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會性侵罕見官司遇阻　菲律賓的教內「緘默」何時了？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一項針對菲律賓神父性侵女童的檢控在最近被無限延期。案件涉及的受害者是一位四歲的女童，她的父母於去年2月向警方報告了案件。

但家境並不優越的他們此時陷入困境——想要通過法律伸張正義，卻連私人律師都請不起，更不用提對手是有錢有勢的天主教會。在眾叛親離的時刻，恰好趕上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來他們所在的城市舉辦競選活動，這成了這兩位絕望的父母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他）叫我們不用擔心，他會幫助我們。」女孩的父親說，「如果沒有去找杜特爾特，我們可能已經放棄了。」

不久後，涉事的神父被正式檢控。與近二十年來常有天主教會神父因性侵兒童被曝光甚至判刑的西方國家不同，該案成為過去數十年來菲律賓罕見的被檢控的案件之一。在菲律賓，隱晦的文化、缺位的法律制度依然在默許甚至保護犯下性侵罪行的神職人員。

隱晦的文化

當時，這位母親在發現自己四歲的女兒下體有異常後，沒來得及問清楚女兒事情的來龍去脈，已經震驚、心痛的流下眼淚。她告訴《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在獲悉事情經過後，她因為太害怕沒能馬上告訴自己的丈夫。

這種無形的恐懼和壓力在菲律賓的其他性侵受害者身上也不難發現。據美聯社報道，同年11月，另一宗涉及名為Pius Hendricks的神父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浮出水面。已經23歲的受害者在事發11年後向警察報案。他對記者說，報案是出於對弟弟也成為受害者的擔憂。在持續受到侵犯的三年間及其後，他本人一直對村裡的人保持了沉默。

事件曝光後，村民紛紛為Pius神父哀悼。當中就有37歲的Edrich Sacare，他堅稱「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說Pius神父。」

報道提到，雖然當地很多居民一直都認為他有戀童癖，但從來沒有人公開指證。

而在加的斯市，那位四歲女孩的家，同樣的情形也在上演。一名叫Susan 的教堂志願者指責女孩的家人，說他們只是想「羞辱神父，讓他難堪並把他趕出這裡」。母親在事發之後帶女兒去當地的醫院取證時，護士以為對方不識字，在電腦上輸入了與醫生相反的結論——「無撕裂傷」。在母親的質問之下，護士才如實把醫生的報告在電腦上轉錄下來。

現在，女孩的父母不敢再帶女兒外出玩耍。平時會收到的生日派對邀請也都不再出現。

這位四歲的女孩是不幸的，但與也許數量多的無法估計的未成年受害者中，她又是幸運的。當類似的事情發生在14歲的Imelda身上時，等待着她的卻是父母的暴打，理由是她向警方報了案。根據半島電視台的報道，事後教會方面的人給了她一筆費用，要求她放棄指控。

教會的影響力

各地居民在事發後維護神父並不是毫無緣由的。據美聯社報道，Pius神父在當地任神職期間，曾為社區重建教堂、向當地官員施壓以為村子鋪路，甚至為有經濟困難的孩子交學費、供他們上學。對相對貧困的地區而言，神父的存在更是對當地經濟發展和就業的一大刺激。

而另一方面，菲律賓政府也常常因教會的影響力而感到畏縮，以致無法過多干涉。

內部解決

雖然去年的兩宗性侵兒童事件引起了關注，但類似的事件在菲律賓得到曝光的屈指可數，大多數則根本不會受到檢控。一位來自馬尼拉南部教區、名為Buenaventura Famadico的主教更是在接受採訪時說，在菲律賓，從來沒有神父因為性侵兒童而被判刑。造成這種情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這類事件只會交由教會內部處理，教會及神職人員沒有法律義務向執法部門報告。

一份菲律賓司法部兒童保護委員會2013年頒布的份法律文件顯示，在涉及兒童性侵犯的事件中，只有醫院、診所或其他醫療機構主管及參與的醫師和護士有向警方報告的法律義務，教會和神職人員則不在規定人員範圍內。

神父Achacoso在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說，所有的調查都應該由教會內部處理。他給出的理據是：「除非一個人的罪名得到證實，否則他都是無辜的。正因如此教會在處理這類事件時非常謹慎，既是為了保護這個人的尊嚴和名譽，也是為了保護受害者。」

事實上，教會內部的相關指引也以「謹慎」之名給予主教「靈活」處理問題的權利。例如主教有權將教會的初步調查推遲至「適當的時候進行」。

另外，即便事件被報告警方，菲律賓的刑法也只是要求相關主教盡力配合（diligently cooperate）警方調查某一涉案的神職人員，卻沒有說明主教應當履行哪些具體的義務來配合調查。

無論是四歲女童的性侵案，還是Pius神父一案，兩宗案件得以在去年曝光並進入司法程序都源於外部人士的介入。前者因女孩的父母主動求得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支持，後者則由於神父的美國國籍，導致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直接干涉。表面上看，至少個別性侵案件在菲律賓開始得到法律制裁，但在涉及天主教會內神職人員不當行為的隱晦文化和法律制度缺位的大環境之下，解決神職人員性侵兒童的問題似乎還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