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倫・帕克電影中的二十世紀 我們是否還有推倒高牆的力量？
我一輩子都在打拳，為作品而戰。每個和我合作過的人都知道，我為我們的權利而戰，以我們想要的方式來製作我們的電影。——亞倫・帕克
7月31日，英國導演亞倫・帕克（Alan Parker）因病去世，享年76歲。儘管近年疾病纏身，自《大衛・戈爾的一生》（The Life of David Gale，2003）之後再無新作，但帕克在電影史上依然擁有著燦爛無比的輝煌成績。1978年，創作生涯的第二部電影《午夜列車》（Midnight Express，1978），即令帕克獲得首個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成為當時備受矚目的青年電影人；1985年，他憑藉《鳥人》（Birdy，1984）獲得康城評審團大獎⋯⋯回顧帕克的一生，他的電影共奪得了10個奧斯卡和19個英國電影學院獎。他曾是英國電影協會主席，也是法國藝術和文學獎獲得者；1995年帕克獲得大英帝國勳章，2002年獲封騎士勳章，2013年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終身成就獎。
1944年出生於工人階級家庭的帕克，由廣告文案（copywriter）進入商業電影領域。他繼承了英國現實批判主義的創作風格，多元的主題——控訴戰爭、批判暴力、反抗等級、高歌自由等——令帕克的電影如同一場狂暴的颶風，在影像中濃縮了喧囂的二十世紀；亦或說，他電影中一幀幀的畫面本身就構成了那個時代一塊重要的拼圖。
戰爭創傷與撐不起的「父之名」
戰爭所帶來的精神創傷，構成了帕克電影鮮明的「反戰」主題。音樂電影《平克・弗洛伊德：迷牆》（Pink Floyd – The Wall）在影史上獨樹一幟，是「二戰」後一代精神創傷的紀念之作；《鳥人》（Birdy）揭露了越戰帶來的心靈創傷，控訴戰爭對人的理想的扼殺。二十世紀正正被哲學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稱作「全面戰爭的世紀」。
在《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中，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為家庭結構的形成提供了神話學基礎：原初父親享有一切女人，某日，兒子們群起反抗，殺害父親並分食其血肉，卻發現死去的父親引起了兒子們內心巨大的罪惡感，比活著的時候具有更強大的力量；從前父親不允許他們做的事情，現在兒子們自己加以禁止，完成了對父親的認同。這也由此展開了人類道德與文化的傳統。拉岡（Jacques Lacan）則將其置於語言關係之中，強調鏡像階段母子關係與伊底帕斯期中父親功能的角色。在詮釋了伊底帕斯三階段之後，拉岡確立了父系家庭結構所賦予的「父親功能」，即他日後所稱的「父之名」。簡而言之，「父之名」的本質就是父親的「不」，是通過話語宣講出來的象徵性的禁止，意指一種權力、一種功能、一種命令或律令，一種社會的象徵法則和象徵秩序。
然而，戰爭帶來的權威失落、原有秩序崩解等，無不呼應著「上帝已死」這個最大的「父之名」的衰落。《迷牆》中被二戰奪去了父親的平克（Pink）的一生，所揭示的正是這一時代脈絡。失去父親的小平克穿起父親的軍裝，在鏡中意識到父親已死並完成對父親的認同。父親角色的缺席使他尋求著母親的保護，對母親有著深深的依戀。此時，父親雖不在場，但父法卻並未因為父親的死亡而消失。當小平克發現母親與醫生或其他男性的關係時，他意識到自己並非母親真正的慾望對象，這種受挫令他焦慮不已。「父之名」雖在平克身上依然有效，但卻在他這一代失落。平克在與女性的關係中始終是卑微的、受挫的，他散發著一股死亡的驅力，而非「應有」的、結構出秩序的「父之名」：無論是花朵所象征的兩性關係，還是在妻子面前卑微尋求愛的溫存，透出的羸弱、恐懼不言而喻，最終唯有暴力成為其內心憤懣的出口。
教育工業化與自反式的抗爭
我目睹著同輩中最優秀的人才被瘋狂毀滅，饑腸轆轆赤身裸體歇斯底里，拖著疲憊的身子黎明時分黃國黑人街區，尋求通快地注射一針，天使般頭腦的嬉皮士們，渴望在機械般的黑夜中，同星光閃爍般的發電機發生古老的神聖聯繫。——《嚎叫》金斯堡
除了精神創傷，文化上，二戰後一代迷惘頹廢，渴望逃避。他們反對既有的規章制度，反對政治和僵化的教育體制，否定公認的文化道德和價值觀念，反抗使人壓抑的社會和文化，鄙視中產階級生活的文化怯懦與情感愚鈍，嚮往無拘無束的自我表現和自我表達。及至六十年代後，黑人民權運動和越南戰爭，更加劇了人民的失望與不信任。《迷牆》中學生端坐於流水線，依次墜入絞肉機成為無差別、分不清你我肉餡，以至暴烈地反抗⋯⋯無不令人憶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風起雲湧的全球學生運動。
1967年，西德學生在「社會主義學生聯盟」領導下掀起學潮。1968年4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發起不滿校方管理的學潮。在此影響和中國「文革」的極左思潮衝擊下，法國大學生渴望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於是，六十年代後期學生運動最終在1968年5月的法國達到頂峰。運動的爆發，也揭開了1968年「五月風暴」和整個全球左翼運動的序幕。而這次學生運動最直接的原因，當然包括對僵化的教育體制和社會現狀的不滿：大學人數激增，但教學與生活設施卻相對落後，教育行政部門因循守舊，使學生無法施展才華，失業等現實令其失去希望和信心。
未完的五月風暴：在巴黎之外，在1968年之後｜克里斯汀・羅斯
《迷牆》中青年學生的鬥爭之火，正因此被點燃。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揭示的反抗，是一種自反式、悖論式的反抗。通常認為，「牆」的意象徵了物質、精神上的束縛與阻隔。當平克・弗洛伊德樂隊唱起「外面有人嗎？／外面有人嗎……」，表達都是逃離現狀、追尋外部世界的渴望，即要將「牆」推翻的意志。但從《牆上的另一塊磚》（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t.2）的歌詞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將牆摧毀的意願，是既是對僵化的教育體制和工業生產的反叛，對自由的追求，但其代價亦是對自身的不滿與摧毀。
「我們不需要被教育／我們不需要思想控制／教室裏不要有黑色嘲諷……總之你只不過是牆上的另一塊磚⋯⋯」
反叛的青年們清地意識到，自己被工業化的教育體制和社會塑造成牆上的、一塊毫無差別的磚，「牆」的阻礙本身就建立在其自身之上，它既是區隔了內外的客觀意象，而其自身又是鑄造了這道牆的一部分。
許多評論者將《迷牆》與1989年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的歷史事件相關聯，認為儘管柏林牆倒塌是一次自由、民主的勝利，但亦是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時刻：不僅意味著共產主義陣營的瓦解，同時標誌著全球反抗者的失敗。但《迷牆》的「自反性」似乎將這一「諷刺時刻」變得可以理解：反抗的勝利，正意味著自身的毀滅。因為我們本身就是這牆上的一塊磚，是我們所反抗之對象的「失敗」產物，所以必須一齊摧毀。於是，在殘忍的現實面前，青年們成為嬉皮士，躲進性、毒品與迷幻搖滾之中，宣洩憤懣，夢想自由和解放。
反種族運動與失敗
二十世紀的另一幅圖景是反種族主義。一戰期間，大量黑人湧向美國北部城市。3K 黨等種族主義暴行猖獗，黑人聚居區生活日益惡化。二戰後，種族迫害更加嚴重。50年代開始，一場大規模的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大規模有組織的民權運動由此展開，並在六十年代達到高潮。作為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與麥爾坎・X（Malcolm X）為運動提供了兩條不同的路徑，成為黑人反種族隔離、爭取平等自由的鬥爭策略，但最終兩人分別被刺殺。
帕克取材自真實案件的《烈血大風暴》（Mississippi Burning），堪稱社會紀實片的佳作。帕克以冷靜的筆觸剖析了種族歧視的罪惡之源。影片上映之初，許多影評人認為這就是一個白人拯救被 3K 黨殘害的黑人的故事，甚至被視為一部彰顯白人種族主義的老套影片。但實際上，帕克通過批判白人對黑人受到傷害所呈現出的漠然態度，表現警官安德森對黑人少年的關愛，著力呈現的是不同種族之間的情誼，以及對不同種族之間界限的淡化，這種鮮明的對比使影片傳遞出一種突破種族壁壘的希冀。
可惜的是，批判種族主義的帕克，在三十多年之後，似乎並沒有看到種族歧視好轉。開始於2013年，並在2016年備受矚目的 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今年因黑人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員壓喉致死再次掀起全球波瀾。帕克電影中密西西比黑人的慘況，經由興起於二十世紀的電視媒介被傳播，而如今，BLM 從社交媒體發展成了全球運動。
延伸閱讀——法農：黑人於性慾、性對象取向和種族身份 都植根著困惑與自卑
儘管二十世紀是一個飽受挫敗的時代——戰爭摧殘、左翼運動失敗、民權領袖被刺殺等等，但歷經創傷的鳥人最終被朋友 Al 喚醒，衝破牢籠，永遠追尋著飛翔般的自由；平克・弗洛伊德的吶喊依稀在耳⋯⋯只是，現在的我們是否還有「推牆」的力量？用影像再現了一整個二十世紀的亞倫・帕克離開了，但我們彷彿依然活在「迷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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