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疫情緩和　中日韓新四國防疫手段各異

歐美的疫情不斷發酵，截至3月21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COVID-19）在歐洲至少造成6,000人死亡，遠超全球其他地區。與歐洲緊迫的情況不同，最早爆發疫情的亞洲地區似乎已經出現了回緩。

疫情緩和：亞洲四國各有妙招

就目前公布的情況看，中國的疫情已經得到控制，3月20日24時，湖北連續三日新增確診病例為0，兩岸三地也新增確診案例多為境外輸入。

而韓國的疫情也出現了好轉，新增病例連續4天低於100例的情況，雖在3月19日確診人數破百（152例），但依舊是小幅的增長。至於日本和新加坡，截至東京時間3月18日10時30分，該國新增確診人數僅為36人，在882人的確診人數中「鑽石公主號」郵輪確診病例仍為712例不變，死亡率僅為0.03%；新加坡3月18日累計確診COVID-19病例僅為313例，其中117人已經痊癒。

亞洲是疫情爆發最早的地區，中國在1月份爆發疫情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也在2月相繼出現了疫情。然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日韓的疫情已經基本穩定，新加坡更是將的感染人數控制在了三位數之內，如此快速和有效的防疫手段，成為歐美等疫情嚴重地區參鑒的對象。而其中討論最為熱烈的話題便是中日韓新防疫模式的對比。

在防疫模式上，中國採取了較為強硬的做法，除了對感染病例實行強制隔離之外，中國政府封鎖了武漢等重要疫區城市、實行企業和工廠全面停工的舉措，以犧牲經濟的巨大代價控制疫情的蔓延。

與中國不同，日本、韓國、新加坡在國內防疫的措施顯得較為温和，對於境外輸入管制較為嚴格。以新加坡為例，自疫情爆發以來，對於國內防控，新加坡主要呼籲民眾減少大於250人的聚會，加強個人衛生的宣傳。此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甚至還出面勸說民眾，病毒沒有想象中的嚴重，健康人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多洗手最重要。

對於出入境，新加坡則採取了較為嚴格的管制，比如停止所有郵輪停靠本國港口，要求所有入境新加坡並出現呼吸道疾病症狀的旅客，不論近期行程如何都必須在關卡接受病毒檢測，並進行14天的「居家隔離」。

由於韓國疫情出現了爆發期，其在國內的防疫舉措上並不像新加坡如此「佛系」，但即便如此，韓國也沒有採取大規模的封城的舉措，大部分企業和工廠依舊照常務工，部分地區和企業出現停工狀態。韓國總統文在寅更是對民眾作出承諾，會在兩周之內控制疫情；而日本情況與韓國相似，沒有封城，僅出現部分地區停工停學，首相安倍晉三還出面表呼籲民眾，希望出現輕微症狀的患者在家進行自我隔離，不需要到醫院就醫。

通過對比，中國的防疫手法確實較日韓新而言過於強硬，這也讓不少聲音認為，日本、韓國的手法似乎顯得更為合理，在沒用使用強制性封城的手法下，依舊能夠控制疫情，這是兼顧了經濟和抗疫的最好典範。

防疫模式有偏差：人員流動及人口基數是要因

這些不同並不非評判四國防疫模式優劣的標準。在防控疫情的舉措上，四國根本毫無可比性，主要原因是各國人口基數和國家民族性的並不相同，這也直接導致他們防疫措施上的差異。

中國是人口大國，僅湖北省人口便為5,890萬人，較韓國全國人口還多了六分之一。作為最先爆發疫情的國家，疫情爆發期又正好是中國春節期間。春運客流是中國人口流動性最大的周期，大城市前往各地的人潮是造成疫情擴散的重要途徑。龐大的人員流動量決定着中國防疫壓力是其他三國無法比擬的。所以，採取封城、停工、停學是中國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最有效果的措施。這一手段卻未必適用於日韓新三國。

與中國不同，日韓新三國過去數月人流量不如中國之大、牽涉面積之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擴散的風險。以新加坡為例，在中國疫情爆發後，考慮到疫情並非是在新加坡本土內爆發，只要該國對出現較為嚴重疫情的國家實行嚴格的出入境管制，不讓外界的病例有大規模的輸入本國的機會，並及時地在國內採取有效的醫療防護措施，這樣的手段一定程度上便可有效防止病毒大規模擴散的可能。事實上，新加坡的舉措與韓國大邱市嚴辦關口的舉措有着異曲同工之處。

而韓國和日本經濟體量和人口基數較新加坡多，新加坡「一城模式」的防疫顯然對兩國而言是不夠的。所以兩國在防疫之上也作出了更多舉措，例如韓國擴大了對市民進行核酸檢測，利用手機APP和GPS定位系統及時監控隔離信息，並封鎖了部分地區關卡；而日本部分地區也需要採取停課停工的措施，以防止過多人口聚集。這樣的防疫舉措也確實對日韓兩國起到了效果，其感染人數的減少就是最好的說明。

防疫模式有偏差：民族個性不相同

當然，除了人員流動的因素，亞洲各國國民的民族性的差異也是各國防疫模式異同的因素。今日之中國社會依舊可以看到普遍的「官老爺文化」，社會被看作一個放大的家庭，而政府與其說是「公僕」，更有着「一家之父」的角色，兼賦權力與責任。中國政府和人民之間強大的配合度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這也讓中國政府的封城、停工措施較快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理解，並迅速地在各地開展的一大原因。

與中國不同，由於受到歐美國家的影響，日本和韓國的部分價值觀與歐美國家一致，如個人權力等問題。所以在制定防疫模式上，兩國既對強硬手段的有所顧慮，而他們各自的民族的特點也對其防疫模式起到了調適。

例如韓國，該國一開始也如歐美國家一般並沒有非常在意，不少民眾也沒有聽從建議戴上口罩。但在大邱疫情爆發後，韓國全國上下表現出了非常大的團結性，無論是在野黨、還是教會，都與政府比較配合，一致對抗疫情，民眾也主動戴口罩，聽從政府的建議和安排，整個國家的價值觀達到了空前一致。也正是這樣的團結性為韓國政府的防疫工作提供了較大的助力，在不需要強硬手段的情況下，僅用兩周的時間便控制了疫情。

至於日本，與韓國類似，日本政府在強硬措施上的限權考量較多，不過該民族一大顯著的民族特點便是：自我責任感特別強。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能麻煩到別人，要顧及他人的感受。在他們文化邏輯，在國家遭遇麻煩之際，若自身的慌亂或者任性讓國家遭遇更大的麻煩，這便是毫無責任感的表現。正是這樣的民族性，安倍更願意用呼籲的方式代替強硬政策，而事實證明，他的方式確實能夠讓日本人認識到疫情嚴重，並激發了公眾對抗疫情的自我責任感，這也是影響日本政府不採取強硬防疫措施的一大要因。

從結果上來看，中日韓新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的舉防疫模式都顯現出了效果，亞洲各國穩定的疫情數據就是最好的說明。而這份數據的分析背後也在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每一個國家在制定任何措施和計劃都需要以國情為重要的基礎，而在防疫工作上，這世上並沒有什麼最好的模式，只有合適自己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