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針對中國的輿論策略與分工

在過去一兩周的時間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了很多與中國相關的講話。有些圍繞疫情，譬如在數次與霍士（Fox）電視台的採訪過程中稱「中國共產黨錯誤處理新冠肺炎」、「中國當局仍繼續隱瞞病毒相關資訊」、「有大量證據表明新冠肺炎來自武漢的實驗室」；也有些指控中國霸凌，譬如「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在南海脅迫鄰國」；還有些關於香港，諸如4月29日表示華府持續關注北京干預香港管治，「任何在香港實施嚴厲國家安全立法的努力，都不符合北京對一國兩制的承諾，並影響美國在香港的利益」。

蓬佩奧這些模棱兩可、帶有明顯政治宣傳口吻的表態，自然招到來自北京的猛烈批評。央視《新聞聯播》上周一（5月4日）播發題為《病急亂投醫！邪惡蓬佩奧在科學面前大肆噴毒造謠》的「國際銳評」，批評蓬佩奧「多行不義必自斃」；新華社同日發表時評寫到「蓬佩奧的嘴，騙人的鬼」；關於蓬佩奧「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的說法，內地官媒一再表示「病毒源頭有待科學界查證」的同時，也跟美國各主流媒體一樣，再三要求蓬佩奧給出證據。

中美的言辭交鋒不可謂不激烈。不過需要留意的是，這些「口角衝突」也都有邊界。遍覽中方近期涉美言論，回擊對象大抵局限於蓬佩奧，總統特朗普並不在中方抨擊範疇之內。

這自然有出於禮節和「凡事留餘地」的政治考量，但也是因為美方各主要政治領袖的涉華言論有頗為明顯的差別——以特朗普、蓬佩奧和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又譯作波廷格）為例，美國政府在發表涉華言論時，有明顯分工。

首先是肩負國家領袖重任的特朗普。事實上，在此次疫情期間，特朗普的涉華表態一直頗為有趣。

在美國確診病例大規模攀升之前，特朗普對中國的抗疫措施多有稱讚。在3月下旬美國確診病例大規模攀升之後，特朗普一方面多次稱病毒源於武漢，乃至一度使用「中國病毒」等措辭，指摘中國未能阻止病毒擴散，並於5月3日稱有看到過相關證據顯示武漢病毒研究所是病毒來源。

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也在為自己的表態「留餘地」，譬如在5月4日接受《紐約郵報》採訪時表示「相信中國並非故意泄漏病毒」，澄清自己早前表示病毒源自武漢，意思是指病毒在武漢地區外泄，並非確認病毒來自實驗室。

在4月30日回答《華盛頓郵報》是否認為自己被習近平所誤導時，特朗普則表示「有些事情發生了，有些事情發生了」，「我不想說誤導與否。我想讓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給你答案。不過我要告訴你，看一看這個世界在一個半月、兩個月內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的經濟是全球史上最強的，然後突然間，我必須關閉經濟活動。我必須關閉這個國家」。

其次是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卿蓬佩奧。在疫情期間，亦如此前貿易戰期間，蓬佩奧經常發表針對中國政府的批評性言論，且多有缺乏事實支撐，乃至時而出現與事實相左的情況，譬如指控北京藉疫情滲透美國社會和國家結構，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並判斷中國「渴望成為帝國」，動搖國際體系；也譬如蓬佩奧5月3日接受美國廣播電視網（ABC）專訪時表示有「大量證據」顯示，目前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源起武漢的實驗室。

當日在被主持人問及「你是否相信它（病毒）是人造或是經過基因改造」時，蓬佩奧回答「最好的專家迄今看來認為它是人造，我沒有理由不相信」。主持人隨即指出，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日前發布聲明表示「科學家的共識是新冠病毒並非人造或經過基因改造」，對此蓬佩奧回答「沒錯，我同意它，我看過他們的分析」。在被追問到「你是否認為中國蓄意釋出病毒，或它是自實驗室意外」時，蓬佩奧迴避問題並將話題轉向「中國共產黨拒絕與全球衛生專家合作」。

從蓬佩奧一系列講話的內容和場合評估，可以看出其致力於營造對中國不利的國際輿論氛圍，嘗試說服歐洲、亞洲、非洲等地區各國減弱與中國政經合作的目標。

再次是自2017年在國安委員會負責亞洲事務，並於2019年9月起擔任副國家安全顧問的博明。相對於特朗普、蓬佩奧等人的高調派頭，博明一直是白宮中「安靜卻有足夠影響力的中國專家」，多年來對華立場一致，表態嚴謹。

據《華盛頓郵報》4月30日報道，今年3月之後的特朗普之所以對華言論發生明顯轉變，是因為他接受了很多博明的建議。譬如使用「武漢病毒」一詞形容新冠病毒、以世界衞生組織（WHO）「未能向中國問責」以及「忽略台灣12月就疫情發出警告」的說法斷供世衞、推動情報機構調查「病毒意外由武漢實驗室釋出，而非來自野生動物市場」等推論。

博明於1998至2001年擔任路透社駐北京通訊員，隨後出任《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在華期間，博明強化了對中共和中國政治社會模式的否定態度，據聞與其報道沙士（SARS）新聞受阻撓等經歷相關。博明其後於2005年加入海軍陸戰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擔任情報官。他三年前加入特朗普政府，2017年協助準備特朗普的首份國家安全報告，正式稱呼中國為「策略性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力量」。

遍覽以上三人的涉華表態，可以看到明顯的風格區別。特朗普時而言辭情緒化，拋出非傳統乃至激進的看法，時而迴旋，強調自己對習近平的「尊重」和「信任」。這或許是他性格因素所導致的口無遮攔，也可能是刻意兩面操作，既把玩輿論，也為與中方交涉留餘地。

蓬佩奧明顯扮演「攻擊型」角色，面向美國和各國觀眾，近來圍繞華為、共產主義、專制與民主、疫情等一系列議題，他或是針對中國現有不足侃侃而談，或是仰仗傳承自冷戰時期的「反共情緒」，將中共標籤為一個「奧威爾式」的專制政黨，或是渲染所謂中國國民與中國政府的對立，又或是在缺乏事實支撐的情況下嘗試將中國描繪為對世界各國的威脅。

蓬佩奧如此行為，或許是基於他對「美國國務卿」、「特朗普政府重要幕僚」這些身份的理解，認為美國應該將中國視為對手，認為自己應該扮演強硬的角色；蓬佩奧或許也認為這類做法對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利。

博明則扮演了白宮的理性聲音。如果說特朗普沒有太多意識形態包袱，而蓬佩奧是靈活的投機者，那麼博明則與前國安顧問博爾頓、副總統彭斯等人類似，對中國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對中國政制有強烈的不信任乃至敵意。

與此同時，博明又是西方典型的「潔身自好」的政治人物，他或許可以為特朗普政府出謀劃策，給出諸如「武漢病毒」、「病毒實驗室洩漏」等輿論策略，自己本人的公開措辭卻也一直保持嚴謹，講求事實基礎，縱然往往帶有頗強的主觀意識形態。

事實上，除了這三人以外，美國政府還有其他角色參與到這場美國面向世界的對華輿論戰。譬如國會中以散布不負責陰謀論而知名的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科頓（Tim Cotton），以立場偏激而多年受到美國政圈排斥、直到十年前「茶黨運動」興起才名聲鵲起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等人；也譬如霍士電視台、Breitbart等保守派媒體，以選擇性報道新聞、撰寫右翼乃至極右翼觀點等方式，傳遞白宮所欲見的論述，影響大眾。

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下，無論各國都會根據自身利益營造有利的輿論氛圍，大國更會採取各異的輿論攻勢。相較之下，美國精通以官方、非官方等多個渠道傳遞其論述，並通過近幾十年打贏二戰、構建戰後政治經濟國際秩序、拖贏冷戰等方式，構建了對自己極為有利的綜合實力。

美國政府在使用這些實力時，也會有具體的分工及策略。對這種情況抱以認知，將更有利於人們看清國際時政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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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1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11日）《美國針對中國的輿論策略與分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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