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大V兔主席：從體制和社會文化 中外抗疫孰優孰劣？
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持續，近來在韓國、日本、伊朗、意大利都有爆發之勢，引起了全球輿論關注。
內地大V任意以網名「兔主席」，在修例風波期間點評香港局勢爆紅，他近日刊文分析，不同體制在遇到重大問題時的反應機制不同，從制度、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的許多方面，中國應對此次疫情都較他國有優勢，當然也有不利的地方。
以下是文章節選，《香港01》獲公眾號「兔主席」授權轉載：
一、基礎條件和公共衛生意識
首先是人口生理基礎不同。不同的人口對病毒的適應性、免疫能力不同。歐洲人把疫病帶到新大陸，殺死大量印第安人。中國人有可能對與野生動物為宿主的病毒（包括各式流感、冠狀病毒等）抵禦能力更強，中國人在歷史上接觸、使用野生動物更多，有某種獲得性免疫。中國的流感致死率非常低，這包括將中國港口城市與東北亞及印度港口城市橫向比較。1918年大流感，伊朗死亡人數在90萬到240萬之間（是其人口的8~22%）COVID-19對不同人口群體的打擊也有可能不一樣。
其次，人口居住、聚集方式和衛生習慣不同。城市化程度愈高，越容易傳播疫病，中國有大量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美國則人口密度較低，大量人口居住在城市核心區外的郊區。即便是超級大都市，人口的絕對數量也顯著低於中國。在這方面，中國是屬於劣勢地位的，中國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方式及密度並不利於疫情防控。不過，國外小區大多是街區的一部份，不會彼此區隔和封閉，中國的住宅區大多是封閉或準封閉住宅區，在疫情之下，中國的這種封閉式小區極其有利於社區網格化管理。但是，中國大眾平均衛生習慣不算太好，一些陋俗如隨地吐痰等，以及廁所與排污基礎設施落後，會極大增大傳播風險。
再者，在醫學知識及與傳染病相關的公共衛生意識上，中國有來自沙士（SARS）和肝炎的經驗。沒有疫病經歷的國家也就缺乏響應機制，中國乃至世衛（WHO）的應對體系都是在沙士後建立起來，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應對機制肯定落後。此外，醫療資源及基礎設施的不同、經濟基礎及經濟組織方式，以及社會觀念及傳統組織方式，也會影響抗疫表現。
二、新經濟及其他建立在其上的基礎設施
這是中國要展現優勢的地方。2020年的中國，有許多本來意想不到的抗疫「稟賦」、「基礎設施」。這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
例如，手機支付的普及絕對可以極大幫助對新型冠狀病毒的防控。在絕大多數國家（甚至包括德國、英國、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仍然需要使用紙質貨幣或硬幣來完成絕大多數交易，而且信用卡支付也涉及人傳人物理接觸。中國社會則已經全面普及手機支付。
餐飲外賣的普及也是一項重大的防疫基礎設施。它一方面可以最大化的減少人際互動及其帶來的疫病傳播風險，同時還能最大程度的保持餐飲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經濟互動。電子商務的發達是中國抵禦疫情的又一利器。許多購物可以在網上發生。商戶可以繼續銷售，消費者可以繼續採購。人與人的接觸點減少。這在最大化人群聚集及最大化維持零售經濟運行之間找到了最好的配合點。這些在其他國家和社會都是不可能想象的。
另外還有流動互聯網生態的發達（從基於互聯網的遊戲、影音盒子到各式的社交平台），中國是一個互聯網大國，在全球引領創造最新的互聯網生活方式。疫情之下，這些方式都可以幫助民眾「宅」起來，以更好的心態、心情從容應對疫情。從這角度看，中國比意大利北部城鎮及伊朗聖城庫姆（Qom）條件要更好。
疫情之下一個非常明顯的問題，就是停課停學對青少年兒童和學生群體的影響。其他條件相等下，網上教育能力越強，抵禦風險的能力越強。中國是一個網上教育大國，基礎設施本來已經非常成熟，包括公立機構在內的大多數機構都可能在短時間轉向網上教育。2020年的疫情只是對全民的又一輪網上教育普及熱潮。更多的教育機構及家庭全面體驗了網上教育，更加擁抱網上教育。無數的網上教育機構也會通過這次疫情的磨煉，修正和改善自己的營運。這在大多數國家和社會恐怕都是不具備的。
另一方面，是應用科技手段對患者旅行及互動軌迹的檢測。如何很好的確定一個感染者的接觸史？當然要依賴對他的訪談及回憶。但除此之外，還可以利用各種基於流動互聯網的手機應用程式。支付記錄、旅行記錄。最低限度，這些記錄也可以幫助患者本人回應。有關部門如果從公共衛生角度出發，獲得更詳盡的記錄（包括公共場所閉路電視畫面及人臉識別），都可以幫助發現和確定流行病學接觸史。在缺乏這方面科技基礎設施的國家或社會，這都是不可能的。
三、大國優勢與金融體制
疫病防控領域的醫療研發是不得不考慮經濟效益的。中國擁有極大的人口基數，研發出一個疫苗，一個治療方式，就是造福14億人甚至更多。這就是規模效應。因此，只有中國醫藥機構（包括公立機構與私營企業）有十足的動力去投入資源應對疫病。這種優勢被資本市場看得非常清楚，因此相關概念企業在A股受到追捧。這種規模效應是伊朗、韓國、意大利乃至日本都不具備的。
還有，製造業大國的優勢就體現出來。防疫其實就是打仗，只是這時生產從大炮坦克軍艦轉化成為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中國是世界的製造工廠，在這個領域有絕對的優勢。中國不但能夠生產自己所需的防護用品，還能為世界而生產。
此時，一個社會的金融能力，指的是在金融在對抗疫情時能起到的支持作用，是否能夠有利於維持經濟正常運行，提供必要的紓困，定點扶持戰略性產業/行業（包括與抗疫相關或國計民生相關的行業）。金融能力涵蓋整個資本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宏觀市場、一級及二級市場。核心所解決的問題是，短期遇到困難的企業是否能夠獲得足夠的金融支持。
資本市場的積累和深度固然非常重要，但關鍵時刻國家的政策扶持也非常重要，包括一攬子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金融監管機構是否能夠及時提出金融支持政策，幫助受到疫情衝擊較大的企業（例如零售餐飲、中小微等），或在抗疫戰疫方面有重要戰略價值的行業企業（例如醫藥、基礎設施、物流、電商、在線教育等）獲得金融資源。
此時，需要適當通過「看得見的手」進行金融資源的分配，而不能光依賴社會慈善。這方面，中國的金融體制應該算是個優勢。
四、地理換空間的可能性
一個國家的地方越遼闊，且人口相對分散，擁有地理區隔，就越能應對疫病。對於擁有5,000萬人口的韓國來說，COVID-19是一個全國性事件。對於擁有6,000萬人口的湖北及14億人的中國來說，COVID-19更多的是一個局部事件。誠然，中國會擔心COVID-19擴散為波及14億人口的全國性事件。但畢竟廣大的地域擺在這裏。只要相對及時地進行人流控制，就可以將疫病控制在一個省。
這個時候，全國所有地方都成為這個省的後援。同時，也一定會有一些受到影響較多的省份（例如廣東、浙江、河南），但也一定會有一些影響波及不大的省份。整個中華大地都是抗疫的戰線。如果說湖北是一線，廣東浙江是二線，那麼其他地方就是三線和四線。中國將湖北「封省」，並將幾十個省份的醫療隊外調入湖北支援時。對於大多數國家和社會來說，這都是不可想象的。
五、「另類醫療」（alternative medicine）的系統/顯著存在
在西醫體系裏，中醫就是「另類醫療」。在關鍵時刻，特別是在醫療資源緊張缺乏時，中醫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中醫就是整個大的醫療體系包括分級分診治療體系的一部份，它可以為輕中症狀者提供必要的援助；它既可能有症狀緩解，也可以起到必要的安慰劑作用，對於緩解整個醫療體系（最重要的資源將導向重症、危重症群體）所面臨的集中壓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時它還有幾個好處，一是成本更低，二是因為它特定的理論及認知體系，以及主要導向輕中症者或西醫完全放棄治療者，更不容易形成醫患矛盾。
這時，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不要在單個病例上去考慮中醫的實證成效，而是試想如果完全不存在除西醫以外的醫療手段的話，醫療體系會面臨多大的壓力。它其實是需要人口群體有非常高的醫療知識水平及心理能力的。大多社會的人口都沒有這樣的能力。
六、政治／政府體制
舉國體制在集中資源應對疫病方面會有明顯優勢。中國是典型的「大政府」，政府擁有巨大權力，但同時也對民生負有巨大的責任與義務，權力和義務基本對等。
當把幅員遼闊、製造業資源稟賦豐富、規模效應顯著之類因素考慮進來後，就會發現「大政府」（或「無限責任政府」）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疫情之下，是有其他社會所不可想象的突出的防控能力的。這與只掌握有限資源的「有限責任政府」（包括意大利、日本、韓國等）完全不同。
其他國家政府所要思考的是如何協調中央／國家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如何調配有限的財政資源，如何組織、動員及約束國內公營私營機構及公民的行為，以及執政黨如何在複雜多變不確定的環境裏找到對自己短期最有利的位置。
中國政府考慮的則偏長期及宏觀，長期在於，要考慮政策對執政黨及領導者長期的、歷史性的影響。宏觀在於，考慮的是「大象」奔跑的方向問題，要在嚴控疫情及維護經濟生產及社會秩序之間找到平衡。「既要又要」，既要防控，又要抓經濟。要避免官僚體繫帶來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大像要避免魯莽地奔跑而撞牆，必須學會優雅起舞。
中國和外國考慮的完全是不同的東西。差別其實可以通過企業或機構的組織方式來理解。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更像一個高度軍事化、集中組織與管理的企業，依賴自上而下、龐大的官僚層級體系進行管理。而外國可能更像分權的、分散、鬆散的合夥人或加盟體系。
兩種體制在遇到重大問題時反應機制當然不一樣。當疫病嚴重性（傳染性及致死率）達到一定程度時，需要軍事化的非常態的組織應對，中國體制的優勢會很明顯。其他國家甚至根本無法效仿。
但如果疫病並不是格外嚴重，甚至處在某種社會可以容忍、默許的範疇之內（「溫水煮青蛙」裏的「溫水」），則龐大、強力的中國舉國體制就會覺得不那麼得心應手，總覺得難免有點用力過猛，殺雞用牛刀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