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法院的道德勇氣、內塔尼亞胡的焦急與拜登的虛偽
4月底以來，各方媒體盛傳以色列官員愈來愈擔心海牙國際刑事法院（ICC）將會針對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暴行對以色列高層官員發出拘捕令，使以色列在國際上更加孤立，而以美國為首至今依然為以色列提供軍事支援的國家將更難擺脫國內外的道德義憤。
早在4月26日，首當其衝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已在社交媒體上煞有介事的提到國際刑事法院，聲言以色列永遠不會接受法院破壞其自衛權利的嘗試、法院不會影響以色列的行動，指責法院若然對以方人員發出拘捕令，將會構成一個「危險先例」，威脅到「所有民主國家」的士兵和官員。
後面這一句明顯是針對不屬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一員的美國。美國長期擔心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會損害其在全球範圍的行動自由和國家主權，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任期間更曾因為法院對美軍阿富汗行動的調查而制裁該院的首席檢察官－－此制裁到拜登（Joe Biden）上台後才被撤銷。
無獨有偶，在國際刑事法院2023年以非法帶走烏克蘭兒童一罪對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發出拘捕令之後，俄羅斯也把多位國際刑事法院法官和其現任首席檢察官卡恩（Karim Khan）加入到其內政部的通緝名單上。（按：俄羅斯、中國、以色列也不是《羅馬規約》成員。）
雖然美國自身與國際刑事法院素有衝突，但當法院行事切合美國地緣政治政策和利益之際，例如其針對普京的拘捕令，美國往往大義凜然的站在法院一方。拜登當時就稱法院對普京的拘捕令「有理據支持」，即使美國不承認，但此舉也有力地點出了普京是戰爭罪犯這一點。
國際施壓
由於拜登當局有需要照顧美國民主黨人和自由派選民的「道德感」，其對國際刑事法院的反對不能做得像特朗普般赤裸，難怪內塔尼亞胡近日似乎愈來焦急。在法院拒絕評論媒體對潛在拘捕令的猜測之際，內塔尼亞胡到4月30日又再煞有介事的以英語拍片為自己和以色列辯護。
有以色列的政壇消息就指內塔尼亞胡對於自己被發拘捕令感到「不尋常的壓力」，而且正在馬不停蹄地打電話給他國領袖，要求他們幫忙制止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官員發出拘捕令。
〔以下：內塔尼亞胡4月30日以英語拍片針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潛在拘捕令為自己和以色列辯護〕
彭博社4月29日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稱美國及其G7盟友確實正在遊說國際刑事法院不要對以色列官員發出拘捕令，他們的理由是拘捕令的發布可能會破壞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近日漸見起息的「人質換停火」談判。
以色列媒體亦稱，內塔尼亞胡正拜託以色列的人質家屬去遊說國際刑事法院，因為當中一些人與法院首席檢察官卡恩有私人交情。
在親以影響力巨大的美國國會山上，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們也紛紛呼籲拜登當局介入制止國際刑事法院。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議長約翰遜（Mike Johnson）要求拜登用盡所有辦法阻止法院，聲言法院對以色列官員發出拘捕令將會讓該法院自我製造出前所未見的權力，將會影響到美國政治領袖、美國外交官和美國軍人－－說法與內塔尼亞胡同出一轍。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則威脅以立法手段對國際刑事法院法官實施制裁。
民主黨人用詞也同樣嚴厲。例如2022年在賓多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為民主黨爭回參議院一席的費特曼（John Fetterman）就指國際刑事法院如果對以色列官員發出拘捕令，將會對該院的司法和道德地位構成「致命一擊」。
一位似乎沒有「做好功課」的加州民主黨眾議員舍爾曼（Brad Sherman）則要求拜登當局重新考慮美國應否鐘維持《羅馬規約》的簽署國地位（按：問題是，美國早在小布殊時代撤銷了其簽署地位），並威脅立法保證法院要為其行動承擔「後果」。
當然，正如今天傳遍美國大學校園的挺巴示威所示，傾向民主黨的進步派人士早就不滿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眾議院的進步派黨團主席賈雅帕爾（Pramila Jayapal）表明國際刑事法院是獨立機構，必需推進他們必需做的事。不過此派的政治實力，相對於兩黨建制，難免顯得薄弱。
從上述種種報道可見，國際刑事法院正面臨西方世界的重大政治壓力。
法院的道德考驗
在俄烏戰爭之中，對普京發出拘捕令可算是容易之舉。在加沙戰爭之中，對內塔尼亞胡發出拘捕令則是政治禁忌。這一個艱難的決定是首席檢察官卡恩正要面臨的一個道德考驗。如果他在各國壓力之下就此罷休，國際刑事法院道德高地將蕩然無存，雙重標準、虛偽的指控將會成為其未來難以洗脫的污點。相反，如果卡恩能在各國施壓之下依然不屈，歷史將會永遠記住他力保法院聲譽的道德勇氣。
卡恩去年12月已經到過約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其間他對哈馬斯10月7日的攻擊和以色列在加沙的行為都作出了批判性的言論。其後，他亦表明哈馬斯和以色列軍隊的可能戰爭罪行將會是其工作優先事項。
根據《紐約時報》的消息，卡恩同時正考慮對哈馬斯的領袖發出拘捕令。這樣的平衡手段，也許能夠作為卡恩面對美西方壓力的擋箭牌。畢竟哈馬斯10月7日的無差別殺害明顯是戰爭罪行，而以色列在加沙不成比例對平民的殺戮以至其嚴重局限人道物資進入加沙的行徑也明顯是戰爭罪行。
從實際影響上看，國際刑事法院對於以色列官員發出拘捕令，並不會有任何即時後果。由於美國不是《羅馬規約》簽署國，他們依然可以自由到美國去，不用擔心被捕。不過，由於歐洲國家幾乎全都是簽署國，他們在西方世界的行動自由將大大受到限制。
同時，由於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對於軍備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人道規限，國際刑事法院的戰爭罪行指控將會使這些國家更難自圓其說地無條件向以色列出口武器。（按：美國國務院5月8日前必須向國會確認以色列在使用美國武器之時有遵守人權法。）
正如法院尚未對俄軍在烏克蘭濫炸平民目標發出拘捕令一樣，由於以色列不允許法院官員到加沙進行調查，要直接針對以軍濫炸加沙平民的罪行發出拘捕令恐怕有一定困難。目前看來，最明顯能夠即時控訴以色列官員的罪行，大概就是他們利用饑餓作為戰爭工具，阻止糧食進入加沙。在此，無論在以色列官員的言論上，還是以軍的行動上，都有充分的表面證據。而即使內塔尼亞胡當局透過潛在加沙停火的契機大增物資進口來「補救」，這也不能抹去他們此前犯下戰爭罪行的往績。
對於國際刑事法院可能發出的拘捕令，拜登當局正處於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
俄烏 vs 加沙：明確無誤的雙重標準
相較於國會山上對國際刑事法院「喊打喊殺」的兩黨建制派，白宮的表態較為謹慎。根據路透社報道，一位白宮發言人4月29日表示，「國際刑事法院對此事態沒有法律管轄權，我們不支持它的調查。」到30日，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則提出「兩個反對」，稱白宮反對調查，也反對對於國際刑事法院法官的恐嚇和威脅。
從這種表態來看，拜登當局大概是希望在背後遊說卡恩，而非在媒體上鬧大事情，希望能成功制止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官員發出拘捕令。
而如果「不幸地」卡恩不聽白宮勸告，拜登當局的反對理由將會是一個法律理由－－並不是說以色列沒有犯下戰爭罪行，而是就算以色列有犯下戰爭罪行，國際刑事法院對此也沒有法律管轄權。
尷尬的地方在於，如果同俄烏戰爭的情況合而觀之，這將構成美國政府明確無誤的「雙重標準」。
國際刑事法院對於加沙戰爭的管豁權，源自巴勒斯坦2015年加入了國際刑事法院，因此國際承認的巴勒斯坦領土，包括西岸、東耶路撒冷和加沙，都在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範圍之內。這就是所謂的「領土管轄權」，這意味着就算A國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A國公民在其他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領地上的行為都受到法院管轄。
這正正是國際刑事法院之所以能對於普京發出拘捕令的背後法律邏輯。烏克蘭雖然不是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卻接受法院管轄，於是普京指使在烏克蘭領土上的行為就受到法院管轄。
如果拜登當局否定國際刑事法院對於以軍加沙行為的管轄權，其就不能不否定該法院對於俄軍烏克蘭行為的管轄權。
否定前者而接受後者，將再一次在國際社會上揭示出美國的虛偽。不過，國際政治處於無政府狀態，作為第一強權的美國，大概不必擔心其雙重標準會帶來什麼實質後果。
但凡人總有羞恥之心，此事是非黑白如此明確，美國的高官們在國際舞台上誇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之際，難免多了一份心虛、多了一份慚愧，而他們的觀眾也更難禮貌的掩藏心中的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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