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訃聞】中國黑格爾學者張世英離世 追憶他的「萬有相通」哲學
中國黑格爾學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世英剛於9月10日離世，享壽一百歲。本文首先回顧他對法國當代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的影響，檢視巴迪歐對張世英作為「極左翼理論家」的解讀。張教授專研黑格爾哲學，本文下半部分扼要地評析他從黑格爾思想延伸出的思想傾向，是為一套「萬有相通」的哲學。
合二為一或一分為二——巴迪歐眼中的張世英
在當代哲學與左翼理論的研究者眼中，張世英可以說有著特殊地位，因為法國激進左翼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曾經在其「紅色三部曲」中評述了張世英的《黑格爾的哲學》（1972）。巴迪歐與張世英之間的關係雖然被廣泛承認，但對此詳細研究的人並不多，這一來是因為巴迪歐此後很少談到張世英，而且他自己也認為這本對比黑格爾與馬克思的著作還不夠成熟。然而，這次短促的思想接觸事件是「紅色中國」對火紅年代的法國施加影響的其中一個片段，透露了不少當時中法兩邊的內部思想鬥爭狀態、知識份子面貌和自我理解。
巴迪歐的「紅色三部曲」包括了《矛盾理論》（1975）、《論意識形態》（1976）以及張世英《論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法語翻譯版中的注釋和評述（1978）。這三本小書雖然在主題上與今天的哲學或文化理論著作近似，但其內容和行文都有著明顯的「戰鬥性」，巴迪歐完全不以學院甚至學術為目的，而是要從文化大革命的鬥爭過程，以及毛澤東（和文革左翼）的思想中找到可以套用在法國的階級鬥爭範式。因此張世英對他來說就不只是一個哲學學者，而且是一位極左翼理論家。巴迪歐這種解讀其實頗為奇怪，因為張世英在中國的形象和經歷很少與政治或階級鬥爭相連，在文革期間他也沒有活躍表現，長年養治肝炎，也反而很少遭到審查。巴迪歐對張世英感興趣，是因為他認為後者表現了黑格爾辯證法中激進和革命性的內容，即「一分為二」（One divides into Two）。與「一分為二」原則相對的保守內容，就是「合二為一」原則（Two fuses into one）。
一般都稱黑格爾的辯證法由「正題」—「反題」—「合題」（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三個環節組成，放在人類社會的實踐場域中，這就表現為社會矛盾的融合。巴迪歐認為這種辯證法是反動（reactionary）和虛妄的，因為它一方面提出社會矛盾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幻想矛盾的雙方可以達成平衡，這只會造就社會和歷史的停滯。巴迪歐不只分析了這種辯證法的社會保守主義結果，也注意到這個主題在中國以致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論爭中佔了重要位置。巴迪歐認為這種辯證法解讀和斯大林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僵化與非革命態度是相連的，與之相反的是毛澤東的革命和激烈運動性。「合二為一」的原則，在當時被用作調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哲學根據：資本主義方式和社會主義方式（對立的二）在中國（一）融合。相反，「一分為二」的政治後果就是不承認「二」可以再次被圓滿結合，一（中國）被分裂成矛盾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而這種矛盾的關係是不平衡的，必定有一方會在運動過程中取代另一方；雙方的成敗並不是取決於先驗概念的正當性，而是取決於現實鬥爭過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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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歐會欣賞張世英，便是因為後者在1972年的著作中重點講述了黑格爾辯證法有著「一分為二」原則這個合理內核——巴迪歐簡直是將張世英看成毛澤東政治思想在哲學上的辯護人。漢學家和文革批評者常常指責巴迪歐對紅色中國和毛澤東抱有幻想，他對張世英的這種理解可以說是其中一例。1964年，中國曾經發生辯證法「合二為一」與「一分為二」兩種解讀之間的論爭，艾恒武與林青山在楊獻珍的啟發下寫了「合二為一」的哲學見解，文章被張世英批示過，因為他並不完全反對「合二為一」，反而認為有學術價值。後來康生將哲學論爭提升為政治鬥爭甚至是權鬥，艾恒武、楊獻珍與張世英等相關學者才意識到「合二為一」原則的政治引伸。在這個背景下，才有1972年張世英的「一分為二」解讀——換句話說，張世英並不是一個自發參與政治—社會鬥爭的知識份子，而巴迪歐對張世英其實過度解讀，將自己的毛派主張投射了在他身上。
研究事業的前後期
在張世英的自述或者後輩學者對他的回憶中，他的哲學事業都被分成文革前與文革後兩個階段，這個分野從他的著作題名中已經昭然若揭。在文革前，張世英已經是國內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黑格爾研究者，連林彪也是他的讀者：1956年的《論黑格爾的哲學》、1959年的《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和1962年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述評》為其前期代表作；在文革後，張世英依然繼續其黑格爾研究，出版了《論黑格爾的精神哲學》（1986），但這段時期的他更為著重在哲學創新工作，寫成了《進入澄明之境：哲學的新方向》（1999）和頗為熱門的《哲學導論》（2002）。
雖然張世英可以如此區分成前後兩期，但他的主張轉變其實不大，他對黑格爾的理解也並沒有發生「從革命到保守」的過渡，因為他一直關注的就是對立統一問題（這再次說明巴迪歐捉錯用神）。雖然張世英曾經間接被捲進「合二為一」與「一分為二」的論爭中，但他其實並沒有明顯的立場傾向。如果我們理解他前後期的哲學工作，便會看到「合二為一還是一分為二」這種問題對他來說是不合理的，因為「合二為一」與「一分為二」本身也是一組對立統一，而這個視野是比「合二為一」或「一分為二」的片面立場更接近黑格爾本人的主張。
張世英晚年哲學可以說是「萬有相通」哲學，其中有兩個觀點，一就是黑格爾式的同一—分裂—統一史觀。他認為西方哲學已經經歷了這個過程，由古代主客體同一不分，到近代主體性被分裂獨立出來，去到現代主客體再次融和。這個觀點框架本身是由黑格爾所提出的，張世英的重要貢獻在於添加了現代哲學（特別是海德格）以及中國哲學的角度。第一個階段的哲學有著泛神論色彩：客觀的東西也有著主觀性的規定，例如石頭也被看成有靈魂；到了第二個階段，主體性與客體性的規定就相互分離了，例如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與思想的實定對象分裂成兩個環節。在第三個階段，哲學就要重新將主體和客體連接起來。張世英認為這種同一—分裂—統一的圓環過程是重要的，因為停留在原初同一裡的哲學和文明會有重大缺憾：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表達的就是原初同一觀念，一直沒有發生主客體分裂，也因而沒有科學和民主。張世英認為中國當代處於分裂的狀態中，比古代要進步很多，但也造成人類中心主義和客觀秩序不穩的危機，因而需要導向一個萬物融合，新的、更高級的天人合一狀態中。
張世英的第二個觀點更為有趣，而且擺脫了黑格爾色彩，更貼近當代哲學（尼采之後）的問題意識。哲學的目的固然在於「超越」，張世英認為西方哲學史到黑格爾為止，都是在解決特殊者與普遍性之間的對立統一問題，讓特殊者超越自身，與普遍性連接。德國古典哲學將思維和存在、邏輯與世界統一的主張便是一個原創而成功的嘗試，張世英對此無比肯定，但他並不認為只有辯證法能夠實現超越，因為事物的連接方法是很多樣的。張世英在《哲學導論》中稱古典哲學的模式為縱向超越，同時提出另一種「橫向超越」：主體—特殊者不只是要超越到客體和普遍者，也需要超越到其他主體和其他特殊者中，也就是說，張世英將特殊者與特殊者的關係也提升到哲學之內。固然，張世英的論述有明顯的去歷史與去政治傾向，但他的「橫向超越」做法就使得他更接近當代哲學，例如尼采、柏格森和德勒茲，他們也同樣將想像力和體驗當成方法，嘗試為理性主義牢籠所局限的現代社會尋找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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