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全球防疫：讓政治的歸政治　專業的歸專業

2月臨近尾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已席捲除南極洲外的全球各大洲。
世界衛生組織（WTO）為首的各大國際機構無不呼籲各國合作應對疫情，摒棄政治偏見，進而以專業負責的態度面對未知的挑戰。

然而在確診病例飆升之際，日本、韓國、意大利各國政府應對不力的情況，其反對黨在疫情之下干擾執政黨行動的舉措，都變得尤為突顯。

反對派大戰執政黨、地區保護主義興起等亂象，是各國現行行政、政治、以及官僚等制度的衍生產物乃至犧牲品。問題也隨之而來：政治與專業問題何時能夠分開？政治因素什麼時候才能不添亂子？

人禍加重疫情

全球43個國家和地區在疫情干預之下一般呈現積極防控、消極避讓和陷於疫情三類局面。

前者以新加坡為代表，該國對外國居留者、一般本地居民採取了精確定位式的「微操」型防疫，加以嚴刑峻法約束居民採取隔離措施；後者以印尼為代表，其衛生部長竟能當眾宣布，該國之所以免於新冠疫情，是因人民天天向真主祈禱所致。

在兩個極端之間，更多國家因疫情而引發的悲劇、鬧劇或其他風波就顯得突出。

其中韓國最為明顯。植根於韓國南部慶州地區（即慶尚南道、慶尚北道地區），並向全亞洲擴散的異端團體「新天地」教會造成大規模傳染，而這種聚集背後也顯現了韓國政治的另一面：它不僅僅是異端教會的問題，還是一件政治事件。

「新天地教主」李萬熙曾加入的「橄欖樹」組織（也稱傳道館，Jundokwan，1970年代最興盛時曾有150萬會眾）曾主動協助過原總統李承晚當局，李萬熙本人也與韓國保守派政黨來往密切，加之「新天地教會」2月下旬還於首爾等地組織大規模聚集，號稱「不怕死」、「要文在寅下台」。這種進一步加劇了韓國疫情擴散的風波，便充分展示了政治對防疫工作的嚴重干擾與破壞。

事實上，韓方防疫的檢測、排查等行動頗為有力，譬如在1月時，韓方能基本摸排患者的既往旅行史、行動軌迹、消費流水等信息。即便碰到了「新天地」組織人為製造的疫情，韓方仍能在三天內找出4萬多例密切接觸者，並進行了核酸檢測，從中檢查出400多名核酸陽性。

但當「新天地教會」與在野的保守派政黨故意煽動民眾，並人為擴大疫情時，文在寅當局恐怕除了採取斷然措施，先控制「新天地教會」這一保守派政黨「用後即棄的道具」後，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鬥爭處處被綁定

除了韓國以外，其他國家也有類似情況，即反對黨製造麻煩，嘗試藉當局防疫工作大做文章。意大利的局面同樣突出。

意大利朝野於2月23日到25日間放下爭吵與成見。此前面對疫情仍大談「不要讓非洲移民進入意大利」的反對黨首腦，北方聯盟黨黨首薩爾維尼（Metteo Salvini）也終於想到其身處疫區的家鄉父老，轉而在25日致信意大利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建議當局應對疫區城市加大採取減税等優惠措施的力度，更稱「如政府採納，本黨將全力支持」。

不過，以薩爾維尼為首的反對派政黨仍試圖抓住疫情機遇，深度介入意大利政局。

疫區之一的倫巴第大區具備獨立應對疫情的能力。來自北方聯盟黨的區長豐塔納（Attilio Fontana）就一度強烈反對孔特的意見，稱孔特只是想藉機爭奪醫療機構的控制權。儘管在雙方妥協之後，意大利媒體稱「政府和地方的合作依舊熱烈」，但不安的種子已經種下。

此外，孔特本人批評疫區醫務工作者的不當發言，也被薩爾維尼等人抓住機會攻訐一番。

意大利的疫情始於倫巴第大區的科多尼奧。當地醫院在2月14日收治一名新冠患者後，由於得知患者沒有中國旅行史，便按流感施救，結果不幸造成院內感染，至少6名醫護人員被確診。

對此，孔特曾發表「因醫院失誤導致疫情傳播」的發言，並引發意大利各界強烈反彈。這使得意大利儘管還暫時可以在防疫的大方向上積極應對，但該國的抗疫工作也持續受到政治鬥爭的影響。

內鬥降低效率

當然，中國之外，這次疫情最具看點的國家還是日本。該國專業防疫人士在行動中肉眼可見的低效表現，更能讓外界清楚認識到政治與專業相混雜的潛在危險。

日本於防疫行動中的反常表現，在此前的「鑽石公主號」郵輪事件期間就很突出。在歷經了十幾天的船上疫區作業之後，以厚生勞動省副大臣橋本岳為首的一批官員竟未經檢測、隔離就返回單位繼續上班。與此同時，日本各地雖然無症狀感染者頻發，但檢測工作卻遲遲跟不上需求。這種局面恰恰正是日本官僚體系因特殊國情而低效運轉的直接表現。

近幾十年以來，在東京霞關一帶辦公的日本「中央官廳」的公務員已經被國會問責、審議等機制帶來的額外工作弄得疲於奔命。

雖然這種機制有助於體現政府透明度，也是日本戰後以來所謂「民主主義」的具體表現，但此舉也使得日本大批負責具體專業事務的精英公務員被迫綁在政治體系上空轉，進而浪費時間做無用功。日本政府因此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有心無力，不得不在很多問題上為應付國會，於妥協之下建立了一系列低消耗、低效能，在和平時期能健康運轉的模式。而這一套在非常時期顯然是不管用的。

譬如在新冠肺炎的診斷上，日本就建立了一套「社區醫生 - 地區保健機構 - 指定大醫院」的層級檢查匯報治療模式。根據該流程，疑似患者無法獨自前往醫院求醫檢查，需要按流程先去社區醫生接受診斷，並在社區醫生根據海外旅行史、臨床症狀等因素做出判斷，決定是否推薦其前往保健機構進行病毒檢查。

在患者前往保健機構後，保健機構會提示「若確認感染則費用全免，若確認未感染則費用自理」，在患者決定接受檢查後，保健機構亦無居家隔離等勸告，很多確診患者甚至是在工作崗位上得到通知。

在接到通知後，患者才能在保健機構推薦下，前往當地的大型醫院接受系統治療。到達醫院後，日本方面「以重症患者為主，輕症及無症狀患者需等到『有症狀』時再來就診」的方針，又讓很多人被迫居家隔離。

這樣一來，外界固然可以發現，日本到目前為止全境僅有171人被感染，但這些患者其實也算是歷經三重考驗，終於住進醫院的「幸運兒」。畢竟，日本的醫療體系主要用於應對老年保健與慢性病而非傳染病。由於新冠肺炎的人傳人特性，決定了一名患者在確診前很有可能因此與很多人密切接觸，並造成疫情的進一步擴散。這就讓日本的真實疫情變得難以想象。

弊端如何調和

日本也不是唯一一個政治裹挾專業人士的國家，在美國，這一局面也同樣突出。譬如在2月24日時，面對白宮方面致信國會，要求撥款25億美元，用於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局面，朝野就引發了一番激烈爭吵。

不過，美國各大利益集團與政治體系之間緊密的權力尋租關係，抵消了部分不利影響：此舉會讓一些熟悉政治規矩，且了解專業知識的官僚們更有效地與議會進行溝通，避免一些無用功。

美國衛生部現任部長阿扎爾（Alex Azar）就是如此。他雖然不是醫療系統出身的官員，但他在入閣前不僅有為衛生部提供法務服務的經驗，還在跨國藥企禮來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的美國分部擔任總裁，而今也是美國醫藥企業利益集團在特朗普內閣中的代表。而阿扎爾25日參加參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會議時，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問題對答如流的局面，也讓外界看到了政治與專業之間的平衡點。

但總體來講，當分析人士期待各國內部的政治鬥爭以大局為重，不應掣肘防疫，應讓專業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時，民主政治的這種客觀弊端，可能還是會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