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的華為：「中國威脅論」將走向何方

農曆新年將至，剛過去的己亥年不僅是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的一年，也是中美科技競爭激化的一年。
以華為為首的中國科技企業，在這一年中遭到美國的制裁威脅，一紙「出口禁令」對多數美國之外的企業來講，猶如一把尖刀架在企業的命脈之上。
然而，華為還是倖存了下來。

2019年年底，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透露，華為預計2019全年實現銷售收入超過8,500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18%左右。同時，這一年全球已有700多個城市、世界500強企業中的228家，選擇華為作為數字化轉型的夥伴。徐直軍也稱，2020年將是華為比較艱難的一年，並表示「生存下來是第一優先」。

其實，說華為「倖存」並不貼切，畢竟這不是「幸運」或是「僥倖」的結果。華為從2018年被美國正式調查開始，經歷了高管被捕、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實體清單」、又險些因此遭到美國聯合全球盟友的「圍堵」。即便前路依舊危險，華為兩年來能繼續生存和發展，已算是出人意料。

華為靠什麼生存下來？

首先必須承認的是，華為厚積薄發的實力是生存下來最重要的基礎。多國政府和企業明確表示在5G技術商用的建設上需要與華為合作，乃至一直配合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也表示若要英國禁用華為，必須先有替代商。事實證明，華為在這一領域的確已經成為競爭力的佼佼者。

但除此以外，華為的經營觀念和對行業競爭的看法，體現了和西方「二元對立」完全不同的邏輯和價值觀。在華為看來，商業競爭不該是「你死我話」的較量。

西方對華為的普遍擔心，是華為真正脱離了美國的依賴，甚至技術水平超過美國之時，是否會像美國今天一樣對競爭對手「趕盡殺絕」？

任正非給出的答案很簡單，對於華為產品核心技術的「備胎計劃」，他表示，「備胎備胎，胎不壞，為什麼要用？」對於自主研發的成果，他表示，「我們自己不生產，交給對方生產，要不然全世界的供應商怎麼對我們那麼好。」總之，華為相信的理念是只有「朋友遍天下」方能站在山頂。

這種狀況可能只是「在野黨的空頭支票」，但或許也並非沒可能發生。商界競爭合作並存，供應鏈上的企業脣亡齒寒，多個競爭對手都不願看到華為受到制裁，從而影響自身業績。比如美國高通（Qualcomm）CEO莫倫科夫（Steve Mollenkopf）表示將盡最大努力支持在中國的客戶；思科（Cisco）的CEO曾表示，美國政府不該擔心華為會在興建5G競賽中獨佔優勢。

從行動上來看，華為在2019年已經開始向美國企業轉讓5G技術進行洽談，任正非表示「幫助美國建立起5G的產業」對華為有利。這種罕見的表態或許說明，拋開零和博弈的思維，雙贏更可能實現。

在今天，美國認定中美關係的競爭已經成為主流，以上邏輯顯然難以被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接受。但是若華為真的開始向美國進行技術轉讓，對美國通訊技術升級起到積極作用，那麼商界的天平自然會向更合作的方向搖擺，所謂的「華為威脅」就不攻自破了。

中國如何跳出二元對立的語境

就像任正非不可能去對「華為威脅」避而不談，當今世界，「中國威脅論」已經難以迴避，更無須迴避。

無論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即將成為最大消費市場的體量，還是中國軍事實力增長的速度，或是中國仍在提升的國際影響力，都將讓美國更為警惕甚至忌憚。中國固然可以繼續強調「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都絕不稱霸」的原則，但是就像華為反覆強調不做「孤家寡人」一樣，現在的西方世界，至少作為霸主的美國不會相信。

必須承認，中國的確有全球戰略佈局的需要，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首先就是富國、強國之夢，繼續增強綜合實力，和華為要「站到世界最高點」的理想有共通之處。對於發展自身的很多具體目標，在地區局勢和國際組織中的作用，中國在韜光養晦的同時有所作為，看似是對已經暴露的矛盾有激化作用，但是也可能是另一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和相互理解的開始。

新範式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從實踐中實現。華為要和競爭者合作共贏，甚至要創造競爭者來改變企業合作的生態，未必不能形成更加良性均衡的行業勢態；中國舉起自由貿易的旗幟，強調全球多極化和國際關係的公平，對全球氣候變化、反恐、維和等問題發揮更大作用，真正實現「強而不霸」的實踐，才能最終破除「中國威脅論」的語境。

外界開始認識到中國的實力提升，或許就是這一過程的開始。畢竟，華為的競爭對手都是因為認識了華為並且經過多年的合作交手，也獲得了合作的利益，所以報以尊重的態度。過去，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炒作如今成真，美國認識到中國真的有超越自己的可能，這種焦慮恐怕必須經歷長期博弈，以及中國在「鬥而不破」的前提下有效管控來逐漸化解，最終讓合作重回兩國關係的主流。

曾經「中國威脅」只是想像，今天這種想像因為中國實力的崛起成為真實的恐懼。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威脅」只能愈演愈烈，一旦對立的語境不再合適，那麼這種威脅論終將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