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塔利班和解】阿富汗需走出「統一與部落化」的掙扎
交戰多年的美國與塔利班（Taliban）組織，終於在2020年2月29日於卡達爾首都多哈簽署和平協定，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Richard Pompeo）聲稱美國「將密切關注塔利班對他們承諾的遵守，並依他們行動調整我方撤軍的步伐」。
但是，阿富汗喀布爾政府因2019年9月總統選舉疑似舞弊的緣故，拖延至今年2月18日始公布結果，得票數居次的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拒絕承認現任總統加尼（Mohammad Ashraf Ghani）勝選，自行宣布要組建「平行政府」，迫使加尼把預訂於2月27日舉辦的總統就職典禮推遲至3月。
種種迹象均顯示，阿富汗的分裂與動盪，恐怕不會隨着和議的締結而輕易結束。
阿富汗曾被形容為「失敗國家」，弱勢的中央、龐大的地方部落與軍閥，競相爭奪國家主導權與驅逐外患，加上複雜的民族矛盾，使得阿富汗難以成為穩固的統一國度。畢竟阿富汗土地上雖誕生過多個政權，如亞歷山大（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前323年）東征後留下的希臘人所建立的大夏（Greco-Bactrian Kingdom，公元前256 – 前125年）、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30年－375年）、塔希爾王朝（Tahirid Dynasty，820年－872年）、加茲尼王朝（Ghaznavid Dynasty，963年－1187年）等等，但這些或是年代久遠，早已產生文化斷層，又或屬波斯人或突厥人創立，根本沒有本地認同。
真正具有阿富汗本地認同的第一個國家，遲至1747年阿赫馬德（Ahmad Shah Durrani，1722─1772年）開創杜蘭尼王朝（Durrani Dynasty）時才告成立，造成其民族認同誕生得頗晚，民族國家的建設又遠遠落後於民族主義的成形。
雖然阿富汗主體民族普什圖人將阿赫馬德尊為「國父」，但這位君王的權位其實並不穩固。由於阿富汗乃部落社會，阿赫馬德又是經由各部落推選為王，故難以施行中央集權制，必須依靠對波斯與印度一次又一次的征伐，才能獲得供王朝運作的財富與權威。這種統一化與部落化的矛盾，遂構成阿富汗歷史的主旋律。
也因此，當阿赫馬德駕崩後，諸子爭位與地方叛亂立刻撕裂了該王朝，令巴拉克查伊王朝（Barakzai Dynasty）乘勢取而代之。巴拉克查伊王朝開國未久，便立刻面臨英國與俄國於中亞爭霸的威脅，英國更於1839年、1878年、1919年三度入侵阿富汗。
雖然阿富汗未徹底失去獨立地位，外敵的蹂躪也淬鍊出空前絕後的民族意識，但阿富汗仍被迫割讓普什圖尼斯坦（Pashtunistan，今屬巴基斯坦），集權化的進程也暫時中斷，外力遂成為干擾阿富汗蜕變為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因素。畢竟，英國、蘇聯與美國雖無法完全征服阿富汗，卻足以破壞阿富汗中央政府好不容易樹立的威名與秩序，絕對不利其統一。
例如希爾・阿里（Sher Ali Khan，1825─1879年）統治時，已開始實行徵收貨幣代替實物税、創建統一正規軍、發放軍餉、開辦郵務的現代化政策。但英國的第二次入侵，迫使他不得不逃亡並抑鬱而死。接着又是在經過幾番廝殺後，阿富汗王位落到希爾・阿里的侄兒拉赫曼（Abdur Rahman Khan，1840─1901年）手中。
拉赫曼一樣需面臨地方叛亂與推動改革的壓力。透過完善中央部門、引進外籍人才推進工業化、興修水利、創立軍校、選拔官吏、遷徙反叛部落與重訂省界等措施，雖然部落社會的本質並未徹底改變，但拉赫曼成功使阿富汗政局趨於穩定，這從1901年拉赫曼之子哈比布拉（Habibullah Khan，1872─1919年）順利繼位便可窺知。畢竟對長年處於戰火的阿富汗人來說，這可是阿富汗王位首次未經爭鬥殺伐便得以傳承。
哈比布拉與其子阿曼努拉（Amanullah Khan，1892─1960年）也對阿富汗的現代化做出貢獻，尤其後者受土耳其改革的影響，推出許多更激進的世俗化變革。譬如於1923年頒佈憲法、採用三權分立制；制定不含伊斯蘭色彩的刑法、民法、商法、婚姻法，以世俗法院取代宗教法院；創建大量中小學與女子學校，擴大鐵路鋪設與工業化腳步。
可是，這些世俗化改革都引發阿富汗保守派的反感，其中最甚的是阿曼努拉取締奴隸買賣、禁止多妻制、禁止婦女戴面紗，還下詔在首都喀布爾的人民需穿上西服。顯然，阿曼努拉不僅想在制度上實現現代化，連社會風俗也要一併革新。
然而，阿富汗仍是個以農牧為主、部落未解體的國家，毛拉（Mullah，伊斯蘭教教士或學者）也依舊對老百姓們有強大影響力，因現代化催生的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更尚未茁壯到能捍衛政府。因此未認識到社會實情的阿曼努拉很快招來反抗，甚至被抨擊為「背叛」伊斯蘭教。加上英國對地方部落的煽動，導致各地叛亂蜂起，失去民心的阿曼努拉被迫於1929年出亡意大利。最後收拾亂局並登上大位的，則是曾擔任阿曼努拉手下、出身自杜蘭尼部族的納第爾（Muhammad Nadir Shah，1883─1933年）。
納第爾並不完全否定阿曼努拉的苦心，但也深明阿富汗社會的保守性，因此雖然暫緩法律世俗化與關閉女子學校，納第爾仍持續推行工業化，以及強化中央集權，並推廣普什圖語凝聚國民認同。
待納第爾遇刺身亡、查希爾（Mohammed Zahir Shah，1914─2007年）繼位後，查希爾利用美蘇冷戰，先後向雙方陣營獲取大量援助，如1950年至1976年間阿富汗就共獲得約23.3億美元的外援與貸款，這讓查希爾得以減輕對部落徵税徵兵的依賴，同時也能利用鉅款推動現代化建設，加速城市化速度，逐步改造部落社會。
但也因冷戰的緣故，位處歐亞樞紐的阿富汗，使美蘇都有意染指，結果造成查希爾於1973年被推翻，受蘇聯影響的達烏德（Mohammed Daoud Khan，1909─1978年）奪權宣布成立共和。接下來又因國家發展道路的分歧、以及該如何在冷戰中站隊，使得政變頻仍，加上美國刻意誘使蘇聯陷入越戰式的泥沼，最後終於引起蘇聯於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悲劇。
這場長達十年的侵略，導致阿富汗中央政府淪為外國勢力的傀儡，各地部落與軍閥藉着反抗蘇聯的機會壯大，徹底終止阿富汗的中央集權式進程，其後患影響迄今。
美蘇雙方對阿富汗各部落與派系的拉攏打壓，加深阿富汗政治的碎片化與部落化。更糟糕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為了節省援助資金，竟鼓勵支持的派系種植罌粟以籌措戰費，這嚴重敗壞阿富汗人民的健康，更降低阿富汗興辦實業的決心──畢竟毒品暴利太具吸引力。而蘇聯撤軍後，阿富汗仍內戰不休，直到塔利班崛起後，才逐步建立較穩定的中央政府──縱使只有沙特、巴基斯坦與阿聯酋承認該政府的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塔利班時常被指責剝奪婦女權益、傾向原教旨主義、以及支持本・拉登的基地組織，破壞性大於建設性，但當其打着「剷除軍閥」的旗幟出現時，其實頗受阿富汗人民歡迎。
加拿大政治家麥克唐納（Flora Isabel MacDonald，1926─2015年）也自述過於2001年3月前往阿富汗辦學時，親耳聽見2名塔利班分子請求讓他們的女兒上學，「我直到那時才學到塔利班與我以為的有很大不同」。畢竟塔利班若想長久執政，遲早也需務實推動中央集權與經濟改革，以及解放所有勞力，不可能永遠只靠槍桿子與意識形態治國。
可惜的是，美國的入侵再度打斷這進程，且美國扶植的政府面臨跟蘇聯入侵時一樣的困境，即不受各路部落與軍閥信服。部落化意識濃厚、相互撻伐的阿富汗，此時最需要的是凝聚力、和平與統一，而這確實更可能通過一個強力的中央政府來實現。可惜美國強迫移植的民主制度，又讓部落與軍閥披上政黨的外衣干政，加劇政局動盪。
雖然2003年阿富汗推出《政黨法》限制各政黨擁有私兵，但形同具文，如前述的阿卜杜拉便出自阿富汗民族聯盟黨，而該黨的實質控制者便是軍事組織伊斯蘭促進會（Jamiati Islami）。且該組織主要受塔吉克人支持，與普什圖人齟齬頗深，這就又讓阿富汗的政黨政治多了層民族矛盾。
根據美國調查，阿富汗可能擁有多達6千萬噸的銅礦、22億噸鐵礦與140萬噸稀土，若能妥善開發，將可推進經濟水平，改變部落結構，使國家成功現代化。但幾十年來強權踐踏引發的烽火，早已使得中央政府缺乏威令，更讓外資不敢大舉投入。
回顧阿富汗歷史，可知只要內亂外患不平息，阿富汗統治者就難以繼續推動集權統一；只要集權統一沒進展，阿富汗就會繼續維持部落林立的封閉風貌，從而加劇中央與地方間的對立，更無助阿富汗社會的進步。
所以無論是對塔利班或其他派別來說，美軍只要仍繼續駐留於阿富汗一天，當務之急就永遠都會是驅逐外患，無暇也無力重新推動中央集權。
只是，阿富汗可東窺中國、西面伊朗、南臨巴基斯坦、北接藴藏豐富油氣的中亞諸國，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緣位置，總招來列強的覬覦。
而每一次入侵既強化阿富汗的民族認同，同時也刺激部落茁壯以反抗外患，造成阿富汗空有激昂的民族主義，卻罕有打造現代化民族國家的安定環境，每一次鞏固國家的新執政者總得先費時平定各處割據者，浪費發展時間，使得分裂的歲月總比統一多。
因此阿富汗究竟能否擺脱「失敗國家」的污名，恐怕還是得先讓外國勢力徹底退出，實現「阿人治阿」的自主訴求，才有機會慢慢摸索屬於阿富汗特色的良制，一舉終結國家在統一與部落化間掙扎的多舛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