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習近平莫迪能否打破「龍象之爭」魔咒
習近平上週對印度的訪問由於是非正式行程，反而留給兩國領導人在更廣泛的議題上更大的空間。在此次訪問印度之前，中國剛結束慶祝中共建政70周年，習近平將出訪的第一站定為鄰邦印度，突顯出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外交的新思路，即為致力於搭建南亞睦鄰的新平台。
作為亞洲地區的兩個大國，中印關係因邊境爭端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經歷了波折，而如何越過「龍象之爭」實現「龍象共舞」，使中印關係的範疇超越雙邊關係，實現全球範圍內的戰略意義考驗着兩國的智慧和努力。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紅梅在接受01採訪時表示，這次會晤採用了具有創新性的首腦外交模式，儘管雙方仍然存在爭端，但兩國的外交心態更趨理性、務實、開放和包容，也更具有大國外交的風範和特徵。
01：本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訪問印度，這也是繼武漢會晤之後的又一次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所謂的非正式會晤，就是不設具體議題、不簽署協議、不發表聯合文件，主要是雙方領導人就涉及雙邊和國際層面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雖然是非正式會晤，但其實質意義可能高於正式會晤。莫迪稱「金奈願景」將成為中印關係新時代的開始。從此前的「武漢精神」到今次的「金奈願景」，您怎麼解讀「中印關係新時代的開始」？
李紅梅：之所以是「中印關係新時代的開始」，主要是因為本次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取得了比第一次武漢會晤更實質性的成果，第二次會晤開始進入了從領導人會談到落實具體行動的階段。2018年4月，習近平主席與莫迪總理的武漢會晤是繼中印洞朗對峙後雙方領導人為增進相互了解、減少雙邊關係的不確定性而採取的一種具有創新性的首腦外交模式，這種模式在國際關係中是具有開創性的，它主要增進了兩國領導人在一些雙邊與全球性問題上的相互理解和認識，為兩國關係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圍。
而第二次會晤在武漢會晤的基礎上取得了一些實質性進展，增強了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確定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明確了兩國領導人在引領中印未來關係上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推動了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的機制化，雙方都強調中印關係應着眼於未來向前看，通過頂層設計為中印關係的發展定下了總的基調和指明瞭方向。
第二，在高層引領下，本次會晤達成系列共識。兩國領導人一致同意建立一個新的更高級別的機制來解決雙邊的貿易投資與服務問題；繼續致力於邊界談判以及深化軍事與安全合作；強化人文交流並在2020年中印建交70周年之際將2020年設立為「中印文化和人文交流年」，雙方將主辦70場相關活動，將在各方舉辦35場。第三，這次會晤再一次展示了中印兩國在一些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共同利益，例如雙方領導人都強調要堅持以世貿組織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兩國共同致力於全球反恐；雙方共同促進以規則為基礎的包容性世界秩序等。
01：提到中印關係，很多人腦海裏可能第一反應都是「龍象之爭」的畫面，比如邊境衝突，西藏問題，以及印巴衝突的中國如何站隊等等。就訪問情況來看，這次訪問不乏對困難的排除、對成熟的外交心態的重塑。在您看來，具體排除了哪些困難？在外交心態的重塑方面又是怎樣的？
李紅梅：在去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記者會上，王毅外長就談到中印應該「龍象共舞」，而不是「龍象鬥爭」，「中印1+1不僅等於2，更等於11」。儘管雙方仍面臨一些現實性問題，例如邊界領土問題、貿易赤字問題、特定領域的市場開放問題等問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共擁有約27億人口的兩個人口大國，兩國人口總量佔世界人口總量的40%左右，雙方領導層在相互認知上都是理性的，都明白只有通過共同合作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
而第二次習莫峰會通過達成戰略共識，為中印現存的一些問題尋找到了解決方案，通過兩國領導人的政治引領，接下來兩國各部門將通過外交渠道進行具體落實，例如雙方成立了以中方胡春華副總理和印方財政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為代表的高級團隊以討論解決具體貿易和投資問題，雙方表示要進一步提升雙邊貿易額和貿易量，中方將歡迎印度在信息技術、藥品等行業對華投資；此外雙方還承諾加強兩軍交流以建立互信措施等。因此可以看出，在中印兩國領導人的引領下，雙方的外交心態更趨理性、務實、開放和包容，更具有大國外交的風範和特徵。
01：回顧歷史，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會見聖雄甘地時就曾說過，作為世界上體量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只有中印兩國都發展起來了，才會有真正的『亞洲世紀』」；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也提出「亞洲復興」，明確稱「只有中印共同崛起，才是真正亞洲世紀的到來。」在您看來，歷史恩怨和現實糾葛不斷的中印，能否實現「共同崛起」？亞洲世紀或者亞洲復興，作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一環，意味着什麼？文化或者文明，在亞洲復興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
李紅梅：中印能否實現「共同崛起」，關鍵在於兩國能否通過互利合作實現共贏，能否堅持「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攜手並進，能否管控分歧尋求新的利益共同點。兩國分別作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人口大國，分別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第六大經濟體，分別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領土面積分別居世界第三和世界第七，同時兩國也是擁核大國。因此無論是從人口數量、經濟體量、領土規模還是軍事力量發展來看，兩國都是亞洲地區不可替代的國家，也是最具發展潛力的兩個大國，同時雙方也面臨着國內經濟發展、轉型與改革的重任，這也決定了兩國急需穩定的內外環境。
儘管雙方仍存在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爭端問題以及其他一些現實問題，但是從過去兩國關係發展的歷史來看，雙方對邊界爭議領土的分歧管控在一定程度上為全球其他國家樹立了管控分歧的榜樣，總體來說雙方都努力尋求外交手段進行和平解決，並未因邊界領土爭端尚未解決而影響兩國關係的總體發展。而第二次習莫峰會更進一步的推動了兩國邊界談判的步伐，為兩國現存的難點問題提供了解決的出路，兩國領導人統領全局、高瞻遠矚，共同致力於「中國夢」與「印度夢」的實現。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亞洲之變」，即正在出現的亞洲復興和亞洲崛起正改變着全球權力分配的格局，國際格局出現了「東昇西降」的局面，而亞洲的復興關鍵是中國與印度兩個大國的崛起與復興。而在這個復興的過程中，文化與文明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中印兩國同為文明古國，兩國國內的文化不僅具有多樣性，同時也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這也決定了兩國的崛起與傳統西方大國通過擴張實現崛起存在根本上的不同，中印是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01：談到影響中印關係的第三方變量和因素，美國不可或缺。尤其是自美國推出「印太戰略」，更是讓印度在大國博弈中的戰略重要性不斷提升。印度的「親美」姿態除了用來孤立和施壓巴基斯坦外，對中印關係也構成了一定考驗。在中印關係進入「新時代」的關頭，特朗普的外交之變，或者說美國的因素，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兩國關係的實質走向？
李紅梅：在我看來，對中印關係的認識我們應該打破第三方因素驅動或者影響的思維，第三方變量或者是因素並不是影響中印關係走向的關鍵性要素，中印關係的發展有其自身的「內生動力」，即它更多的是由兩國國內發展和雙方參與地區或全球實踐的內在需要所決定的，例如兩國都面臨經濟發展的需要、擴大雙邊貿易的需要、加強人文交流的需要、深化反恐合作的需要以及維護地區與全球和平的需要等，因為這些都符合兩國各自的國家利益，而國家利益是一國進行對外交往的首要原則。
而且這次習近平主席與莫迪總理的金奈會晤也共同強調了兩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因此兩國關係的發展不應過多的考慮第三方因素，而應該深入挖掘兩國關係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對彼此進行關係定位並尋求兩國關係發展的內生性，只有這樣雙邊關係的發展才更具穩定性和確定性，而不受第三方因素的影響充滿不確定性和搖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