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停滯 · 一 ｜「德國模式」是否失靈？

當下，全球目光聚焦於特朗普上台、強勢的美元美股以及中美關係，很少人關注到德國這一老牌經濟體在俄烏戰爭後正走向衰落。如今，德國正面臨新的困境，正發出經濟長期停滯的信號。
繼2023年GDP下降0.3%之後，日前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發佈聯邦政府秋季經濟預測報告，將2024年德國GDP增長預測從此前的0.3%下調至-0.2%。更早之前，德國經濟研究所（DIW）、伊福經濟研究所（Ifo）、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等五家德國智庫發佈秋季聯合預測報告，提出2024年德國GDP或將下降0.1%。也就是說，這可能是德國二十年來首次出現GDP連續兩年萎縮的情況。如此，德國將可能是今年唯一出現收縮的G7經濟體。
德國停滯，已經開始。曾經令人刮目相看的德國經濟何以至此、又何去何從？將分別在《德國停滯》三部曲一一拆解。本文為該系列第一篇：「德國模式」是否失靈？

首先，必須正視的是，德國經濟陷入技術性衰退且復甦乏力。德國不僅面臨連續第二年負增長。且，德國經濟復甦乏力還將延續。德國經濟部長表示，預計2025年德國經濟將緩慢復甦，實現1.1%的年增長，到2026年加速至1.6%。五家德國智庫的聯合預測報告預計，德國經濟2025年與2026年將分別增長0.8%與1.3%。

「德國模式」趨於暗淡，從德國引以為傲的汽車行業和化工行業中便可一窺究竟。

10月30日，「大眾汽車集團發佈的第三季度財報顯示，三季度淨利潤從去年同期的43.4億歐元降至15.7億歐元，同比大跌63.8%；營業利潤為28.6億歐元，同比大跌42%；營業利潤率從6.2%降至3.6%，為四年多來最低水平。

大眾汽車(Volkswagen, 又譯福士) 宣佈史無前例的重組，計劃關閉至少三家德國境內工廠、裁撤數以萬計員工並收縮其在德國所有剩餘工廠規模，同時要求14萬名工人集體降薪10%。目前，大眾汽車正與工人展開拉鋸式的談判。德國大眾汽車不僅打破了曾維持30年的不裁員承諾，也有史以來第一次考慮關閉個別國內工廠來實施緊縮計劃。德國人對大眾汽車有着深度的依賴感，其業績「暴雷」無疑給德國的經濟前景蒙上一層陰影。大眾汽車以外，平治（Mercedes-Benz, 又譯賓士）和寶馬（BMW）也面臨着相似的境遇。

德國科隆經濟研究所（IW）分析表示，從商業模式上看，德國汽車工業此前的成功基於兩大支柱，一是生產和銷售的積極全球化，二是在高端市場的主導地位，然而這種商業模式已經動搖。

電動汽車的迅猛發展為新的國際競爭者打開了大門，與此同時全球保護主義抬頭，德國汽車製造商面臨銷量壓力，德國作為出口大國的地位也受到損害。2000年以來，全球汽車產業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亞洲，到2023年，近60%的汽車在亞洲製造、近50%的汽車在亞洲銷售。這些新變化意味着，德國汽車行業中期來看將會萎縮而非增長，進而難以繼續充當德國工業增長的引擎。

就業方面，德國汽車行業就業人數在2018年達峰後，於2023年降至78萬人，減少了6.5%。10月，德國失業人口達到286萬人，失業率保持在6.1%左右。伊福經濟研究所預計，隨着汽車行業進一步從內燃機汽車向電動汽車轉型，到2030年德國汽車行業將有14.7萬個工作崗位因退休而消失、將有21.5萬個工作崗位因裁員而減少。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化工行業。德國化工企業減少國內投資與加大海外投資的趨勢愈發明顯，呈現顯著的「去德國化」特徵。該行業2023年產量與2018年相比下降了21%，利潤下降了12%，投資下降90%，新訂單也處於十年來最低水平。

企業層面，德國最大的化工公司巴斯夫（BASF）今年以來已經關閉了13家在德工廠，還要在明年停止3家工廠的全部生產線；朗盛、科思創和贏創等德國化工公司也相繼作出了減少、推遲或完全停止在本土投資的決定。德國化學工業協會最近一項調查中，74%的化工企業表示，不太可能投資擴大在德國的生產規模；只有15%的化工企業表示，可能投資擴大生產規模。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德國的能源價格沒有優勢。德國化學工業協會（VCI）估計，當前階段德國的能源價格比美國高出5倍、比中國高出2-3倍，另一方面，德國國內較為嚴格的化工品安全法規和低碳轉型要求帶來了高昂監管成本與政策不確定性。

究竟「德國模式」是如何一路走來，陷入了如此困境？

二戰後，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在進行幣制改革的同時，也放開了商品的價格，自此德國有了社會市場經濟（艾哈德認為「社會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總體調節+社會保障」）的依傍，經濟大踏步前進 ，奠定了德國經濟模式。此後幾十年，德國經濟在馬歇爾計劃、美蘇爭霸、東西德統一、歐洲一體化的歷史機遇與挑戰中持續增長，堪稱「德國經濟奇蹟」。德國是經濟增長最穩定的發達國家，是二戰以來極少未發生過經濟危機的發達經濟體。

而後，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製造業大規模地遷移到中國等新興國家，進而出現貿易逆差、投資不足、利率與通脹低迷等問題，後者對前者形成追趕之勢。而德國的突出之處在於，即便在被追趕階段，德國依然長期保持貿易順差。

日本與德國作為對照組來比較：日本逐漸從出口經濟轉向出海經濟，而德國是一個出口經濟與出海經濟並駕齊驅的國家。數據顯示，在八九十年代，日本是出口經濟，對外貿易順差巨大，巔峰時期達到1200億美元；進入2000年，尤其是2007年後，轉向出海經濟，對外貿易順差逐步縮小，甚至一度出現巨額逆差，2023年貿易逆差達660億美元；同時，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淨額迅速擴大，2023年達到2493億美元。

2023年，在日本上市公司中，40%的營收來自海外市場，在前10大上市公司中，70%的營收來自海外市場。日本大型銀行也轉型為全球化金融機構。三菱日聯、三井住友金融、瑞穗金融的海外信貸淨利息收入佔比分別為90.6%、85.0%和67.2%。

德國的走勢與日本完全不同。從1990年到2003年，德國出口持續增長，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淨額持續下降，甚至出現逆差。不過，在2003年之後20年的時間裏，德國的出口經濟和出海經濟齊飛。數據顯示，2023年，德國貿易順差達到2423億美元，同時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淨額也達到1554億美元。

日本與德國最大的差別在於，日本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遭遇了持續的大衰退，國內有效需求崩潰導致中小企業破產、大型企業集體出海，重創國內產業鏈和出口經濟。而德國經濟長期保持穩定，歐洲一體化中穩定的需求支撐起國內產業鏈與出口，同時又在新興市場尤其是在中國市場的大規模投資中獲得巨額收入。

這說明德國的產業資源全球化配置合理高效。該出海的出海，該留在國內的留在國內，而且各自都具有競爭力。像德國大眾、巴斯夫，是兼具出口能力和出海能力的全球化企業。

但，當前，德國的挑戰是這種模式可能難以為繼，德國的全球產業資源面臨重組以及國際競爭力重新定價的風險。

最主要的因素是，俄烏戰爭以及對俄能源脫鈎政策，引發德國大通脹，重創德國化工、鋼鐵等高耗能產業，導致出口迅速下滑，貿易順差降至1000億美元。儘管2023年德國通脹率迅速下降，出口也隨之反彈，但是，德國的工業基礎受到衝擊，汽車、機械設備製造、化工三大產業資源正在重組，以至於宏觀經濟陷入衰退。

2024年上半年，德國出口額同比下降1.6%，由於進口額大降6.2%，進而推高貿易順差。今年德國通脹率迅速下降，是歐洲央行加息抗擊通脹和歐美協力開闢能源通路的結果，但是很少人意識到，這可能反映了德國經濟韌性不足，其需求正快速下滑。受能源供給衝擊最嚴重的德國，其10月CPI僅2%，不及美國同期通脹率2.6%。

另外，10月德國製造業PMI初值為42.6%，已連續28個月收縮，這是德國最近幾十年來未曾出現過的製造業衰退現象。德國聯邦統計局近日公佈的數據顯示，經季節和工作日調整後，9月德國工業產出環比下降2.5%，為歐元區20國最低。這已經是通縮的跡象。

微觀層面，德國聯邦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前六個月，德國申請破產的公司數量與2023年相比增加了近25%，僅8月份，德國提交的常規破產程序數量就比上年增加10.7%。儘管德國通脹率已回落，但其能源成本難以恢復到戰前水平，其製造成本已難以與中國等新興國家競爭，依賴於能源的化工、機械製造業與汽車產業紛紛關閉工廠。德國工商聯會8月1日發佈的一項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德國企業正考慮減少生產或遷往海外。

可見，在國際地緣政治衝突時代，德國的雙翼飛行模式正被打破，其產業資源面臨重組。也難怪巴斯夫董事會主席薄睦樂（Martin Brudermüller）對此直言，「在德國，看不到還能賺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