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停滯 · 三 |政府準備好了嗎?
當下,全球目光聚焦於特朗普上台、強勢的美元美股以及中美關係,很少人關注到德國這一老牌經濟體在俄烏戰爭後正走向衰落。如今,德國正面臨新的困境,正發出經濟長期停滯的信號。
繼2023年GDP下降0.3%之後,日前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發佈聯邦政府秋季經濟預測報告,將2024年德國GDP增長預測從此前的0.3%下調至-0.2%。更早之前,德國經濟研究所(DIW)、伊福經濟研究所(Ifo)、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等五家德國智庫發佈秋季聯合預測報告,提出2024年德國GDP或將下降0.1%。也就是說,這可能是德國二十年來首次出現GDP連續兩年萎縮的情況。如此,德國將可能是今年唯一出現收縮的G7經濟體。
德國停滯,已經開始。曾經令人刮目相看的德國經濟何以至此、又何去何從?將分別在《德國停滯》三部曲一一拆解。本文為該系列第三篇:德國政府準備好了嗎?
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本月早些時候說,由於缺乏「合作的信任基礎」,財政部長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已被解職。自由民主黨籍部長宣佈退出由社民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的「交通燈」聯合政府。由此,德國歷史上首個三黨聯盟宣告提前解體。
11月13日,朔爾茨在聯邦議會發表講話稱,他要求在12月16日舉行信任投票,從而為明年2月提前舉行議會選舉鋪平道路。原計劃於2025年9月舉行的大選提前到明年2月23日舉行。應該說,執政各黨在財政政策,尤其是「債務剎車」問題上的立場分歧,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提前選舉、組建新政府能否讓德國走出經濟困境,保住德國在歐洲的「穩定錨」地位?
當初,在2021年9月聯邦議院選舉後,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作為大選中得票率增長的政黨,很快就組成了所謂的「進步者聯盟」。然而,這個由兩個左翼政黨和一個右翼政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其內部矛盾很早就埋下了。內鬥貫穿聯合政府的執政過程,民眾對其的滿意度不斷創下新低。
德國政治專家、阿斯頓大學歐洲中心聯合負責人特納(Ed Tunrer)分析道,「長期以來,持低稅收、經濟自由立場的自民黨,與社民黨和綠黨存在分歧。俄烏衝突爆發,由此產生能源價格危機,導致德國財政困難後,這種分歧加劇。」能源成本高之外,「基礎設施沒有充分適應轉型、高稅率和高官僚負擔使德國的投資吸引力降低。當前的政府危機也是對如何讓經濟重回正軌存在不同看法的結果。」
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以及俄烏衝突帶來的次生後果影響下,德國經濟陷入了衰退的泥潭。德國2024年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再次下跌0.2%,經濟民生問題已取代俄烏衝突,成為選民最為關切的議題。而選民普遍認為,「交通燈」聯合政府沒有能力解決這些經濟民生問題,導致執政三黨在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以及德國東部三州議會選舉中成為輸家。這反過來又導致執政三黨為凸顯本黨形象,在聯合執政中進一步強化各自立場宣示,使得「交通燈」聯合政府承壓日益加重。
有媒體爆料,自民黨高層早就在策劃退出聯合政府的「劇本」。11月1日,林德納提出了一份「經濟轉型」計劃,提出減稅、削減社會福利、推遲氣候目標達標時間以及反對放鬆「債務剎車」等勢必招致聯合執政夥伴抵制的要求。這也迫使朔爾茨為及時止損,主動解僱林德納。其結果則是,「交通燈」執政聯盟破裂,政府在聯邦議院淪為少數。
在不斷增加的國內壓力下,德國總理朔爾茨不得不將原定於明年1月的不信任投票提前至12月16日。根據目前的民調,目前在野的德國基民盟/基社盟很有可能在大選後成為第一大黨,並獲得組閣的權利。最有可能與之組成聯合政府的是社民黨。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兩大黨的得票率是否足夠達到多數,是否需要再次組成一個三黨聯合政府。
但不論未來的政府構成如何,問題在於,在新政府帶領下,德國能否走出經濟困境。誠然,新的聯合政府由兩黨還是三黨構成,事關新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行動能力。畢竟,在經濟治理方面的理念不同,將使得組成聯合政府的各黨之間難以達成妥協;即便取得某種妥協,其政策落地的情況也會像崩塌的「交通燈」聯合政府那樣大打折扣。
其實,「交通燈」聯合政府對「德國模式」存在的問題,已經有過深入「診斷」,指出的問題包括:能源價格過高、官僚主義過多、規劃和審批流程過慢、基礎設施落後、技術工人短缺,以及數碼化進程延誤等。
對於這些診斷,基民盟/基社盟並無顯著的不同意見,但為這些「病症」開出的「藥方」卻是不同的。而最核心的兩個問題是,如何獲得重振經濟所需的投資,是削減社會福利以獲得財政上的行動餘地,還是暫停「債務剎車」機制或繼續引入特別基金?以及,如何提高德國經濟的競爭力,是應該延長化石能源和核電的使用期限,還是應加快能源轉向和氣候減排進程?
德國新政府最終將開出怎樣的「藥方」尚不得而知,但鑑於來自民粹主義政黨的壓力不斷增加,新政府內部的妥協意願勢必會降低。與此同時,德國的行動壓力不斷上升。在美國出台《通脹削減法案》等舉措後,德國政府不得不擔心美國低價的能源及大幅補貼政策會吸引德國企業,尤其是能源密集型製造業外遷至美國,有關德國「去工業化」風險的討論一度甚囂塵上。
如今,德國各界都在大聲疾呼,德國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以捍衛德國的工業區位、保持德國的國際競爭力。受德國聯邦工業聯合會委託所作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到2030年,德國的經濟轉型過程需要1.4萬億的額外投資。問題是,在預算資金捉襟見肘的背景下,如此巨額的投入從何而來。
目前,基民盟/基社盟在「債務剎車」問題上出現了些許鬆動。但由於修改「債務剎車」機制需要修訂《基本法》,而極右和極左政黨的得票率可能超過三分之一,這意味着,德國新政府或許無法擁有修憲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鑑於新政府的行動餘地堪憂,加之「特朗普2.0」很可能舉起的關稅大棒,想要走出經濟困境的德國,註定要面對一條艱辛而又曲折的道路。德國執政聯盟解散,正逢特朗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這對德國而言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在特朗普的上一任總統任期內,美德關係受到了真正的打擊,這確實讓政界和商界都感到擔憂。
有分析指出,德國經濟困境是歷屆政府不願推行「必要但痛苦」的改革的結果,但如今面臨經濟停滯甚至衰退風險以及背後的結構性挑戰,德國的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然而,一方面,德國自我施加的「債務剎車」限制,以及2025年聯邦預算的「內鬥」,意味着出台更多財政刺激措施的空間很小;另一方面,新歐盟財政規則也給德國的改革施加了壓力。
據路透社報道,德國於今年6月收到了歐盟委員會要求其重新調整未來四年預算計劃的文件,該文件顯示,歐洲最大經濟體將不得不在2025年將淨支出同比增長限制在2.25%,這一數字低於今年的3.75%。這進一步限制了德國的預算財政空間。以及將在2025年舉行的新一屆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也意味着政策的不確定性。
朔爾茨曾在10月表示將邀請商業協會和工會共同討論制定新工業政策以拯救德國工業,但是,鑑於今年歐洲議會選舉和德國部分州選舉中德國執政黨的挫敗,下一屆政府的組成仍未可知,這些都給改革的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