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寫給左翼民粹主義》：民粹是否中立的政治手段？｜方川明
作者｜方川明
後馬克思主義者的統識理論
手民出版社為英國學者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的《寫給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出了中譯本。在這本翻譯優良、排版出色的精緻小書中，譯者楊天帥揚言自己的譯書原因，是針對香港自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的當今政局，希望墨菲的一些主張有助港人解決目前困局云云。
對政治稍有認識的讀者，看見封面印上「左翼民粹主義」（left populism）一詞，難免感覺怪異。按照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西方政治傳統，「左翼」和「民粹主義」是兩個水火不容的專有名詞，它們分別代表著兩套不能兼融的價值觀：前者，是人們對馬克思主義者及其他社民主義者的統稱，這班人主張政治及經濟平等。此外，左翼面對民眾的態度，總是誘導他們發現單一問題背後的（更為龐雜的）政經問題。後者，多為負面的字眼，常被左翼人士用以描述右翼煽動盲動民眾的卑劣手段。
所以說，兩套互相排斥的政治價值系統，又怎能放在一起呢？由此，我們不得不複習一下墨菲的理論背景。正如墨菲毫不諱言地自稱，她是一名標準的後馬克思主義者（post-Marxist）。於上年紀八十年代尾，她和阿根廷裔學者厄尼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合著的《文化統識和社會主義的戰略：邁向激進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是後馬派的政論基礎。他們的理論基礎是：在「後政治」——墨菲在本書將後政治（post-politics）簡單定義為對「傳統的左、右政治立場劃分」的蒙糊化，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蘇聯解體事件，加速了這種「後政治」的現象——的疆局底下，並在各國（補：多是後殖民或全盤西方化的國家，它們是以英美那一套為複製本）常見的英美形式民主政制的框架之中，尋求一種新的政治抗爭策略。據此，吸取了意裔馬派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一些洞見後，墨菲和拉克勞認為，後馬左翼應該爭奪能夠統攝一切的統識（hegemony，另有譯為「霸權」）地位，把民主的基數進一步擴大，好使支持己方的民眾不停增長。
那麼，以統識為主軸的民主戰略，到底是怎樣運作呢？譬如說，近年各種社運流行的示威口號，每每扣上「自由、公義、革命」等字眼。然則，到底是哪一門的自由，哪一種的公義？我相信大多數參與示威的人士，口號雖懂得叫，但說不清箇中的內涵。據此，墨菲和拉克勞為我們獻上後結構主義式的解說大法。他們指出「自由」等一類字詞，究其底蘊，根本是沒有明確涵義，它們是飄浮在日常語用域的「空洞的能指」。故此，這些空泛的字眼必須被「剛性能指」（或拉岡學派所謂的「主人能指」）所綁定，繼而被演繹為諸如「社會主義者的自由」、「資本家的自由」及「新自由主義者的自由」等句子，才能說得通。同理，近二十年來流行的「環保」、「種族」和「性別」等——對於墨菲及拉克勞來說，是徹底地跟經濟範疇、生產關係無關的——新穎政治詞彙，後馬左翼必須趕快吸納過來，並產生「左翼的環保（主義）」、「左翼的種族（議案）」及「左翼的性別（問題）」等的新興議題，廣泛地吸引關注相關議題的民眾注意，成為己方派系的一部分。
總言之，墨菲提倡的「左翼民粹主義」，正是建立在上述前提之上；或準確地說，是墨菲對上述主張的逐字重寫，老調重彈。
民粹是中立的政治手段？
墨菲的主張，是有別於傳統觀點；她認為「民粹主義」不是一種意識型態，而是一種中性的政治動員策略。情況仿如上文的統識策略，如果民粹只不過是一套動員方法，它便有賴於其背後的「主義者」來定性，例如：右翼的民粹主義，以及左翼的民粹主義。換言之，面對廿一世紀的全球政治局勢，本書作者認為「民粹主義」是最為有效的應對方法。此外，墨菲還進一步說，本書不夠格被稱為嚴密的理論專書——雖說它的內容佔了很大部分，還是理論性的——而是「急民眾所急」的綱領式行動手冊。就此，墨菲為讀者扔出了「左翼民粹」的基本定義：在社會中劃分「人民」和「寡頭」，繼而激化它們的對立關係（就是照抄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對「政治」的定義：敵我劃分）。且外，墨菲更鼓勵左翼在後政治氛圍下，理應擺脫傳統左翼（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本質主義」，還有跨越生產關係、經濟因素等「先驗」限制，嘗試挑選一些「出現於生產過程之外」的新議題，例如：環保、種族和性別（甚或素食？）等範圍，作為鬥爭的主題，設法吸納關注相關議題的民眾。
其實，相比本書的標題，墨菲在第二章提出叫人更驚訝的建議：「向戴卓爾夫人學習！」然則，正如墨菲自覺地點出「左翼民粹是否模仿右翼民粹，操弄反種族、反新移民的手法」相較有趣、值得深思的問題後，她選擇輕輕帶過，沒為讀者提供答案的情況。同樣地，在戴卓爾夫人的話題上，倡議者本人花了整個章節的篇幅，反反覆覆，說來說去，也未清楚說明所謂的學習之處。所以說，「向戴卓爾夫人學習」未免流於口號，志在嚇人，教人份外失望。換言之，戴卓爾夫人在任時，大幅削減凱恩斯主義的福利措施，立法壓制英國的工會組織，設法定立「人頭稅」等等，墨菲一律未有提及。然則，上述一切是基本常識，是連維基百科也有刊載的事實；除非你連上網搜索資料的力氣也不願花，否則不可不知。
此外，墨菲把馬派的經濟分析方法譏稱為「階級本質主義」，並將生產關係、經濟因素視為「先驗」限制，是頗有問題的。既然墨菲在書裡單憑一句「無意走入有關民粹概念之『真正性質』這種貧瘠呆板的學術討論」，繼而免除了為「民粹」概念定義的責任；同樣地，我也不想討論先驗概念的真正意涵，免去為概念定義的繁瑣程序（否則本文將異常冗長）。就此，筆者只好把墨菲的話解讀為：「生產關係」及其他經濟因素，是傳統馬派唯一關注的母題；事實上，它甚至能兼融墨菲口中「出現於生產過程之外」的議題：資本主義過分生產導致的生態危機、性別分工，以及跨國資本及金融投資造成一些弱勢國家的經濟崩潰，繼而產生的國際難民潮，不一而足。然則，墨菲的化約歸納法，犯了初學者才會犯的錯誤：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我不說其他，單指《資本論》及《共產黨宣言》）龐雜，它的內容涵蓋經驗與先驗範疇，故不能一概簡化為先驗之物；另一方面，個別的經濟因素、生產關係是具備物質條件，故屬經驗範疇。更甚者，傳統馬派的哲學核心：「唯物辯證法」，正是試圖整體地把握理論性（先驗）及經濟現實（經驗）兩者之間、不斷修正誤解的社會科學觀。綜合來說，墨菲教授似乎對「先驗」概念及（她口中的）傳統馬派理論有所誤識。造成這種誤識，有可能是墨菲抱持的「後結構主義者」立場，她犯了一定程度上的「唯文字論」毛病，把很多具體的概念化約成偶然性的、空疏的「能指符號」，換上符號學的邏輯來考察「符號」，而非以現實的史料、（哪怕是橫向，還是縱向）概念史來補充概念字眼的內涵。
《資本論》：資本是加強與壓抑分裂的悖論 (09/14)
左翼民粹早就存在，但不如墨菲所想般如意
另一叫人失望之處，是墨菲沒有提供有效的例證。在書中，作者提供了很多右翼民粹的事例（補：這是毫不意外，也稱得上為輕而易舉，因為傳統上右翼的動員方式就是民粹），還有被她稱為「橫向主義式」（horizontallist movements）的「中間偏左」運動，包括美國的佔領華爾街，以及後來政黨化的西班牙的「我們能」（Podemos）。然而，這些事例要不是——正如墨菲所說：「拒絕與政治體制交手，限制了自己行動的影響力。它們由於未與體制政治作任何形式的接合，很快就失去動力。」——自我解散了，就是與經濟議題息息相關。更甚者，新自由主義觸發的經濟失衡問題，正是以上運動得以構成的主導原因，所以它們仍在傳統左翼的「先驗限制」框架之下。在此，也許有讀者認為現實例子並非重點；甚至會反駁說，正是現實缺乏真正的「左翼民粹」，墨菲才設法提供理論的可能性，呼籲民眾或政治領袖參照試行。就此，筆者想替墨菲完成她沒有履行的責任，為讀者提出本書作者有意無意所忽視的例證，以證明「左翼民粹」一早存在，但不如墨菲想像般怡人。
翻閱歷史可見，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有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等重大左翼運動，儘管具備敵我劃分的動員方式，即是以「人民」的口號對抗從舊制度、舊社會關係獲益的「寡頭」（例如：劃分貧農與大地主、劃分無產者與資本家，還有分黨分派——劃分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等），但它們的內涵十分複雜，牽涉多項歷史事件，還有各式的政治鬥爭，所以沒法被歸類為單一的民粹動員，也不應被單純視作為一次性的民粹事件；況且，再重申一次，在墨菲眼中，上述事件仍然受限於「傳統左翼的先驗限制」，故不屬「左翼民粹主義」的例證之一。或許，墨菲生活在遙遠的英倫海峽，未能輕易聯想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一些事件；但當提起「左翼民粹」這個奇特的混合字詞，相信不少華語地區的讀者（像筆者一樣），馬上想起在中國發生過的十年暴亂：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根據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所著的《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引述的資料，毛澤東在文革爆發初期，就個人崇拜的現象，私下把群眾分為三大類：真心的崇拜者、追潮流的投機份子，還有虛假的崇拜者。在此，重點不在毛的分類方法是否客觀，虛假的崇拜者又是否佔大多數；而是有別於坊間流傳的膚淺想像（補：起碼在香港是主流），毛澤東不是純然沉醉在民眾崇拜之中、戀棧權位的蠢蛋。從大量資料可見（例：毛反對民眾為他過分貼金的「四個偉大」說），他和相屬的輿論機器是自覺地以「崇拜毛」來操縱民眾、鼓動民心，以達轄制中共執政團隊的政治目的。換言之，文革正是左翼民粹主義的典範。儘管社會制度的不平等是文革的誘因之一，但毛及其政治團隊沒打算「除魅」，反利用由社會問題積累成的民憤作手段，進而「炮打司令部」。然則，以民粹主義為動員手段的文革，後來發生了什麼事（一連串的暴力武鬥事件），我相信無需額外花筆墨詳述，讀者自然是清楚明瞭。
同樣的例子還有赤柬。根據喬森潘的回憶錄《我與紅色高棉》，在波布幕僚治下的柬埔寨共產黨，他們非但把美國扶植的龍諾將軍視作首要敵人，在內戰期間還大力宣傳，把鄰國的越南共產黨描述為打算侵犯柬國主權的民族敵人。據此，越共對正值政權空窗期的柬埔寨虎視眈眈。喜閱文學小說的讀者不難察覺，赤柬運用了佐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式的民粹方程，而非單純的毛主義「統一戰線」：通過虛構的外部敵人，團結柬國內部的大多數。上述的輿論導致疑心病，久而久之，赤柬出現了集體妄想症。基於對越共的恐懼與敵視，柬國共產黨人懷疑國家早被越共間諜嚴重滲透，人人都被質疑來歷，弄得人心惶惶。當時，任何居住在柬國的人，不論有何身份，只要被懷疑是越共份子，一概被送去集中營嚴刑迫供，釀成日後被聯合國稱為「自我大屠殺」的血腥慘劇。
面對上述的例證，墨菲自有法寶逃避責難。在本書的第二章，墨菲承認：「我主張，我們不需執著在自由—民主政治中尋求『革命性』的突破。」，接著說：「我們有可能在不破壞自由—民主體系的清況下，在現有的統識秩序中締造變革。」所謂「自由—民主體系」就是英美議會政制，也就是形式民主。即言之，由於文革和赤柬等民粹主義運動，是脫離於形式民主的個別現象，故非墨菲的意圖所在。當然，我們大可以挑骨頭，質問她在不破壞「自由—民主體系」的前提下，到底「左翼民粹」要求哪一種「變革」？但重要的是，墨菲點出了她的政治策略是始於形式民主，終於形式民主，也就是說，安於現狀，不追求任何結構式的改變。在此，筆者還想提點一下讀者，我們千萬別忘了希特拉。這一位鼓動德國「人民」對抗猶太人商人「寡頭」的煽動家，正是在形式民主的框架底下，改變了其時「統識秩序」，獲得人民擁戴兼高票當選，納粹黨從此正式登上德國的政治舞台，導致各式人為災難。
說到底，墨菲承認自己的民粹主義策略，是限制於形式民主框架之下，乃至於捍衛這一套框架。在此，筆者無意踩進探討形式民主的渾水。只能說，本文重點不是支持英美式的議會民主與否的問題（這是美式民主支持者精心設計的偽命題）；而是支持「一國主義」（或「一地主義」），還是「國際主義」的問題。如果您是抱持「一國主義」（或一地主義）的立場，在當今「後政治」的情境之下，自然傾向採取墨菲的「民粹主義」政策。即是說，在一國或一地的限制之下，眼前出現的各項問題被矮化或扭曲，變成一國利益之內的問題（例：新移民）。由此，你自然不想干涉全球資本主義產生的大問題、新自由主義主張的金融投機導致的經濟失衡問題，還有美元掛帥的國際經貿關係促成的國際難民問題。當你站在「一國主義」，甚或「一地主義」的政治立場時，上述問題變成局部的、侵擾個別地方（或國家）的特殊情況。但是，事實不由個人的主觀意志所左右，一切問題，終究就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哪怕你像墨菲掩上雙眼，故意視為不見，它的無形之手仍舊直捲全球的每一角落，包括你的藏身之所。
補充一點，墨菲認為「傳統的（左、右）疆界劃分已不勝其任」。換言之，雖說墨菲「不執著在自由—民主政治中尋求『革命性』的突破」，但她筆鋒一轉，忽然銳變起來，說要扔棄傳統的「左、右」劃分。的確，傳統的左、右劃分是有點僵化，甚是空泛，未必有效地描述具體的、複雜的政治問題，固然值得批評。然而，墨菲不是這種意思。對她來說，「左、右」分別代表兩套不同的價值系統，正由於它們的劃分（斯賓諾莎的「一切規定都是否定」原則）讓彼此沒法互通，墨菲便建議我們放棄以上的分辨準則。既然如此，我反建議墨菲老實一點，乾脆把口號中的「左翼」部分扔到垃圾桶，直接掛上「民粹主義」的頭銜便是了。至於消除「左、右劃分」的問題，墨菲再次犯上了「後結構主義者式的唯文字論」的毛病：「左、右」之分不是傳統壟斷的文化「化石」，也不是貿貿然被偶爾貼上了的「能指」，它們是根據實際的經驗事實為依據，並通過（後結構主義者喜歡說的）「字詞之間的差異所構成」的價值系統坐標。簡言之，「左、右」之分是在於它們涵蓋的意義之別，不是單一字詞貼貼拼拼那樣簡單，墨菲絕不能憑空捏造似地消解「左、右」邊界。
總括來說：一）綜觀墨菲提供的例子和思路，她仍然無法擺脫所謂的「傳統左翼的先驗限制」：經濟因素——尤其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金融機制帶來的世界性經濟失衡問題。既然如此，筆者認為宏觀的國際政經批判（及相關的行動對策）遠比墨菲侷限於一國一地的民粹方案有效。二）根據筆者提供的「左翼民粹主義」例子（文革、赤柬），便知道以左派之名行的民粹主義方案，根本和右翼民粹（例：德國納粹）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民粹主義，同樣招致自我毀滅式的悲劇收場，故不宜參考。墨菲自欺欺人地舉出「民粹主義」作傳統左翼退潮的解答方案，難道她認為人類歷史還不夠血腥嗎？
尼采式的結語：香港問題
無論如何，政治的行動策略，與論者的政治立場是沒法脫鈎的。在香港，以左翼自居的知識份子及青年，看見譬如陳雲之流的人物，表面上嘲笑他們操縱民粹的手段，內裡卻難掩妒火，妒忌人家的號召力，能夠在網上社交媒體呼風喚雨。在此，孤軍力弱的「左翼青年」理應好好反省，問題不是民眾愚笨，所以容易被右翼煽動；或是沒有把陳雲的一些主張和議題納入己方，掉失民心。問題是你們沒有真的擊中香港政經問題的要害，從沒站在基層的角度設想。一些社運，究其底蘊，就是民粹主義。事實上，是主流傳媒及輿論機器透過樹立虛假的「敵人」及虛假的「新聞資訊」，挑動民眾的恐懼情緒，徵召而成的「人民」大多數。假如不好好考證事實，甚至罔顧現實，為捍衛既存利益關係、具備民粹傾向的社運貼金，甚或熱衷其中；那麼，這一批自稱左翼的人，理應接受現實。他們就跟墨菲一樣，這種人不過是掛上「左翼」之名，民粹主義為實，十足的投機份子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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