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一場疫情　折射出了中西企業的不同

正如世界衞生組織（WHO）所警告的那樣，新冠病毒肺炎已經在全球開始了「大流行」，歐洲、美國開始進入疫情的集中爆發期。都說疫情如同一面鏡子，能夠照出很多我們曾經忽視的事情。今次的疫情也照出了中美兩國企業在面對這種級別的國家危機時，不同的「三觀」與選擇。

截至上周五（3月20日），意大利國內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高達3,045人，超過中國成為全球最高。歐洲12個國家先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歐盟宣布關閉邊境30天。美國疫情形勢也不容樂觀，截至上周六（3月21日）美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達到了26,747宗。

在疫情肆虐歐美各國的情況下，美國政府上周一（3月16日）發出全國指引，建議國民在未來15天內減少聚會與外出，出現社區傳播的州份關閉酒吧、餐廳、電影院等公共場所。德國總理默克爾呼籲國民取消所有度假計劃，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也呼籲大家「別出門」。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上周一也宣布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呼籲法國人「最大限度」減少出行，內政部長卡斯塔內（Christophe Castaner）翌日還宣布居民外出必須證明其必要性，違者將處以38歐元至135歐元的罰款。

歐美名店被迫停業

在歐美官方苦口婆心勸說民眾之時，一些商家繼續營業。例如在巴黎奧斯曼大道上的老佛爺百貨商場，各類奢侈品店依舊開門迎客。英國的奢侈品百貨哈洛德（Harrods）也沒有因為疫症的爆發而採取關店舉措。哈洛德在官網刊出一則關於疫情的營業聲明，表示因應新冠肺炎影響，出於安全考慮，英國地區的哈洛德百貨從上周二（3月17日）開始將開放時間從上午10時至晚上9時，調整到上午11時至晚上7時。不過，隨着疫情持續惡化，英國首相約翰遜上周五宣布即日關閉倫敦地區所有咖啡館、餐廳及酒吧，當天哈洛德亦宣布，為社區、僱員與顧客福祉着想，即晚起停止營業。另一邊廂，法國奢侈品集團LVMH加入抗疫行列，上周起利用旗下香水、化妝品生產線製造洗手液，將免費供應給衞生部門。

身處最早受疫症衝擊的國家，中國企業在這場災難面前，似乎顯得更有「人情味」。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上周二新開Twitter帳號，發出的首條推文是有關他捐助美國防疫物資的消息。馬雲在推文中說，「第一批運往美國的口罩和新冠病毒試劑盒已經從上海起飛。向美國朋友送去美好的祝福。」

眼下中國內部引發的疫情基本受控，全球疫情卻持續蔓延，中國的抗疫經驗對他國有參考作用，而隨着中國開始復工復產，中國政府與企業也有能力向他國伸出援手。「這是全球時代人類共同面臨的一次流行病大挑戰。」馬雲於3月13日在微博上發文稱，「時至今日，這已經不再是任何一個國家能自己解決的挑戰，而是需要我們所有人一起攜手應對。此時此刻，不分你我共用資源，交流抗疫經驗和教訓，我們才有機會戰勝這次災難。」

馬雲還在微博上透露，除了日本、韓國、伊朗、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他也關注到非洲疫情發展和醫療資源的匱乏，將為非洲54個國家中的每一個國家捐贈10萬個口罩、1,000件防護服，以及1,000個防護面具，同時還捐助每個非洲國家兩萬個檢測試劑盒。

新希望與小米為國搶口罩

實際上，從疫情開始之初，大批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就開始為抗疫而奔忙。中國最大的飼料生產、農牧企業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透露，中國疫症爆發期間，新希望曾在韓國批量採購上百萬個口罩，但被另外一家中國公司搶先買走了，後來一打聽，才發現對方是中國手機企業小米公司 。

再舉一個例子。眾所周知，面對新冠肺炎病毒，口罩是「硬通貨」、「必需品」。儘管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產國，在湖北疫情爆發初期，全中國仍然出現嚴重的口罩短缺，有一部份口罩生產企業在這個過程中賺得「盆滿缽滿」，不過仍然有大量的口罩企業其實是在「虧本」生產。在當時社會停產停工的情況下，這些口罩廠商既要承受原材料上漲，春節工人額外的加班成本等問題，還要面臨因管制造成的原材料運輸困難。但大部份廠商堅持不漲價，代價是產得愈多虧得愈大。

為何中國和西方企業之間會出現差異？可從以下因素理解。首先是經濟制度的不同，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實行自由經濟，企業是其最大本錢，更是其最大資本。由於這種制度，企業的自主性極高。當企業面對自己的利益或者國家利益的比較時，站在自己的利益一邊不足為奇。

其次，從國家政治形態上來看，中國仍然是一個集中式的中央威權國家，是一個大政府小社會的狀態。美國雖然不能算是標準意義上的「小政府」，但相比中國，政府的權力仍然要縮水很多。儘管中國因此在外界受到不少批評，但在面對這次危機初起時，中國既是疫症爆發最嚴重的國家，也確實率先控制住疫情，當中一個無法忽視的原因正是其國家模式發揮作用，迅速從平時進入「戰時」。從政府到個人，從國企到民營企業，也都迅速融入到這個體制中。而多數的中國民眾和民營企業家，是心甘情願接受這種融入的。

這帶出了中國企業家第三個不同於西方資本家的特質，在很多中國企業家的觀念中，個人命運和企業，是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捆綁在一起的。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概念深入人心，「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也是很多儒商的立身之道。中國人對於「家」與「國」概念的辯證性認知，是與西方企業家尤其是美國企業家完全不同的。

最後，便是在中國的企業性質中，有一種特殊的企業就是國企。中國的國企壟斷着石油、電力等關係中國國計民生的行業。憑藉這種壟斷，中國國企在平時獲得大量企業利潤同時，也飽受着中國民眾的批評。但是，不可否認，一到國家危機時刻，國企這個機器就會立刻進入馬力全開狀態，這是普通的中國民營企業做不到的，同樣美國企業也無法做到。

例如，在1月30日，中國國務院國資委下發了《關於地方和國有企業切實履行職責使命 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有關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國各國企充分發揮抗疫「突擊隊」和經濟「穩定器」作用，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

做個更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抗疫比作戰爭，國企是最早「跑步進入戰場」的主力軍。這是其他類型的企業難以或者不願去做的。

中西企業與國家關係的差異

事實上，中西企業在對抗疫情的差異還和他們與政府的關係有關。西方企業並不屬於國家，這讓西方政府在處理國際上的經濟關係時經常得不到自己企業的支援。

相反，無論是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是國企，無論是「一帶一路」還是扶貧，只要國家需要在哪裏發展或投資，只要國家有所要求，而要求又不過分，中國企業都願意儘量配合，那既是因為有實際利益需要，更重要的就是他們知道這種配合不會讓自己吃虧，甚至很有機會獲得其他的利益。

以上這些是中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信。這種關係也有助於中國在全球伸展影響力。當然，西方也有一些具全球關懷的成功企業家，例如微軟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便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作出巨大貢獻，他與妻子共同創立的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及另外兩個大型慈善機構，在疫情之初已捐贈近2億美元支持全球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過，這是蓋茨的個人行為，多數西方企業面對這次疫情的第一個念頭，恐怕並非「我能為這個國家做什麼」，它們骨子裏也難言具有「家國情懷」，更多的是資本逐利。企業不是慈善機構，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在危及社會中每個人的瘟疫面前，它就會讓人感到「冷血」。

上文刊登於第20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23日）《一場新冠疫情　折射出企業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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