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難以證實的電話　一位愈發焦躁的特朗普

特朗普無論走到哪裏都是主角。這不僅因為他是美國總統，也是因為這位「媒體寵兒」總是曝出大新聞。

在8月26日與法國參加七國集團（G7）峰會期間，特朗普表示中方官員25日晚致電美方，傳達希望重回談判桌的意願。可是當數小時後記者在北京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確認時，得到的回答卻是「對於美方提到的周末通話，我沒有聽說過」；被認為與中國官方關係緊密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亦在Twitter發文，表示「據我了解，中國和美國的高級談判代表近期並沒有通話」。

外交部的答復和胡錫進的表態，令特朗普和美方官員成了記者第二天連續追問的對象。對此，美國財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僅以「雙方的討論在反復進行」予以回復，而特朗普也不再直接回答，只是繼續堅稱雙方進行了「大量通話」，「我不想談論通電話。我們進行了通話。我們接到了來自最高層的電話」。

中美高層有無通話之所以受到關注，也是因為中美這幾日的關税戰已經進入前所未有的領域。

難被證實的通話

首先是8月1日，中美在上海舉行第12輪貿易談判的第二天，特朗普宣布將在此前已向價值2,500億美元的中國貨物加徵25%關税之基礎上，再度於9月1日起向所餘價值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税；

對此，中國在研判數周後，於G7峰會開幕前夕的8月23日決定按照按年例，向價值75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5%或10%的關税（此前已經向價值5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25%關税）；

有鑒於此，特朗普於8月24日再次宣布將所有對華商品關税再加徵5%：也即於10月1日起，向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30%關税；於9月1日起向涉及價值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15%關税（這當中有部分商品的關税將按照8月13日的決定，滯後到12月15日開始加徵）。

可以看到，無論是8月1日和8月24日加徵關税的決定，還是特朗普26日的表態，都凸顯了他「直言不諱」，不掩蓋自身怒氣的性格。

那麼，中美官方上週末到底有沒有就貿易問題電話？按照美方先後說法，不排除有特朗普自身誇大其詞的可能，而按照中方說法，至少中美並未有高層通話，而較低層級的通話，本也在兩國7月底「上海會談」所達成的共識範疇之內：兩國彼時約定在8月期間保持副部級溝通，為9月的第13輪高級談判代表會議做準備。

考慮到這些跡象和最近中美談判的背景，可以評估中美之間近日應該未有如特朗普所描述的「高級別對話」。不過這終究難被外界證實，也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這齣劇反映出中美貿易談判的現況。

遍覽最近兩三週的中美談判進程，人們可以發現一些跡象：

中方立場轉硬轉冷淡

首先，中國的立場正在轉硬。相較於此前中方數番主動提出對美國大豆等農產品的採購方案，近來我們看到的卻是中方在美國加徵關税後，第一時間取消了「上海會談」所達成的採購協議，並且恢復了此前暫停的對美國汽車零部件的關税。

而就在8月27日，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中國作為大豆這種大宗商品的最大進口商，已經開始為明年採購南美大豆。雖然這在一個多月前才剛剛開始，但買家於8月下旬加大了對明年2月和3月出貨的大豆的興趣，這種提前鎖定採購意味着中國正為更加曠日持久的中美貿易糾紛做準備，且不願再與立場反覆的美國多費口舌。

與此同時，外交部發言人在涉及中美問題的表態，也已愈發強硬。而縱然副總理劉鶴8月26日在重慶講話時表示「我們願意以冷靜的態度通過磋商合作解決問題，堅決反對貿易戰升級，我們認為貿易戰的升級不利於中國、不利於美國」，但這不意味中方態度軟化，畢竟劉鶴也同時強調，中國政府有充足的宏觀政策工具確保經濟基本面良好。

應該留意到的是，自8月初北戴河會議開始之後，北京方面在對港、對台、對美等諸多問題上皆採取了更為強硬的立場。回想起2018年北戴河會議傳出的「中共元老向現任領導人諫言，建議採取較為温和的態度與美方接觸」等消息，在經歷了一年多的談判後，中共如今已經明顯放下對美國的任何期待，「談，大門敞開；打，隨時奉陪」的態度已經成為絕對共識。

另一方面，一年多以前的中國社會普遍瀰漫着對中美貿易戰潛在後果的擔憂；不乏有人認為，正處於結構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將無法承受來自美國的貿易戰壓力；乃至有人認為美國之所以會向中國發起貿易戰，是因為現屆中國政府外交政策過於強硬所致。可是在一年後的今天，這類聲音已經不再是中國主流。更多企業家發現，雖然生意依舊不是很好做，雖然經濟局勢相較於幾年前依舊不是很樂觀，但也在可忍受範圍之內：貿易戰的後果並沒有預期中那麼嚴重。

因此，一方面出於過去一年多談判過程中對美方的研判，另一方面出於社會整體的趨穩現況，中方對美態度的轉硬、轉冷淡，應該會是長期變化。

談判的第三個參與方

站在中國的對立面，美方團隊其實是由「兩個參與方」組成。一者為特朗普，二者為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主任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及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談判代表和顧問幕僚。特朗普與這些美方官員在對華問題上一直存在一些分歧，這主要是因為雙方想達成的目標不同。

但如今這種分歧有逐步加深的趨勢。

對萊特希澤和納瓦羅等官員而言，他們的終極目標或是調整美中貿易結構，或是遏制中國崛起。因此對他們而言，最終成果才是最重要的。而獲得這種成果亦可以通過兩條選項。

一是在「大協議」的框架下，通過添加各種針對中國的限制性條款，逆轉如今美國在美中貿易中不佔優勢的情況，這也是特朗普所樂見的最佳結果；

第二條選項，則是在達不成以上「大協議」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尋求中美貿易脱鈎，降低兩國對互相的經濟依賴。這樣也可降低美國商界及其他對華温和派人士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從而在美國推行更為強硬激進的對華政策。對此，特朗普是不反對的，但也是沒有太多興趣的。

問題在於，當美國官員「進可求大協議，退可求中美脱鈎」時，特朗普卻不一樣，他想要的是一個協議。這個協議可以是「大協議」，也可以是「可被包裝成大協議的小協議」，譬如僅涉及農產品採購的協議——對特朗普而言，貿易結果不重要，可向輿論包裝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畢竟在美國選舉政治的氛圍下，表面效果遠比實際政績重要得多。

特朗普愈發貧瘠的工具箱

因此，如今一方面美方官員懷揣着自己的小心思，面對不可能在原則上讓步的中方，遲遲無法達成任何協議；另一方面，中國愈發強硬愈發冷淡的態度，讓特朗普很難維繫自己的形象。

這是特朗普愈發焦急，愈發在Twitter上頻頻談及中國，乃至嘗試動用香港和台灣問題向中國發力的本因。

可這是特朗普的問題。這兩年來他一再誇下海口，在國民和全世界前樹立了「應對中國的『天選之子』」的形象，如今卻又難見成效，且工具箱中所剩下的應對招數，也都附加着更兇險的代價，譬如港台、譬如金融戰。

因此，除非美國政界能做下決定與中國硬碰硬。否則在特朗普學會妥協之前，他只能一邊期待兩邊團隊能儘快達成「可包裝成『美國贏，中國輸』的協議」，一邊不斷重複「中國希望等到我下台」等自編自導的台詞，並以「對華立場一再反覆，這是我的策略，且行之有效」等說辭打圓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