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回顧】民粹主義風潮：是右亦是左　誰能代表人民？

2016年脫歐公投與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一直被視為西方民粹主義風潮的重要標誌。放眼當下，當年力推脫歐的約翰遜（Boris Johnson）以首相身份帶領保守黨奪得32年來的最大國會多數，而困於彈劾爭議之中的特朗普，在政治賭盤的分析中，更有接近半數機會勝出來年大選，拋離民主黨各大候選人數倍之遙。自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逐漸翻起浪濤的民粹主義，至今何以毫無減退之勢？

十年緊縮的結果？

不少政治、經濟評論人每談及民粹，必從11年前的金融海嘯談起。2008年9月15日雷曼破產後，這場由美國次級按揭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引爆的危機，一瞬間席捲全球。其中，歐洲更成為重災區。先有2008年底首先爆發的冰島金融危機；到2009年，希臘被揭以會計手段隱藏結構性赤字，加上各類地產投機企業、金融機構，甚至政府的債務違約風險過高，引爆出威脅歐元區存亡的歐洲債務危機。當時，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塞浦路斯等國也需克靈於其他歐元區國家、歐洲央行，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救濟。部份經濟體至今仍未能恢復元氣。

這次金融海嘯導致各國經濟急速收縮、失業率急升，不少平民百姓的資產大幅貶值，而依賴投資的退休金亦如是。各國政府，一方面要盡量保證金融系統不會全面崩潰，另一方面又要減省政府庫房本身的負債，就採取了今天看起來極不公平的措施。各地的中央銀行除了減息刺激投資、消費之外，也大幅增加其資產負債表，以「量化寬鬆」的手段向市場「放水」，配合個別財政政策，挽救不少「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可是政府卻採取緊縮政策，縮減公共開支和福利。

此等政策的長遠影響，就是資產價格不斷上升，沒有太多投資渠道的平民百姓卻面對極低的利率收入；而政府的緊縮政策更讓社會的最低層生活愈來愈差。法國經濟學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2014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中論述「資本回報率長遠高於經濟成長率」造成財富集中的說法，可說是這個時代精神的展現。

當人們不滿社會現狀，總要尋找問題的根源。這就催生出一波又一波的民粹主義政治浪潮，企國代表人民，也為人民的不滿尋求解答和救助。

無分左右的民粹主義

所謂的「民粹主義」（Populism），按其字源是出自「人」（Populus）與「處理事情的慣例」（-ism）。因此，「民粹主義」的根本在於「誰是人民意志的代表」。

啟蒙時代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 Rousseau）素有「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說法，可算是人民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的集體意志。在今天的政治體制中，這種意志的表達通常透過民主投票的形式來呈現。

然而，民粹主義並不追求普遍意志的表達，而是講究「誰真正代表了人民」、「誰站在人民的對立方」。沒有這個對立方的存在，民粹主義就無從談起。簡單來說，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民粹主義要代表的是這個群體中的部份成員，他們才是「真正的人民」，其他成員若非「人民公敵」，也只能是無關痛癢的「群眾」而已。

民粹主義者為團結一部份人而成為「人民」，總愛尋求最簡單直接的價值作為核心，並以最明顯的對象作為「對立方」。例如，在政治意識形態之左，社會上的所有問題歸根究底也是「億萬富豪」的錯——例如，「億萬富豪」這個字，無論是在美國民主黨主流總統候選人之間，還是在英國的工黨左翼團體之中，早已跟「邪惡」劃上等號。

然而，在意識形態之右，社會上的所有問題也是「外來的」，包括外來移民、全球化之下的外來競爭、外來價值對於傳統價值的挑戰等。因此，對美國的特朗普而言，一切問題也出於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與墨西哥邊境的外來移民；對英國的約翰遜而言，歐盟官僚體制、單一市場的人口自由流動才是問題根源。

反建制的對抗性與簡單性

在歐洲，2015年爆發的敘利亞難民危機，加上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本着人道精神的前提，倉促執行的門戶開放政策，也為歐盟各國的右翼政客提供了其民粹對立方的攻擊對象。從意大利的「聯盟黨」（Lega）、法國的「國民集會」（Rassemblement National，前稱「國民陣線」），到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波蘭的「法律與公正」（PiS）等右翼勢力，也藉此契機鞏固並擴展了自身的政治版圖。

↓↓↓想了解歐洲難民危機，以及其如何助長民粹主義，請觀看圖輯：

然而，無分左右，民粹主義者也是「反建制」的，只是他們對於建制的定義並不一樣而已。在民粹左翼的眼中，建制就是有錢人，而要根治社會問題，就要分享他們的財富，甚至使「億萬富豪」變成不可能。相較之下，在民粹右翼的眼中，建制就是那些支持開放移民政治、價值多元的自由派「假新聞媒體」、學者、智庫、非政治組織、傳統技術官僚等等；將他們一一驅逐出權力之外，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

民粹主義的問題在於其「對抗性」與「簡單性」。它一方面在國內以「敵人」的存在團結「人民」，另一方面則對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問題提供過度簡易的解答。因此，在民粹主義興盛的國家中，除了民意幾乎全面分裂之外，得掌政權的民粹主義者也無法根治其國內的社會問題。例如，意大利的「聯盟黨」最近就激起了一波只以「反聯盟黨」為基礎的大型群眾組織，而聯盟黨早前與另一民粹政黨「五星運動」（M5S）的聯合政府也無法解決意大利經濟結構性停滯的問題，最終更解散收場。

各出奇謀的未來十年

面對此等民粹主義的崛起，各地政治人物也各出奇謀應對。在奧地利，傳統中間偏右人民黨領袖庫爾茨（Sebastian Kurz）選擇與虎謀皮，將極右自由黨（FPO）包攬為盟友，最終政府以解散收場，不過人民黨的聲勢卻避過了被極右追趕的厄運。

在法國，「共和前進」黨（LREM）總統馬克龍高舉中間路線，以法蘭西帶有普世理想主義的愛國精神於2017年冒起，擊敗當時極右「國民陣線」。不過，馬克龍的民調自上任初期近六成高位大跌至三成多，其以法蘭西精神反攻左右民粹主義的前景仍是勝負難料。

在英國，首相約翰遜固然是以民粹式的宣傳崛起，可是如今大選過後卻高調主張「同一國家」的精神，希望團結全國人民，似乎是想以英格蘭模式的愛國主義，重新團結因為脫歐議題分裂的民情。不過，這種策略勢將挑起北愛爾蘭、蘇格蘭等地的獨立情緒。

最有趣的例子是在巴西。人稱「熱帶特朗普」的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以反同性戀、高舉槍權等右翼民粹主義奪得總統之任。可是，他上任之後仍然大搞民粹政治，在實際政策方面，卻被其財長古迪斯（Paulo Guedes），聯同上下議院的議長們把持（後兩者剛好是鄰居，而兩人住所中間更開通了一條通道，讓他們可以不出家門而「密議政事」）。有評論認為，博爾索納羅憑民粹意識形態的政治話語搶去不少媒體目光，卻正好為推動具爭議性改革的政治人物提供了「保護傘」。

以上種種，可見面對民粹主義的挑戰，各國政客也未能真正尋得一條可有效應對的道路，其中最大難題是：如何不搞對抗、不訴諸簡單口號、不挑戰權威之餘，又可重新凝聚民眾對自己受到關注的政治感覺，重新建立政治體制的代表性。

未來十年，如何理順民粹浪潮，將是國際政治新聞揮之不去的一大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