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年缺席的種族話語：日韓何以響應美國示威？

5月底的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事件，由此引爆了1968年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後最大規模示威。這股示威潮不僅蔓延全美各城，也向世界各地延燒，如今英、法、德、西班牙等地，紛紛湧現反種族歧視的抗議人群，並爆發了數量不等的警民衝突。這股憤怒背後既有種族與階級的結構問題，也暗含長期隔離的空虛，以及疫後失業的焦慮。

然而在東亞的日韓兩國，當人們走上街頭、舉起#BlackLivesMatter的標語時，結果反是引發外界狐疑。原因一來是在大眾印象中，日韓長年都是單一民族的國家；二來是即便這兩國皆有外來有色人口與移民，也鮮少聽聞媒體報道歧視與種族衝突的相關新聞。

然而，在這般司空見慣的視角後，其實暗藏兩國社會特有的排外情緒；且正因兩國的媒體、社會多年對此鮮有討論，才導致街頭意外成了檢討平台。

隱形的日式種族階級

日本文化遺產豐富、交通便利，人力服務更是周到不已，故能吸引不少觀光客與短期居留人口。但對於長期移居日本的外國人而言，此處與其說是個有禮社會，不如說是階級森嚴、人際之間井然有序的規矩之地。

在日本社會，隱形的種族階級長年橫亙，頂層首先是日本長者，接着依男人、女人與小孩遞減，進而排序至歐美白種人，再是亞洲人，最後才輪到其他國家的人種，例如黑人與阿拉伯人等。

上述階級常以字裏行間的方式，在生活的各角落浮現。例如針對外國人，日語中有兩種表述形式，一是「 外人」（Gaijin），暗含「 非我族類」的歧視與排斥感；另一形式為「 外國人」（Gaikokujin），雖較為正式與禮貌，但絕大多數日本人都使用前一種。

此外在二戰剛結束時，日本流行「 三國人」（Sangokujin）的語彙，將韓國、朝鮮和中國人（主要是在日台灣人）與「 高犯罪率」劃上等號。此一種族歧視用語在經濟起飛的年代便少再使用，但經濟泡沫後又捲土重來。2000年，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甚至在演講中公開使用此詞，主張來自外國的非法移民將是日本的重大威脅。

而在制度上，當今日本法律並未明訂禁止種族與國籍歧視，故不僅政治人物偶有排外發言，就連日本房東拒租外國人、政府機構婉拒外國求職者的案例也是層出不窮；甚至在教育場域中，日本人校方也可以學校無力教導、教師負擔過重等理由拒收外籍生，導致如今約有2萬名在日外籍學生無法受教育，其中絕大多數是日裔巴西人的後代。上述現象皆在無形中提高了外國人長居日本的生活門坎。

此外日本的排外情結甚至波及在血統與國籍上「 不夠純粹」的日本人。例如在日本出生成長、以日文為母語的跨國混血兒，即便身上一半流有日本血統，也只說日語，仍會被當作「 日漂」，也就是所謂在日漂泊者；201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Sir Kazuo Ishiguro OBE FRSA FRSL），日本社會立刻浮現「 英國搶了村上春樹寶座」的情緒，絕大多數日本媒體對石黑的描述都是「 出身長崎的日裔英國人」，而非「 出身日本的作家」。

而此次日本的街頭示威，除有對美國反種族歧視的響應外，也與近日爆發的警方針對庫爾德人執法事件有關。5月22日，一名日本警察在東京盤查庫爾德人時，因對方拒絕讓其搜查車內，遂遭警方壓制在地，接着被踢擊腿部與勒頸。事發經過遭路人攝影后放上社群媒體，引發不少在日外國人心有慼慼的憤怒，畢竟不論膚色，外國人遭日本警察盤查、不當執法的頻率普遍高於本國人。

然而，儘管心懷不滿，這仍非日本社會關注的主流議題，因此只聚集了幾百來人，成員也多是在日外國人與本土青年。種族話語的長年闕如，導致相關憤怒必須攀爬全球示威框架而生，到頭來卻也不過是曇花一現的街頭激情，難撼整體文化與制度結構。

「身土不二」的韓式種族主義

而在日本一旁的韓國，也存在類似的社會憤怒與困境。

韓國的認同特殊之處在於，其近代史主體有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拒斥日本入侵的基礎上，即以抗日的熱血澆灌共同體的根苗，由此開啟大韓民族的話語建構。二戰結束後，韓國的民族國家進程逐漸深化，在發展本土產業與建構國族的過程中，政府與財閥帶頭標舉「身土不二」的概念，成為近代韓國的排外基礎。

所謂「身土不二」，最早出自古代醫書《東醫寶鑑》，意指身體健康與土地無法兩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然而此一用語在受到商業與政治力收編後，逐漸成為民族與愛國情緒的表意語彙，衍伸出「身體與國土必須一統」的含意，換句話說，那些流動於韓國的外國人、進口商品，既是「來自異國之身」，自也就難與出自韓國本土的人與商品相提並論。

在商業場域上，多數韓國人偏愛國貨與國產食品，三星、現代與LG因此得以在國內市場站腳跟，進而遠征海外；比起相對便宜的美澳進口牛肉，昂貴的韓牛更受國人青睞，即便是傳自外界的炸雞，韓國人也偏愛在本土炸雞店購買；生鮮超市中，也是進口蔬果必須讓位本土農產品。長年以來，韓國商店貨物受韓企壟斷，沃爾瑪、家樂福等世界型連鎖店在韓國舉步維艱。

而在人際交往上，韓國社會也湧動着排外的暗流。1949年國共交替的慌亂下，不少中國人逃往韓國避難，卻在當地遭遇嚴重歧視，不僅求職困難，也被阻絕於社交圈外。因此不少人只能待至兩岸政局平穩後，再尋回返機會，雖說用的身分已是「韓國華僑」，子女也多以韓語為第一母語，但在當地居民眼中，這些人永遠貼着「中國難民」的標籤。

此外，即便朝鮮與韓國皆宣稱要實現民族一統，但脱北者在韓國遭遇的歧視，其實並不亞於外國人。長年分隔導致雙方口音、用語出現諸多差異，許多脱北者因而在韓國社會格格不入，甚至發生獨居餓死多天無人聞問的事件。

直至今日，外來人口仍難以融入韓國社會，國家長年標舉單一民族的結果，便是導致了其他種族的失語。例如面對此次全美騷亂，韓國媒體多將報道聚焦在美國韓裔、韓企的損失上，而無多加探討引發暴動的根本原因。為此上街的人群雖有為黑人爭權的意識，卻也只是社會的邊緣一小角。

日韓的排外氛圍與種族歧視，有其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且長期缺乏本土反省。此次受美國議題觸動，引發街頭示威，雖難改長遠結構，卻不失為噤聲多年的驚天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