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應和管理美國的「綜合中國恐懼症」？｜專家有話說

「今天美國對中國的恐懼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本文探討了美國對中國的「恐懼症」及其特點。作者分析了這種恐懼在地緣政治、軍事、經濟、技術和制度等方面的表現，指出其已成為全政府和全社會的現象。美國的恐懼不僅影響其國內政策，還擴散至其盟友，引發全球性的對華警惕。

本文獲微信公眾號「大灣區評論」授權轉載　作者：鄭永年

文章強調，美國對中國的恐懼根植於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尤其是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的競爭上。作者認為，中國需要通過「講好中國故事」和加強國際合作來緩解這一恐懼。此外，作者建議中國在應對美國的壓力時，應保持定力，注重長遠戰略，利用自身制度優勢和經濟實力，以應對複雜的國際局勢。文章最後提出，各國應通過文明對話，實現互學互鑒，為全球發展提供多樣化的制度選擇。

01 美國的對華恐懼及其特徵

正如一些美國學者所承認的，今天美國對中國的恐懼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如果讀者注意一下剛剛被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選擇為其競選搭檔、副總統候選人的俄亥俄州參議員萬斯（J.D. Vance）近年來有關中國的言論，人們很容易感受到美國政治人物對中國的恐懼。實際上，如果經常閱讀美國的報紙，就可以讀到大量的歇斯底里的文字，逢中必罵、逢中必反、逢中必戰。例如最近就有幾個充分反映這種情緒的重大反華新聞，在這些新聞中，儘管當事者想盡各種辦法來包裝和理性化其觀點，卻無論如何都掩蓋不住其對華的恐懼。

新聞一。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黨綱委員會小組在今年7月9日於內部通過2024年黨綱草案，新版黨綱已於7月18日晚上在密爾瓦基（Milwaukee）舉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中正式公布。在2024年黨綱中，除了與美國的聯盟合作以對抗中國和打擊恐怖主義之外，也將在經貿上對中國實施更多制裁，並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防止中國汽車進口美國。（人們必須注意的是，共和黨這裏把「中國」和「恐怖主義」並列在一起。）

新聞二。在共和黨黨綱草案公布的同日，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約翰遜（Mike Johnson）也在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外交政策演說，強調「中國是我們頭號的敵人」。他透露，中國對全球和平構成最大威脅，眾議院會致力在年底前通過一系列針對中國的法案，以便明年初新一屆會期開始時實施，當中包括制裁協助俄羅斯和伊朗的中國軍工企業、進一步限制對華投資，以及堵塞被中國用以損害美國利益的貿易制度漏洞等方案。他又表明，下屆國會將保留側重解決中美經濟和安全風險的「中共威脅專責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reat）。約翰遜還強調說，以中國為首的威脅網絡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取代美國，包括俄羅斯、伊朗、北韓（朝鮮）、委內瑞拉以至古巴等網絡成員會互相借力坐大，在各方面盜取美國科技和顛覆該國經濟。作為應對，不好戰的共和黨人會做好準備，實行以實力爭取和平，絕不退讓。

新聞三。屬保守派的《華爾街日報》，其社評委員會在7月9日發表題為《約翰遜 - 自由世界的領袖》的評論，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恐怕也不會比他說得更好，特朗普在黨的大會上照抄了他對中俄等國的拒絕綏靖主義言論。

新聞四。2024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峰會從7月9日起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拉開帷幕，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紛紛表示希望尋求加強與歐洲盟友合作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咄咄逼人的軍事行為。一位眾議院外交領袖對美國之音（VOA）說，「讓我夜不能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北約可以阻止它。」

新聞五。北約首次公開譴責中國成為「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決定性助推者」，要求中國停止向俄羅斯運送「武器部件」和其他對重建俄羅斯軍隊至關重要的技術。

美國的對華恐懼呈現出幾個特徵。第一，這種恐懼症是綜合性的，涵蓋地緣政治、軍事、經貿、技術和體制幾乎所有的方面。第二，這種恐懼症是全政府模式的。過去，美國政府也一直在叫囂「中國威脅論」，但主要局限於幾個政府部門，例如軍方（為了爭取更多的軍費）、國務院和國會，但現在的恐懼症遍佈全政府。正因為如此，特朗普政府期間提出的應付中國的「全政府模式」不僅延續至今，而且變本加厲。第三，這種恐懼症是全社會模式的，也就是這種恐懼症蔓延到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美國社會是分權和分散的，社會各個領域的中國認知不見得和政府的認知具有一致性，相反，在更多的場合，社會的認知和政府的認知不僅不同，而且相反。但今天則不一樣了。美國政府的恐懼感已經蔓延到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這點反映於各種民意調查中。從民調來看，美國社會對中國看法極其負面，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第四，這種恐懼症具有強大的擴散和傳染性質。首先傳染到美國的盟友。愈來愈多的美國盟友接受美國的對華認知，至少從表面上表現出一起和美國「抗中」。這次北約峰會，罕見地集體公開指責中國正在大力支持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地。美國很顯然已說服了一些北約懷疑論者，他們以前不認為中國是俄烏戰爭的關鍵參與者。美國也在努力把這種恐懼感傳播到包括全球南方在內的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因為美國掌握着話語權和話語權的基礎設施，美國的傳播的有效性相當高。

實際上，在很多美國精英那裏，只有徹底打敗中國，美國才可能從這種恐懼感中解脫出來。這種情緒顯着地反映在了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ering）和美國眾議院「中美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前任主席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今年4月中旬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篇文章的題目就是：「除了勝利我們沒有選擇：與中國競爭，美國必須取勝，而非管控」。

02 美國對華恐懼的核心——「綜合症」

1經貿領域的對華恐懼

在經濟領域，美國依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的距離依然很大。無論是市場還是科技，美國依然為很多國家所嚮往。在這個領域，美國的恐懼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儘管從特朗普開始發動對華貿易戰爭以來，美國花費了巨大的人財物來打壓中國，但中國經濟不僅顯現出巨大的韌性，在愈來愈多的領域不僅生存下來了，而且愈來愈強大。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諸多新經濟領域（主要在新能源領域）開始引領世界經濟。在眾多的實體經濟領域，儘管美國可以拖慢中國的進步，但已經毫無能力扼殺中國經濟了。

隨着美中戰略競爭的加劇，拜登政府加強了對美國資本對中國公司的投資的審查與限制。2023年8月9日，拜登發佈第14105號行政令，指示財政部建立對外投資審查制度，重點解決美國在所謂「受關注國家」的某些投資的潛在風險。美國財政部在今年6月21日發佈了對外投資審查擬議規則。該規則會深刻影響美國對設計或開發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敏感技術的中國或中國擁有的公司的投資。

然而從現實來看，美國的投資審查和限制顯然並不是很成功。2024年7月9日，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Janet Yellen）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作證。肯塔基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巴爾（Andy Barr）問耶倫：「財政部已禁止美國與某些與中國軍工複合體有關聯的公司公開交易的證券進行交易，但自被列入中國軍工複合體（CMIC）名單以來，海康威視的收入增長了30%，中化集團的收入上漲了60%，中國移動的股價飆升了90%，華為和中芯國際繼續開發先進的5G晶片，而華為本來就不是上市公司。顯然，對公開交易的證券的交易進行監管已被證明是無關緊要的。為什麼財政部不對這些中國軍工複合體公司實施限制性的制裁呢？」

對此，耶倫無言以對。但即使是很多人所擔心的金融領域，美國也已經變得憂心忡忡。儘管這個領域，美國一霸獨強，佔據全球範圍內的絕對主導地位，但美國發現自己並不能隨心所欲。在同一場作證會上，當問到「在國際金融領域，她最大的擔憂是什麼？」這個問題時，耶倫回答說：「我有很多不同的擔憂，但在制裁領域，我們可以採取非常強有力的制裁措施，因為美元在國際交易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切斷外國銀行或其他企業或個人通過美國金融體系進行交易的能力，以及參與美元化的能力」。但是，「我們實施的制裁越多，越多的國家會尋找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與此相反，人民幣的國際化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很多年來，中國一直在努力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希望能夠逐漸擺脫對美元的依賴並使人民幣也能像美元和歐元那樣，躋身全球主要儲備貨幣行列。2022年爆發的烏克蘭戰爭導致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這使人民幣至少在俄羅斯已取代美元成為交易量最大的貨幣。

針對這種情況，美國的恐懼是顯然的。但美國並無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手段來進一步打壓中國。可以預見，在這方面，美國的動作會變本加厲。

美國在不斷深化和升級對華經濟認知戰，意在影響國際資本對華投資行為。美國已經製造出試圖達到這一目標的話語，包括「中國經濟見頂論」「中國經濟衰退論」「中國可不投資之地」「中國資產泡沫論」等等。美國也就中國的新能源產品製造了「中國產能過剩論」，試圖影響和阻止中國新能源產品的出口和國際化。

美國更在試圖打壓中國的經貿夥伴。適應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中國企業「走出去」加速，通過第三地和美國發生經貿交往。因此，今年來，儘管中美雙方之間的直接經貿交往減少，但中國通過第三地（主要是墨西哥和越南）和美國的交往反而增多。所以，美國也試圖通過與墨西哥建立類似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的投資審查機制，以阻止中國企業規避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但問題在於，除非美國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國家，否則美國很難封殺其他國家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至少美國這樣做的成本是巨大的。

更為重要的是，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格夫（Kenneth Rogoff）所警告的，美國與中國貿易鬥爭會「害慘美國平民」，從而引起美國社會的反彈。羅格夫認為，美中的自由貿易壁壘，是造成價格上漲、人民對政治反彈的主因。羅格夫認為，在近年來的美國政策論述中，中國衝擊經常被描述為一個巨大錯誤，它摧毀了鐵鏽地帶（Rust Belt）的城鎮，並導致經濟不平等的情況更嚴重。但是，雖然與中國生產商的競爭，對一些製造業的工作機會產生不利影響，但自由貿易無疑創造了更多贏家，而不是輸家。

低收入美國消費者一直是低價中國產品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美國繼續對中國實施進一步貿易限制，恐將導致物價上漲和人民的反彈，因為世界上除了中國大陸外，沒有國家可提供那麼低廉的產品與市場，若繼續在貿易方面與中方對抗，將影響美國一些低收入民眾。

2科研領域的對華恐懼

美國甚至在科研領域對中國產生了恐懼感。在中國看來，這個領域可以說是美國的最強項。二戰以來，美國憑藉其開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統，吸引了大量的國際人才，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人才高地，從而賦能美國佔據科研的絕對霸主地位。但美國人並不這樣看，相反，他們開始恐懼於在這個領域被中國趕超。

「今天美國在科學領導力方面表現如何？這方面的消息可不太好。」近日（6月27日），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麥克納特（Marcia McNutt）在一場演講中對美國在全球科研領域的領導地位進行分析，指出了這個她稱之為「令人不安」的趨勢。

麥克納特特別強調了中國在很多領域正在奮起直追甚至已經反超美國。她認為美國需要採取行動，以確保其在科學領域保持強大。

麥克納特表示，自二戰以來，美國在科學領域的公共投資推動了經濟和就業增長，並催生了許多新產品，改善了美國人的生活質量。作為全球領導者，美國能夠有效地保護國家安全，從經濟增長中獲益，為新技術制定道德和標準，並體現在軟實力和外交中。然而，今天美國在科學領域的數據顯示出「非常令人擔憂的趨勢」。

例如，雖然美國目前仍然是研究與試驗發展投入最多的國家，但中國在研發方面投入大幅增長，相信不久後就會追上美國。並且，中國的投資已經產生了成果。例如，2006年至2020年間，美國在全球頂尖論文中的佔比呈下降趨勢，中國則逐年上升，已經超過歐盟，和美國的差距愈來愈小。

例如，在藥物研發方面，2013年，中國處於I期至III期試驗的藥物在全球所佔份額只有4%。僅僅十多年，現在已經達到28%。而美國的曲線正在緩慢下降。

再如，在2023年世界500強公司中，中國上榜企業有142家，超過美國的136家。這一趨勢反映了中國工業的崛起。

麥克納特坦言，儘管美國在諾貝爾獎數量上保持領先，但諾貝爾獎是一個非常滯後的指標，通常是在獲得科研成果之後幾年甚至幾十年才頒發。

麥克納特因此認為，美國應該重新思考當前的模式。她認為，美國科學面臨的一大挑戰在於非常依賴國際學生。依靠外國學生的情況不太可能持續下去，美國必須創造未來的科學勞動力。

麥克納特表示，儘管美國希望培養自己的本土人才，但也仍然想要繼續吸引全球最優秀的學生。她特別提及，2021年到2022年間，中國赴美學生的數量下降，「這令人擔憂」。她認為，中國學生數量下降原因之一是中國加大了研發投資，並由此指出，國際學生的選擇更多元了，美國不再是他們的首選。麥克納特稱，中國現在授予的科學和工程學位比美國多，我們的損失就是他們的收益。

3制度層面的對華恐懼

美國對華最深層次的恐懼莫過於制度層面。在這方面，美國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這位激進的反華議員在近期表示，美國曾希望用資本主義改變中國，但反而是中國改變了資本主義，美國因此面臨災難性錯誤。

盧比奧強調，美國現在最關注的問題，是與中國的競爭，這是歷史性的挑戰。在這項挑戰中美國要記住，核心問題不是中國本身，而是幾十年來在美國的經濟和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美國兩黨共識，即經濟全球化帶來財富、自由與和平是必要之物。盧比奧指出，經濟全球化及自由和平，幾乎已成為一種宗教信仰。美國相信人員、金錢和貨物跨境自由流動的力量，可解決幾乎世界所有問題。這就是美國建立政治的方式，也是美國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

盧比奧強調，二戰後大約五十年裏，美國這種策略總體上有效。而它之所以普遍有效，是因為美國實際上沒有全球市場。美國當時的自由貿易，仍主要靠由民主盟友、擁有共同價值觀和共同未來優先事項的國家組成的市場。

即使結果並不總是對美國有利，當一些產業轉移到歐洲某個國家時，或當日本在某些領域挑戰美國時，至少該結果的受益者，不是蘇聯（俄羅斯）或某些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受益者是另一個民主國家，也是美國對抗共產主義的盟友。

盧比奧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為增加民主盟友，進行史無前例的賭博，美國邀請了各種非民主國家，在國際範圍內簽訂了各種貿易協定、條約以及規則和條例。在所有達成的協議中，影響最大的就是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 WTO )。美國向人口眾多的中國開放了美國的經濟。因為美國認為，資本主義將改變中國。但資本主義沒有改變中國，中國還改變了資本主義。

更有甚者，中國開始在世界各地試圖輸出中國模式。盧比奧說，對於世界各地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模式可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不過，盧比奧所恐懼的不僅是他所說的「中國模式」，更在於美國民主所遇到的困境。儘管美國總統拜登從一開始就把中美之間的競爭定義為「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之間的競爭，並且顯示出「美國民主必勝」的信心，但美國社會本身對美國的民主早已經沒有了往日那種「歷史的終結」的氣勢，因為美國民主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來自內部的挑戰，主要是絕對的社會不公平與分化。同時，非西方國家對西方民主的認知也有了巨大的變化，他們並不認為西方民主是唯一的政體選擇。這也是盧比奧所說的「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吸引力的另一個原因。

4地緣政治層面的對華恐懼

所有這些恐懼最終轉化成為美國的對華地緣政治恐懼。在這個領域，美國實際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其為兩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所包圍，周邊只有兩個國家（加拿大和墨西哥），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威脅到美國本土。更為重要的是，儘管中國的軍費在增加，但也僅僅是美國龐大軍費的一個零頭。相反，中國周邊地緣政治則複雜得多，被數十個國家所包圍，並且迄今依然有領土和領海之爭。儘管如此，在這個領域，中國做什麼都可以被美國解讀成為和美國的地緣政治之爭。這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與美國「二元對立」的世界觀有關。美國學界和政策界一直有「修昔底德陷阱」一說，類似於中國傳統的「一山不容二虎」的說法。因此，美國是絕對不會容許另外一個國家來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當今，中國正是那個被美國視為「另一個國家」的國家。另一方面，強調地緣政治也是因為只有通過地緣政治衝突，美國才會有可能遏制和圍堵中國。因此，拜登政府明確說過，美國已經放棄了改變中國內政的企圖（儘管實際上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過，也不會放棄），改為塑造中國的周邊環境。正如我們之前數次討論過的，美國在中國周邊已經營造了7個小多邊（即我們所說的「團團伙伙」），意在遏制和圍堵中國。

03 如何管理美國的對華恐懼？

顯而易見，對中國來說，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在國際關係和外交層面，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管理美國的對華恐懼症？幾個主要方面的問題需要考量。

第一，首先是需要理解美國為什麼會對中國產生如此巨大的恐懼感。美國對華恐懼感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其中最常見的便是妖魔化中國，對中國搞各種認知戰。但如果我們以牙還牙，互相妖魔化，那麼我們就很容易被美國人牽着鼻子走，因為議題是美國設定的，我們只能跟着回應。「以牙還牙」的方式可以理解，因為國家的崛起在民眾當中已經產生了巨大的驕傲感和榮譽感，人們也經常把對美國的「以牙還牙」視為是愛國主義的表達。儘管如此，但效果並不好。尤其是在社交媒體所導致的「流量」經濟驅使下，商業民粹主義和商業民族主義盛行，很多自媒體只講流量，不講任何道理。因為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內部媒體和外部媒體幾乎很難分開來，諸多極端的言論實際上有效幫助美國的強硬派去動員着美國社會層面的力量來應對中國。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所謂的「大翻譯運動」就是如此。實際上，這些年來，美國在各個方面大打對華認知戰，其引用的大量資料即來自國內的各種媒體。

也就是說，針對美國的對華恐懼症，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定力，先要看看美國的恐華具體表現，思考為什麼會這樣，然後再有的放矢，找到有效的對策。

第二，我們更重要的是要從正面來敘事中國，也就是這些年一直在強調的「講好中國故事」。「講中國故事」的目標就是讓人家理解我們，在理解的基礎上接受我們。如果講了之後，人家不能理解，甚至理解反了，那麼就表明我們沒有把故事講好。儘管對國外的一些反華人士來說，我們怎麼講，他們都不會接受，但這並不影響多數人。我們講故事的對象並非這些反華分子，而是大多數。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情況便是上述「以牙還牙」方式的必然結果，因此太過於急着回應人家，被人家牽着鼻子走。因此，表現上好像針鋒相對，但實際上在幫助對方。

第三，在具體的領域，包括經貿和技術、政治體制、地緣政治等，我們可以回應，但應當意識到，回應不是簡單的反彈和反應，而是在總體國家戰略中的回應。也就是說，回應必須具有很強的目的性，是理性的反應，而非簡單的情緒回應。

第四，在地緣政治領域，中國沒有美國那樣的地緣政治的企圖，中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在周邊。但正因為如此，美國遏制和圍堵中國的重心也在中國的周邊。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加快國防建設，有足夠的能力保家衛國。不過，要有效回應美國，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必須「走出去」，超越周邊。類似「一帶一路」這樣的倡議和機制能夠帶來地緣政治利益，儘管其本身是經濟合作倡議。在今天的世界，各國愈來愈難以把經濟發展和安全區分開來，實際上，發展是安全的基礎，沒有發展就談不上安全。中國把「一帶一路」定義為我們賦予國際社會的「國際公共品」，主要是因為這個倡議能夠使當地國家和地區獲得發展利益。但同時，正是因為當地社會獲得了發展，當地國家就要平衡對華的經濟利益和對美的安全利益。這有助於中國化解美國帶來的地緣政治壓力。簡單地說，如果在地緣政治領域和美國的競爭不可避免，我們也要選擇「異點」和「異軌」競爭。在周邊，美國把重點放在通過拉幫結夥來遏制和圍堵，我們把重點放在防禦，並通過包容性多邊主義尋求突破；在全球範圍內，美國把重點放在安全軌道，而我們把重點放在經濟軌道，讓當地國家來平衡其安全和發展的需要。

第五，在經貿上，如前所述，美國的對華「卡脖子」和「脫鈎」政策並未如期所願。美國的打壓不會停止，但中國企業依然會找到相應的方法。也就是說，儘管中國經濟和企業會繼續受到影響，但美國強硬派所設想的完全的脫鈎幾乎很難實現。實際上，在這個領域，我們還有巨大的空間和更為有效的方法來應對美國。在內部，我們可以繼續擴大單邊開放政策。無論是針對特定國家的簽證免簽政策還是上海進口博覽會，都是我們單邊開放政策的組成部份。迄今，這些政策已經產生了很大的效果。今後，我們還可以擴大單邊開放的範疇和範圍。例如，我們可以根據《中歐投資協議》、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和DEPA（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區域協定的內容，自己先做起來。實際上，中國的單邊開放政策是我們在國際層面最好的「統戰政策」，可以起到分化西方國家資本和政治、分化歐洲和美國、團結最廣泛力量的作用。對外，我們繼續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以應付美國的排他性多邊主義。

在與此相關的技術領域，如同早些時候的日本和韓國等東亞經濟體，中國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技術應用之後，實際上在轉型成為創新創造國家。但是，要真正實現對美國的趕超，科技體制的改革必須深化。因為沒有足夠的行政體制改革，我們很多創新很難落地，主要是獨角獸企業。在互聯網、人工智能和生物醫藥等領域，中國孵化了很多的創新技術，但因為審批通不過或者審批時間過長，或者落地了不賺錢等原因，這些創新技術不得不流落海外，成為他國的獨角獸企業。也就是說，新質生產力需要能夠容納新質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一種新的生產關係需要通過自覺的改革而產生。

在最為核心的政治體制領域，和美國的競爭更不可避免。美國已經把中美之間的競爭界定為制度的競爭，我們無可迴避。實際上，我們必須直面。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做好中國的制度敘事，一種基於中國制度實踐之上的中國敘事，而非用西方理論對中國制度的闡述和解讀。我們要把中國制度的諸多方面，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三權分工合作」（即決策、執行和監察）體制、全過程民主、混合經濟體制等加以系統性、理論化和實證化的敘事。必須強調的是，正如「中國式現代化」，我們要強調的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是符合中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最佳制度，是一種「非」西方的制度，不是「反」西方的制度。與西方的制度共享普遍性的共性之外，也存在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源於基於自我文明和文化之上的制度的特殊性。作為一種「非」西方制度的選擇，我們不會把自己的制度強加給他國之上，更是希望所有國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國情的政治制度。同時，我們也提倡文明間的互學互鑒，各國通過文明對話，學習和吸納其他制度下的一些最佳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