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笑我太瘋癲？從青山醫院開放日到傅柯（Foucault）哲學

青山醫院專門治療精神科病人幾乎無人不知，「入青山啦！」成為香港人世代之間的共同俗語、朋友之間的戲言，但想入「青山」談何容易？服務香港55年的青山醫院於日前開放，令市民有機會一睹青山醫院的廬山真面目。

香港人大多不願談論精神病，偶爾在街上碰見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紛紛避之則吉，唯恐性命安全受威脅。青山醫院希望藉是次開放日「引領市民以精神病患者的角度出發，一同體驗患者從『患病』、接受『治療』到踏上『康復』之路的旅程」，亦希望大眾能夠明白及早識別精神病的重要性，並消除大眾對患者的誤解及歧視，促進社區共融。

不過即便市民能夠在醫學上對精神病有所認識，是否就表示人們理解什麼是精神病？儘管爛佬和潑婦最愛判定誰是正常人，誰是「精神病」、「癲佬」、「弱智」和「白痴」，但這不見得他們明白「精神病」是什麼意思，因為「熟知非真知」。被鬧「精神病」的，未必真的是精神病；反而瘋狂判別人是「正常」抑或「精神病」的，恰恰可能是最嚴重的精神病人。用哲學家黑格爾的表述就是︰精神病存在於那雙把周圍都看成是精神病的眼睛。

法國哲學家傅柯指出，精神病作為醫學的範疇，只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產物。他認為近代的所謂文明社會在建構自身的同時，必然要排斥那些不正常、異質的、擾亂社會秩序的要素——即癲狂。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概括了米歇爾．傅柯（Michel Focault）的觀點，指出傅柯對癲狂等精神病的考察，是將一種醫學現象的東西轉換成一種文明現象。換言之，精神病不僅僅是生物學、心理學和醫學的疾病，更多是一種對人群加以分類的社會功能。精神病的誕生，其實是近代的「發明」。

歷史上的癲狂

傅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指出，精神病只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而不是古以有之。在17世紀以前，人們並不把癲狂當作疾病。眾所周知，詩人從來不為推崇理性的柏拉圖所喜，因為詩人崇尚創意和想像力，貶低理性，甚至有時表現出狂迷。但柏拉圖在對話錄中承認詩人的狂迷是由於受到詩神的感召，而柏拉圖認為神的本質不可能不是理性，所以柏拉圖承認詩人的狂迷是最高級別的理性。由是在古希臘時期，癲狂和理性處於渾然未分的狀態。

在文藝復興時期，癲狂仍然不是理性的對立面，而是智慧和神聖的代表。在著名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Erasmus）的作品《愚人頌》（The Praise of Folly）中，癲狂仍然被視為一種高級理性，亦即諷刺能力。書中的愚人對當時社會上趨炎附勢、阿諛奉承之事極盡百般嘲弄與諷刺。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智慧的名言往往出於瘋人之口，甚至一些人物陷於癲狂後，人們對他們的喜愛不減反增。例如哈姆雷特和李爾王便是絕佳例子。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著名作品《唐吉訶德》，主角唐吉訶德在現代人的眼中，絕對是一名頂級妄想狂。他生於中世紀騎士制度沒落的年代，卻幻想自己是一名騎士，在旅程中，把侍女看成貴婦、把鄉村看成宮殿、把風車看成魔鬼，但無可否認，《唐吉訶德》仍然是很多人所喜愛的角色。

但踏入17世紀，人們對精神病的觀念開始改變，癲狂開始成為理性的對立面。傅柯指出轉變的原因源出於偶然。17世紀中葉，在法國肆虐已久的麻瘋病突然消失，造成原來關押麻瘋病人的病院大量空置，於是法國政府開始利用這些隔離設施關押精神病人。傅柯指出，儘管麻瘋病已經成為過去，但人們仍舊保留了區分、關押異己者的心態與手段，最後應用在那些需要防範、管制和改造的對象身上。18世紀法國大革命後，新政府希望盡快安定民心，維持治安，把癲狂這種行為正式定名為精神病。統治階級一心把癲狂打造成純粹的醫學範疇，從而掩蓋精神病的發明實為社會鎮壓異類的工具，稍後出現的精神病學更是強化和加深人們的偏見，使人們在研究癲狂時，往往不自覺局限於醫學領域。

傅柯總結，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精神病（或者說非理性）不是與理性相對立，而是平行發展，只是到了近代，非理性才成為理性的對立面。理性為了界定自身、確立自身的地位和權力，需要排斥非理性。理性愈把異質的要素排斥出去，自己的輪廓就愈加清晰可見。記得本港音樂人Heyo曾經製作了一首名為〈睇醫生〉的歌曲，歌中有一句歌詞特別發人深省，他唱道︰「你唔將我醜化，咁點顯得你地優雅？」，這句歌詞應該是對傅柯思想最精煉的概括。

誰才是真癲狂？

傅柯在《古典時代癲狂史》中，試圖表明理性具有分類能力，能在社會中區分開正常與不正常、理性與非理性，並把前者確立為常規，後者視為需要監管、禁閉和打壓的對象。但如果傅柯的思想到此為止的話，那他只是重複老生常談的二元對立的腔調。傅柯思想的革命之處在於︰真正的癲狂不是那個被設置為理性對立面的非理性、癲狂，而是那個不斷作出區分的理性本身。傅柯寫作《古典時期癲狂史》旨在抨擊理性將人分為「正常」與「非正常」的暴虐行為。此書一開始即援引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一句話：「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亦即不斷作出分類的瘋狂。

傅柯的思想的激進維度還在於，他把理性與非理性在本質上等同起來。儘管人們認為兩者是不同性質的範疇。傅柯指出，癲狂並不比那個「不斷熱衷於區分正常與不正常的理性本身」更不正常。換言之，在傅柯眼中，如果說癲狂是在普遍理性的社會中出現的產物，那癲狂的確是特殊的、少數的精神病，但普遍理性的社會就是普遍的、多數的精神病。有一個西方的笑話很能夠表達出傅柯的意思，有一個人問：「為什麼是精神病人被關進精神病院，而不是我們﹖」有人答道︰「因為我們的人數比他們多。」有沒有想過，正常人可能只是普遍的瘋子？

無獨有偶，中國也有一個非常類似的故事，在《宋書》中，有一篇名為〈狂泉〉的文章。故事大約是在一個國家內有一口井，國民飲了井水後，無一不發瘋。終於有一天，這個國家只剩下國君一人沒有飲用井水，一眾國民反而認為國君才是真正的瘋子，於是合謀把國君抓住，用盡各種方法，包括針灸、草藥試圖治好國君，國君被折磨得半死不活。最後，國君自覺受不了折磨，決定喝上幾口井水，隨即癲狂起來，終於全國上下都發瘋了。故事的結尾云︰「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意思是全國所有人都發瘋了，因此人人都自認是正常人，大家都滿心歡喜。

記得前幾年，有一套名為《霧地異煞》（The Mist）的電影，其中一個劇情是眾人為了躲避隱藏在大霧中的怪物，紛紛湧進超級市場裡避難。劇中有一個類似神婆的狂熱宗教分子，經常大聲疾呼誰人是不信神、不為神所喜的「異教徒」，誰人又是「聖潔者」。她鼓動人們說，正因為這些「異教徒」的存在，人們才會被怪物獵殺。人們為了性命安全或出於愚昧無知，果真按她的指示去追殺「異教徒」。電影帶出的道理很簡單，無非是那個不斷作出分類的行為，才是最極致的瘋狂，而遵從這套區分邏輯，並自命正常人的人，只不過是多數派的「癲佬」而已。

回到青山開放日。這幾天青山醫院人山人海，人們在面書上瘋狂「打卡」，在「青山醫院，我入院了」的告示牌下興高彩烈地留影。某些人可能暗自歡喜自己是一個正常人，但又可以體驗一下日常生活難以企及的經驗。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Lucretius）曾經說過︰「狂風在起波浪時，站在岸上看別人在苦難中掙扎，是一件愉快的事。」說起這個「爽」，莫過於自己站在安全的位置，與苦難保持距離，對苦難進行想像體驗，但又不是「來真的」。不過在盧克萊修筆下，站在岸邊「食花生」的人們，可能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精神病——集體精神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