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心伯：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個不同的美國｜專家有話說

對於美國研究來說，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回歸，說明「特朗普現象」不是一個暫時的現象，也不是一個插曲，而是一個會帶來重大變化的趨勢。

作者：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未來四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裏，美國會發生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會有多快、能走多遠？更重要的是，它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不能夠僅僅拘泥於這次選舉就事論事，也不能只討論「特朗普現象」，我覺得需要在一個更大的時空背景裏思考這個問題。

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個不同的美國

美國研究，其實是區域國別研究，這種研究的知識來源一方面是書本，更重要的是實踐。對研究對象國和這一地區的長期觀察、跟蹤、思考和研究所積累的實踐經驗，能夠彌補書面知識的不足。

其實從我們目前對美國的研究來看，書本知識已經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現有的分析邏輯和研究範式，已經不足以來解釋美國正在發生的變化。

我經常跟學生開玩笑，今年對美國研究來講有兩個重要的事件：一個是美國大選，特朗普要競選連任；第二個事件是，今年是我第一次訪美三十周年（開玩笑的）。

我還清楚地記得，1994年1月份，當時是我第一次去美國，待了一年。從那開始到現在三十年的時間裏，除了疫情中的兩年沒去之外，我基本上年年都去美國，中間還曾長期在美國工作和生活。

所以，我結合這三十年的對美研究，特別是在美國的實踐、觀察和了解，來看這個國家的變化。因為三十年的時間是判斷、觀察一個國家走向比較合理的時間框架。

我覺得，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個不同的美國。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看到的是一個自信、樂觀的美國。

冷戰結束，美國一家獨大。克林頓（Bill Clinton）政府出台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中有兩個關鍵詞——「Engagement」（接觸）和「Enlargement」（擴大）——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Engagement，就是指跟以前的對手，包括中國、俄羅斯都要接觸。

Enlargement，就是指要把美國的戰略觸角，從冷戰時期的西方陣營擴展到全世界。美國要推動全球化，要提供國際公共物品，打造美國治下的和平。

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看到的美國。記得千禧年到來之前，克林頓專門到三藩市發表了一個演講，題目叫《21世紀的美國與世界》，雄心勃勃。他說這個世界需要領導，而這個領導非美國莫屬。

變化來得很快，而且超出我們的預料。接下來，我看到了第二個美國：一個沮喪、挫折和憤怒的美國。

一切從九一一恐襲開始，兩場戰爭和一場危機（觀察者網註：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讓整個美國的局面一下子改變了。

記得2007年前後，我當時在美國待了一年，跟很多美國人聊起時，他們都很憤怒，覺得美國好好的，怎麼搞成這樣子？正是這種不滿和憤怒，誕生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就是在這種變革的背景下上台的。

現在回頭想，這個十年中，美國的兩場戰爭和一場危機不是不可避免的，更多的是一種戰略和政策上的失誤。如果換一個更有智慧的領導人，或者顧問團隊更聰明一些的話，其實可以避免一些失誤。

進入2010年代，也就是差不多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裏，我看到了第三個美國：一個撕裂和對立的美國。就是從奧巴馬開始一直到特朗普時期，那個我們熟悉的政治極化、社會分裂、觀念對立、充斥文化戰爭的美國。

這些問題比前面的問題更加棘手，因為它是結構性的，關係到人口結構的變化，關係到利益的衝突，還有觀念的對立。某種程度上，你會感覺這可能是美國在發展中不可避免會遇到的一些矛盾。它不是一個選擇問題，而是一個變化趨勢所帶來的挑戰。

特朗普，就是這種趨勢的產物。當然，他本身也加強了這種趨勢。

這就是我在感性上認識到的三個不同的美國。

美國未來變化的三個關健詞

那麼，美國發生這些變化的邏輯在哪裏？怎麼從邏輯上去解釋這些變化，然後預測未來的變化？

我覺得這要回到二戰之後，因為現在美國的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形成，實際上是從二戰開始的。

國內是自由主義的上升，體現在治理方式上，從小羅斯福時期的新政開始，一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帶來了多元種族文化與社會的開放、包容。在這個期間，自由主義一直是個趨勢，在奧巴馬時期達到了頂峰。

對外則是國際主義或者是世界主義的上升。美國要轉向多邊主義，轉向國際機制和規則，要打造同盟體系。這跟二戰前的美國是不一樣的。

這些變化有兩個重要前提：從內部來講，這些變化不能挑戰白人的主導地位。講不好聽的，就是白人至上。從外部來講，就是不能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

但恰恰是在過去十年，這兩大前提都受到了挑戰。

在內部，人口結構、價值觀和文化的變化，影響到了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傳統的主導地位。在外部，中國的崛起，以及俄羅斯的戰略復興讓美國的戰略主導地位受到了挑戰，所以它要開始戰略轉型。

內部的轉型就是回歸保守主義。外部的轉變我覺得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收縮，體現為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另一個是進攻，就是對挑戰國的遏制打壓，即遏制中國。

為什麼俄羅斯這樣跟美國對抗，包括在歐洲打這麼大規模的代理人戰爭，美國還一口咬定中國是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因為中國是真正崛起的大國，俄羅斯不是。美國覺得中國從根本上挑戰了自己的優勢地位，而俄羅斯只是形成對美國的局部挑戰。

根據這樣的邏輯判斷，我們就知道，美國未來的變化有三個關健詞：第一個叫「回歸」，即內部回歸保守主義；第二個叫「收縮」，從國際多邊主義收縮，甚至從同盟體系收縮；第三個叫「霸權的護持」，就是打壓崛起國。

那麼，美國要回到過去，究竟是要回到什麼樣的過去？如果從國內來看，有不同版本的美國。

我認為，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是1.0版本的美國，就是WASP主導的基督教價值觀，缺乏種族和文化的多元。

從1960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運動之後是2.0版本的美國，一定程度上接受種族和文化的多元，但還是維持WASP的主導地位。

到了奧巴馬時期，開始打造3.0版本的美國。這個3.0版本的美國具有顛覆性，包括現在我們熟悉的所有的所謂政治正確，這就挑戰了WASP的主導地位。

這次選舉里涉及到的性別問題、對美國歷史的修正主義觀點、揭露白人犯下的種種罪行並進行自我批判等等，就是3.0版本美國的表現。

從當下的變化看，一部份人認為，美國如果能回到1.0版本是最好的，但實際上我覺得不可能。因為從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後，已經走了這麼長的時間，有些變化已經出現結構性的固化，包括人口結構變化。所以，最終可能也就是回到2.0版本，即儘可能維持WASP的地位，適度接受種族和文化的多元。

從外部來看，也有三個版本的美國，美國的回歸要到一個怎樣的邊界？

1.0版本的美國是二戰前孤立主義的美國，即西半球美國。

2.0版本的美國是冷戰時期的美國，它打造了一個西方陣營，塑造了一套國際機制。這個時候的美國更多是一個西方的美國，把歐洲很多國家變成自己的盟友，在亞洲也有一些盟國。

3.0版本的美國，就是冷戰結束後，單極世界的全球美國。

如果要往回推，這個邊界在哪裏？我感覺現在的美國不僅僅是要回到2.0版本，因為2.0版本一定程度上還要考慮國際機制和規則，還有同盟體系。對特朗普來講，他很可能希望回到1.5版本，介於1.0和2.0之間，有選擇性地維護同盟體系，包括承擔領導責任；對國際機制和規則也是有選擇地來決定美國的立場，標準就是美國利益。

特朗普的三部曲

按照這個邏輯來分析，特朗普接下來會推動哪些變化？我覺得有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對共和黨的特朗普化，這個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本來2020年大選以後，共和黨可以去特朗普化的，但是這四年沒有成功實現。這次特朗普歸來，共和黨完全團結在特朗普的周圍，建制派基本上被清洗掉了。

第二部曲，內政外交的特朗普主義。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完，在第二任期內，他會加快對美國內政外交的調整，即特朗普主義的全面鋪開。

第三部曲，就是打造特朗普體制。改革美國的治理體制，重塑聯邦政府的架構和運作模式，清洗深層政府。十分聳人聽聞的說法是，70%以上的聯邦僱員要被解僱掉。當然，這能不能做到還很難說，估計會有很多的司法訴訟和衝突，但很多聯邦僱員心裏已經有準備了。

這三部曲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第三部——打造特朗普體制。只有重塑體制，才能確保特朗普的政治遺產得以貫徹，確保他卸任以後，這套東西還能繼承下去。當然他們希望最好萬斯能接班，明顯看得出特朗普就是把萬斯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所以我們一定要關注特朗普體制的打造。

「新美國」帶來的風險

這樣雄心勃勃的變革、回歸、收縮和進攻，會帶來一系列的風險。

第一，內部調整的阻力，主要是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對立。

民主黨掌控的藍州，已經開始考慮搞藍州聯盟了。因為美國是聯邦制，各個州有很大權限，所以對抗是不可避免的。未來會不會走到宣布獨立那一步，我覺得目前應該不會，但長遠很難講。由於內部的張力，紅州和藍州之間的分裂和對立會加快。

第二，外部收縮的阻力，這肯定會對同盟體系造成衝擊。特朗普當選，美國盟友從亞洲到歐洲都感到陣陣寒意。這也就是為什麼最近這段時間，美國的盟友都往中國跑，就是為了給自己留點後路。

還有對國際機制的衝擊。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已經發生了，第二任期內應該也會繼續「退群」，而且做得更徹底。

第三個就是霸權護持的風險，就是與中國的衝突。中美的衝突不一定是在指軍事上，也可能是在經濟、外交等各個層面。

基於這些分析，基本上可以預測，大選後的美國會更加分裂對抗、更加內向、在經濟上更加保護主義、在外交上更加單邊主義。美國的對華政策，會更加窮凶極惡。

中美關係的邏輯也變了

接下來看看中美關係的變化。這方面，我覺得也發生了重要的邏輯變化。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中美總的來講是合作時代，雙方關心的主要是如何在不斷擴大的合作中增加自身的收益。把蛋糕做大，然後多拿一點。同時管控分歧，以減少分歧對合作的衝擊。大家要克制，合作為上。

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競爭時代。中美關係的邏輯變成了如何在鬥爭中減少自己的損失，增加對方的損失。如何在戰略較量中，推進不得不開展的合作。因為還有一些東西要對方去幫你，比如說美國芬太尼問題等等。還有如何避免發生重大衝突，包括軍事上的衝突。拜登（Joe Biden）也好，特朗普也好，我相信他們都不希望跟中國發生軍事衝突。

根據這個邏輯來分析，可以有三個判斷：

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的中美關係既不穩定，也不可預測。我們可以預測的是，兩國的聯繫和交往會大幅減少，包括經貿關係、社會層面的聯繫和人文交流，包括政府之間目前差不多二十個左右的對華機制。而且中美關係會進一步探底，危機和衝突的風險也會上升，甚至會大大上升。

第二，中美戰略博弈會更加激烈和結構化。兩國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會愈來愈多地反映出這種張力。同時，中美競爭對國際體系的衝擊也更加明顯。從聯合國到世界貿易組織，到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再到很多其他的多邊機制，都會愈來愈明顯地感受到中美戰略競爭的衝擊。中美戰略競爭的外溢效應會更加明顯，包括美國盟友、夥伴，也都會愈來愈多地受到中美競爭的牽連。

第三個判斷，對中國來講，未來四年我們對美關係當務之急是止損，不是再擴大合作，也不是謀求穩定，因為這都是不可能的任務。未來要做的，是怎麼樣儘可能地減少損失，並且要為最壞的可能做準備。

總體上，今年大選最獨特的地方，就是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長周期內美國這個國家的趨勢性變化，以及這個變化背後的邏輯。看清楚了這樣的趨勢，把握了這樣的變化邏輯，對我們今後研究美國和中美關係，都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