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能源環境政策：挽救地球的責任？意識形態的宣言？

倘若拜登（Joe Biden）來年順利入主白宮，「能源和環境」這一部分政策是個難啃的雞肋。
近年，氣候變化的後果日益顯現，環保減排的彌補工作刻不容緩。拜登大可以通過可再生能源鼓勵政策及履行國際協議減排承諾，來呈現自己與特朗普政府迥然不同的環境負責態度。然而，其兩難之處在於，環保新政的力度需要拿捏得不慍不火，不能為了滿足黨內進步派野心，而過度、過急扼殺傳統既得利益業者。因此，能源環境政策是拜登新政中一項亟待解決，卻很易擦槍走火的改革範疇。

拜登早早在投入競選之初就向國民承諾，入主白宮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重返《巴黎氣候協議》。這帶給國內和國際社會的訊息很明顯：特朗普過去四年完全沒有對現下環境負責任的意圖。接下來四年，拜登團隊勢要將它逆轉過來。

拜登團隊承諾在第一個四年任期，將投放兩萬億美元應付日益惡化的極端天氣和環境問題，當中包括加強可再生能源和擴充能源效益的研究；重建部分電網、州際公路，冀節省能源耗用；為人口超過十萬的各大城市擴充公共交通運輸網絡，減少路面汽車數目，降低道路碳足跡含量。

另外，拜登團隊提出需要修繕更新美國國內超過400萬幢建築物，增強建築能源效益，包括升級商用清潔能源發電及電力貯藏系統，務求將建築物的碳排放在2035年前比現在減少五成。

在對外層面上，為了履行國際協議的減排目標，拜登在政綱裏提到，要在立法層面上推動美國在2050年前實現真正零溫室氣體排放，期間要求污染者自負溫室氣體排放的所有成本。拜登亦曾公開支持向未能履行全球協議減排標準的貨物出口國，加徵作為關稅的「碳調節費」（carbon adjustment fee），以及向該國出口的相關類別貨品設限額。這做法務求進一步呈現環保政綱中的其中一個核心宗旨：「讓污染者負責」（hold polluters accountable），並旨在帶領美國重回制定全球環境減排政策的領導角色。

如此列舉，俱能看得出拜登團隊的能源環境政策，比起奧巴馬政府時期，其力度相信會是有增無減。

無疑，這當中或多或少有些政治成份的考量。

綠色經濟的意識形態宣言

推動減排、鼓勵綠色能源普及等能源環境政策是民主黨黨內的基本共識。可是，政策施行的力度究竟需要達致哪個程度？政府財政預算的分配應如何？像「碳稅」之類的「環保稅制」倡議會否過度抑制商業機構的營業彈性和牟利能力？這一類的爭議令民主黨內部進步派與溫和派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分歧。

以麻省聯邦參議員馬基（Ed Markey）、紐約州聯邦眾議員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多稱其為AOC）等為首的民主黨進步派在國會山大力倡議激進的*萬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改革，在過去取得不少輿論焦點關注。與其說「綠色新政」是環保政策，倒不如說它是由綠色經濟帶動的社會經濟轉型及資源再分配原則框架提案，因為它還涉獵到工人權利、住房公義、醫療改革等結構性問題改革倡議，旨在打破傳統財閥金權壟斷，解決社會不平等現象。

*「綠色新政」真正需要幾多萬億？

馬基、AOC等民主黨進步派議員初期提出「綠色新政」時，由於可預期將消耗聯邦政府以萬億美元計算的國庫支出，惹來很多保守派議員的質疑和批評。參議員貝拉索（John Barrasso）、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康寧（John Cornyn）等共和黨人曾經在論爭中提過「綠色新政」涉及預算高達93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以此反擊倡議者的想法猶如天方夜譚。惟此數目未得到跨黨認同。基於「綠色新政」裏提及的大多為橫跨好幾十年的長遠願景和目標，實際政策細節內容着墨實在不多，所以有美國學者指出，要準確計算「綠色新政」的所需開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賀錦麗上場　成綠色新政推手？

甚至可以說，萬億「綠色新政」倡議和有關子議題法案討論，某程度塑造了拜登新政中能源環境政策面向的部分輪廓。譬如從聯邦財政預算分配、「環保稅制」建議、徹底改造美國交通系統、升級建築能源效能等說法，看得出很濃厚的「綠色新政」影子。

雖然拜登過往未有明確表示自己支持目標激進的「綠色新政」，但其副手賀錦麗（Kamala Harris），卻是參議院內「綠色新政」法案的共同發起人（co-sponsor）之一。

然而，溫和建制及親財團的民主黨人，自不免會因為愈趨激進的能源環境政策倡議而與黨內進步派、「綠色新政」支持者產生執政意念上的根本分歧。

舉例說，水力壓裂（fracking）產油技術存廢問題。拜登競選期間對此立場搖擺不定，反映民主黨內部處理動搖到能源業者利益的議題上仍未統一立場──而水力壓裂存廢爭議，僅是反映黨內派系分歧的其中一個縮影。

氣候變化對環境、社會、經濟的影響日益顯現，可再生能源（譬如電動車、太陽能電網等）之類投資慢慢成為新興產業主流的今天，能源環境及減排政策已成為各國政府施政次序之優先。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美國（第一為中國），自然也有其責任加快趕上過去幾年落後於全球減排進度的步伐。

一向被視為能夠調和民主黨內派系分歧的「最大公因數」，拜登入主白宮後，必須與其團隊在如此重大且具爭議的政策範疇，思考如何逾越黨派分歧（民主黨內激進溫和兩派之間、民主共和兩黨之間）。

只有在黨派間建構成基本共識，才可能進一步通過遊說、政策誘因等方式與能源業、製造業、建築業、汽車業等傳統既定利益金權集團，一同實現非剛性、且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產業結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