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種族問題的另一側面：監禁氾濫　拜登如何作答？

上世紀90年代，當拜登還是特拉華州的聯邦參議員時，美國正面臨着暴力犯罪的浪潮，拜登起草了一些新法律，幫助部署更多的警察，增加刑事判決，建造更多的監獄。
如今，因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而引爆的種族示威活動（Black Lives Matter, 簡稱BLM）使拜登和民主黨陣營的立場發生了轉變，將執法規範和刑事司法公義等問題重新推到美國政治的前沿。

競選時，拜登承諾要改善美國最緊迫的問題，包括世界上最高的監禁率和抱有結構性歧視的刑罰制度，選舉得勝的拜登現在必須向BLM運動提供他的答案。

在他的綱領中，拜登指出了他希望解決美國刑事司法系統的三個核心問題：世界最高監禁率、種族和其他結構性歧視，以及對被監禁的美國人的改造重視不夠。

美國的監禁氾濫問題

監禁氾濫（mass incarceration）是籠罩着美國司法系統上的最大問題：目前有230萬美國人被監禁，即每110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人被囚禁。近幾十年來，美國是世界上監禁率最高的國家，比平均水平高四倍左右。（數據來自美國非營利性公共政策智庫「監獄政策倡議」，即Prison Police Initiative報告）。

美國的監獄系統分為監獄（prison）和拘留所（jail）。監獄為罪犯被判決後服刑的地方，拘留所則為觸犯刑律的人在審判前被暫時關押，又或是關押刑期很短的服刑者。

拘留所是監禁氾濫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被稱為「監禁的正門」。這主要是由兩個問題造成的。

一方面，美國的刑事制度臭名昭著，即使是輕微罪行也會判予重刑。據估計，每年美國有1,300萬起輕罪指控，包括像亂穿馬路這樣的輕罪，而刑期在一年以下的輕微罪行犯佔監獄人口的近25%。

另一方面，美國的保釋制度使許多人在被審判之前因無法支付保釋金而長期逗留在拘留所。美國監禁人口中四分之三的人沒有被定罪，也可能永遠不會被定罪，但還是被關在拘留所。

拜登打擊監禁氾濫計劃

在許多人看來，美國顯然需要對其刑事司法系統進行大規模的改革，而新總統拜登似乎也同意這一點。他認為，可以通過兩大改革來實現這一目標：一個新的綜合司法法案和一個200億美元的撥款計劃。

拜登正在推動的「安全、負責、公平和有效的司法法案」（the Safe, Accountable, Fair, and Effective Justice Act， 簡稱SAFE）是基於各州司法改革的成功經驗。根據其發起者的說法，這套法律將利用數據和調研來「減少累犯慣犯，將監獄空間集中在暴力和職業罪犯身上，參考成功經驗尋找監禁的替代措施，減少過度犯罪，減少犯罪，並節省資金」。

拜登的第二項核心提案是一項200億美元的競爭性贈款計劃，以鼓勵美國各州縣政府參考各地成功經驗推行改革。這個提案實際上是一個保護傘，將鼓勵各州通過頒布許多不同的改革措施以換取撥款：譬如結束現金保釋、取消強制性的最低刑期（mandatory minimums）、開設尋找監禁替代方案的專設法庭（如退伍軍人法庭或少年犯法庭）等。

在美國的熱門話題毒品監管問題上，拜登也有明確的立場。他贊成對涉毒違法行為從寬處理，並堅持讓吸毒者接受強制治療，而不是被送進監獄。他的方案包括為毒品法庭提供更多資金，並將使用大麻非刑事化。在此，拜登可能受其個人經歷影響：在9月29日特朗普和他的第一次總統辯論中，拜登告訴觀眾，自己的兒子曾患過可卡因癮，並克服了它。

大眾普遍認為，毒品犯罪是監禁氾濫背後的主要動因，然而這未必屬實。根據「監獄政策倡議」（Prison Policy Initiative）的分析，將吸毒非刑事化、釋放非暴力毒品犯罪者並不能解決監禁氾濫。更大的問題是，美國人經常因比這更不嚴重的罪行而被關進監獄。

司法系統中的結構性不平等

雖然種族平權問題最近佔據人們的焦點，令監禁氾濫的情況多少被忽視，但事實上，監禁氾濫和種族平權本就是密不可分的，改善相關情況，已成為民主黨人和新總統的主要關注點，並在拜登的施政計劃中佔據重要位置。

少數族裔在美國監獄和拘留所中的比例過高，美國黑人雖然只佔美國居民的13%，但卻佔到被監禁人口的40%。根據維拉司法研究所（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的數據，美國黑人入獄的頻率是白人的4倍。

BLM運動暴露了美國的執法問題，倡議以社區為核心的執法過程，也提出了一些確保人身安全的替代方案。

這一運動對拜登政綱的影響相當明顯：他的競選網站談到「限制檢察官的量刑權」，為以「社區為導向的警務」撥款，並積極調查警察行為。然而，拜登提出的改革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口號足以吸引人們的認可，但同時不會做出太具體的、可能讓溫和派不高興的承諾。

因為弗洛伊德事件後，民主黨通過的 《警務公義法案》（Justice in Policing Act）法案已經頒布，拜登不用直接提出新的法律改革，而可以簡單地建議召集一個獨立的「量刑斟酌工作組」（Task Force on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這個專家組將為減少執法過程中的歧視行為提出建議，包括何時逮捕，何時指控被告，以及提出什麼樣的指控。

同樣，在改善警務這一點，拜登也沒有提出大刀闊斧的改革，他主要是建議振興過去的政策，譬如「社區導向警務服務」(Community Oriented Policing Services，COPS）計劃，用於僱傭和培訓更多的社區警察，或者「模式或實踐」（pattern or practice）調查以及其他奧巴馬時代的立法，拜登表示這些政策可以幫助打擊「結構性執法失當」。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方案並沒有提出「停止警隊撥款」（Defund the police）的呼籲。這個呼籲在夏天聚集了BLM抗議者，但在華盛頓遭到了懷疑，並被拜登公開拒絕。大多數政客認為這個計劃是不現實的，而且大多數溫和派反對它。

George Floyd事件引發警民衝突（按圖放大）：

罪犯改造遭到忽視

拜登刑事司法改革的最後一個重點並非針對實務，而是針對思維及認知。

正如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福曼（James Forman Jr）等許多專家所建議的那樣，美國的司法制度應該將重點更多放在「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這些專家認為，與其問「法律是什麼？誰犯了法？應該受到什麼懲罰？」，司法系統反而應該問「誰受到了傷害？誰傷害了他們？而『罪犯』作為社會的一份子，社會又能做些什麼來試圖彌補這個傷害？」

雖然拜登的提案沒有使用「修復式司法」這個詞，但當它指出美國的制度「必須注重救贖和改造」時，它已經接近了修復式司法的理念。

對拜登來說，刑事司法系統應該更好地關注到犯罪背後的精神健康、貧困、毒品或性虐待等問題，並幫助他們擺脫困境，擺脫監禁所帶來的惡性循環。

根據監獄政策倡議，「每四個入獄的人中至少有一個會在同一年內再次被捕，（他們）往往是那些經受貧困、精神疾病和毒癮折磨的人，其問題只會隨着監禁而惡化」。

拜登建議，在監獄裏為囚犯提供工作培訓和教育，以及在他們出獄時提供住房，而非讓監獄成為囚犯重返社會的阻礙。同時為了促進犯人回歸社會當中，拜登表示將試圖令罪犯在刑滿釋放後自動恢復其投票權。

最後，拜登也表示，被定罪的青少年也應得到特別支持，他宣布將每年投入10億美元用於青少年司法改革，區分監禁青少年與成年人、以指導、諮詢、就業等社區方式逐步替代監禁，並在學校提供更好的心理健康支持。

拜登能否通過這些雄心勃勃的法律和預算？大選之後，民主黨在眾議院只佔微弱的多數，而參議院選舉尚待喬治亞州（Georgia）補選，但民主黨已註定無法奪得多數席位。因此，拜登的大部分政策有可能因共和黨在國會的反對而大幅受阻。

當然，拜登表示不排除通過行政命令推行改革，但這種命令有法律限制，更宏大的法令必須通過國會。尤其是拜登的宏圖預算，想讓共和黨人批准的難度極大。

不過，拜登擁有長期以來兩黨合作的政治經驗，如果他能夠推動爭議較少的刑事司法政策，這對目前被監禁的230萬美國人以及他們的家人而言，已經聊勝於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