政治實驗聞名世界，為全球許多人所欽羨。這也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之所以能成為長盛不衰的經典之作的背景。

當年托克維爾曾分析稱，美國民主有賴於三個因素，分別是自然環境、法制和民情，但自然環境不如法制，法制又不如民情。可特朗普在過去四年已對法制和民情造成不可低估的傷害。他在缺乏實據的情況下指控民主黨大選舞弊，一直不肯承認顯而易見的敗選事實，攪渾大選結果，鼓動支持者向國會施壓，釀成國會騷亂。凡此種種，對美國法制、社會契約造成空前傷害，危及美國的民主基石。

第四，特朗普缺乏人道主義關懷，迎合右翼民粹主義，傷害外來移民、非裔等弱勢群體，加劇族群矛盾。美國的移民問題、非裔問題牽涉複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朗普罔顧建國以來追求的自由、開放、多元和平等價值，不考慮實際情況，簡單將移民視作替罪羊，盲目排斥移民，尤其是一度推行的骨肉分離式移民執法舉措，強迫非法移民的父母和子女相分離，備受詬病。他縱容白人至上主義者，激化族群矛盾，任內爆發遍及全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釀成嚴重社會騷亂。

第五，他背離中美兩國建交40年以來的共識和兩國整體發展利益、兩國人民福祉，讓中美關係陷入建交以來最嚴峻時刻。特朗普上任後把中國列入國情咨文和《國家安全戰略》中的「戰略競爭者」和「修正主義國家」，發起貿易戰，封殺中國高科技企業，在香港問題、台灣問題、新疆問題和新冠疫情問題上頻繁發難，關閉中國駐侯斯頓總領館。他所任命的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更是曾發布近乎檄文的《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宣稱開啟於尼克遜（Richard Nixon）任內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重新將世界分為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呼籲組建遏制中國的全球民主聯盟。

作為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不僅事關兩國，還是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壓艙石。但過去四年，在特朗普單邊主義支配下中美關係急速下墜，結構性矛盾不斷呈螺旋式升級，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都不得不發出警吿「我們必須竭盡全力避免一場新冷戰」。儘管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不只是特朗普的責任，還包括中美兩國互動過程中反美民族主義和極端反華派的相互刺激和惡性循環，但毫無疑問特朗普就此負有重大責任。

第六，他露骨地傷害美國與盟友的關係，激化區域矛盾。與盟友的和睦關係一直是二戰後美國領導世界秩序的重要條件，但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政策導向，為一些短期利益斤斤計較，陶醉於所謂的交易藝術，動輒施壓盟友，發起貿易制裁，令美國與盟友的關係陷於低谷。他還以鄰為壑，退出中導條約，撕毀伊朗核協議，一味偏袒以色列，加劇中東緊張局勢，讓全球陡增許多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第七，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自私自利，在謀求繼續維持霸主地位的同時卻拒絕承擔全球公共責任。二戰以來，美國在全世界推動建立了一批國際組織，讓全球秩序擺脱叢林狀態，美國從中受益匪淺。如今，這套秩序存在諸多問題，亟待改革。遺憾的是，特朗普改革秩序的方式是以美國為絕對中心，是急功近利的「美國優先」，是極限施壓的退群，以至於過去數年美國退出的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創下歷任政府之最，遲滯全球合作進程，不斷消解美國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尤其是他在全球面臨氣候變暖危機之際，不負責任地退出國際社會歷經艱辛才達成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巴黎氣候協定，在全球疫情肆虐之際又非常任性地退出世界衛生組織，毫無責任擔當。

嚴格地說，上述七個問題只是特朗普任內眾多問題中較具代表性的問題，並非全部，但已經足以說明他的支持者所託非人，或者說他非但不是一個稱職的美國總統，反而成為了過去四年世界級「麻煩製造者」。對於美國和世界來說，都不需要這樣的政治人物。當然，比指出特朗普不稱職更重要的是，要反思為何這麼一個不着邊際，表裏不一，經常謊話連篇，甚至可以說是「德不配位」的人能被選為美國總統？一個國家的制度和社會得病到何種程度，才會有高達7,400多萬人不顧特朗普的品行和糟糕的施政表現，繼續近乎狂熱地支持他連任？

四年前美國選擇了特朗普，結果過去四年為此付出深重代價。美國製度和社會病得不輕，亟需更多的人站出來解決問題，但特朗普這樣的人絕不是合適人選，他只會讓本就存在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難解。如今，在給美國社會造成難以逆轉的傷害後，靠着美國社會的自我糾偏能力，特朗普縱使非常不情願，但還是不得不下台。惟願美國社會能及時反思特朗普現象產生的背後原因，全面審視和解決特朗普所揭開的美國製度和社會深層弊病，經此教訓，惟願世間不再有「特朗普總統」。

在告別特朗普之後，拜登必須要為如何修復造就「特朗普之亂」的美國人心、如何根治這個問題，提出解答，而非將特朗普下台當作是問題的最終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