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農：黑人於性慾、性對象取向和種族身份 都植根著困惑與自卑
美國的疫情毫無減緩跡象，但無阻群眾繼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示威運動。這場運動讓人想起從前有一位美國人，他本來大可以戴著白色面具去過舒適的中產生活，掩蓋自己的黑色皮膚，但他沒有這樣做。
這個敏感的靈魂名叫法農（Frantz Fanon），他選擇成為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事業，是理解和推翻仍然壓迫著黑人的殖民體制。
夾著在加勒比海與大西洋之間的小安地列斯群島是中美洲的旅遊勝地和重要港口，島上保留大量殖民風格建築，西南兩方都有水清沙幼的海灘。位於群島中間的馬丁尼克島（Martinique）是法國的海外大區，高更在1887年短暫居住此島時繪下了11幅名作；對今天的旅客來說，馬丁尼克島簽證簡便、歐元與美元都流通，人們對它的最大不滿只是飛機航班不夠便利。
然而，這幅歐洲文明、島民樸素生活與加勒比海景色的結合不是馬丁尼克的全貌，而只是一個當代遊客的消費圖式──這裡還是17世紀英荷殖民者戰場與海盜竄出之地；群島落入歐洲人統治時，原住民被販賣成為契約勞工、大量非洲人被拐帶到此成為咖啡與蔗糖農莊的奴隸；在幾百年殖民和奴隸起義的殘酷歷史之外，還有火山爆發、地震、颶風等自然災害。踏入20世紀初，那種旅遊消費的圖式固然還沒形成，而殘暴鎮壓黑人的殖民者形象也已經在消解之中。但這種肉體暴力的消解並不意味著黑人解放和自主，而只反映白人的意識形態統治已經建立起來。
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在1925年生於馬丁尼克島，與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麥爾坎・X（Malcolm X）、剛果民主共和國國父盧蒙巴（Patrice Lumumba）同歲。法農的家庭屬於中產階級，他自小就上最好的學校，接受正統的法語與文學教育，會跳由拉丁舞與法國社交舞結合而成的比根舞（Beguine，在當地方言歸融語中原意是白人女性）；他從小承認自己是法國人，為此參軍遠渡北非，投入戴高樂領導的反法西斯戰爭。二戰之後，法農在里昂大學學習哲學與心理治療，畢業後成為了執業心理治療師。
與同時代的美國相比，馬丁尼克島和法國本土的種族歧視似乎相對較輕，跨種族婚姻頗為普遍，黑人要進入上流社會也非不可能──在這個社會背景下，法農完全可以成為有教養的精英和優良的法蘭西知識份子。假如法農不是一個敏感的靈魂，假如他主動遺忘白人對他的側目眼光，或者忽視從小就察覺到的身份不和諧，那麼他大可以穩固地戴著白色面具去過舒適的中產生活，彷彿可以掩蓋自己的黑色皮膚。但是，法農的故事不是小人物發奮圖強的成功學個案，他艱辛鬥爭不是為了進入殖民體制──法農是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事業是理解和推翻殖民體制。
法農作為偉大思想家的起點，就在於他無法忘卻種族差異和忽略自己半意識到的種族自卑感。與殖民時代不一樣，有色人種不再需要被暴力鎮壓，因為他們已經壓抑了自己的黑人和被壓抑者身份，而對白人和殖民者的一切都迷戀崇拜：文化上承認歐陸傳統、語言上講法語而嫌棄本土方言，連性慾都被主宰。法農曾經寫到：「當我那焦躁的雙手愛撫著白人女性的乳房時，它們抓著了白人文明和尊嚴，使它們變成我自己的」。這種對白人的過剩迷戀並不只發生在法農一人身上，麥爾坎・X 也曾經長期與白人女性鬼混，因為認為她們比自己的同族女性高等；黑豹黨的早期領袖克萊弗（Eldridge Cleaver）在年輕時也出於反叛心態強暴過白人女性；絕大部份黑人男女都以與白人異性結婚為榮。
這種性慾、性對象取向和種族身份的困惑和自卑所反映的，已經不是個人心理狀況，而是說明黑人主體性如何在白人統治之下被壓制，以致他們在心靈的每一個層面上都否定自己。法農的理論貢獻正在於引介心理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來揭示殖民主義在社會和經濟壓抑之外如何腐蝕個人心理和文化背景，這一方面為後殖民理論和民族解放實踐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政策方向，另一方面則動搖了心理學和社會學一直自詡的去歷史和實證主義色彩。
但法農不只是一位深刻分析有色人種心理狀況的學者，他也不是感傷柔弱的作家。他並非只是抒發一下困惑的心情，也沒有停留在表述黑人性格和殖民主義之間的矛盾關係。雖然因為法農的早逝，他留下的著作不多，但他一直保持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嚴謹性，以及理論和判斷的反帝國主義和泛非民族主義立場；在理論之外，他還是激進忠誠的革命家，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時辭退了法屬醫院中的高薪厚職，加入民族解放陣線與反殖民主義者合作，為他們提供心理援助和治療。
最少在表象上，法農所處的時代與今天已經不一樣──起碼，由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和殖民者的直接鎮壓所構成的圖景已不復見於大眾眼中。但這些現象的形成讓我們無法輕易表示種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統治已經過去：黑人文化已經成為全球流行文化的重要元素，但帝國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鬥爭背景完全被抹除掉；不少曾經激烈反對白人統治，並反過來高舉黑人至上的組織，諷刺地成為士紳上流階層；歐美文明雖然以多元文化主義的口號下承認其他民族的獨特性，但前者的領導地位和拜物教地位仍然非常穩固；法農時代的知識份子有著深厚的國際主義視野和團結精神，但學院在今天營運更穩定時，卻失去了理論生產和政治參與的能力⋯⋯正是因為兩個時代的諸多差異，我們更需要重新閱讀法農的思想、研究以及革命活動，以理解我們自己今天的徵狀。
對於殖民與種族問題，對比當今流行的「封殺文化」（cancel culture）有何不足──J. K. 羅琳、《亂世佳人》為何被封殺？封殺文化與身份政治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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